东汉建立之前，盘踞在今北京地区的势力曾通过“京郑路”等道路给予刘秀以很大支持。如更始二年(24年)刘秀从蓟城南逃冀州后，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被部将说服，相约支持刘秀。两郡共同发兵，组成联军，沿“京郑路”逆王郎大军南下。两郡联军连战连捷，先后攻克“涿郡、中山、巨鹿、清河、河间凡二十二县”，最后在阿(今河北省隆尧县东)与刘秀会合。隆尧在石家庄以南，正在“京郑路”上。消灭王郎后，刘秀又派部将吴汉和上谷太守耿况之子耿弇北返幽州征兵，准备进攻更始政权。二人共征发幽州10郡兵马南下，使刘秀势力大为增强。
东汉初，由于曾支持刘秀建立政权的渔阳太守彭宠反汉，致使今北京地区与东汉首都洛阳之间的军事行动再度频繁起来。建武二年(26年)二月，彭宠军南下围攻蓟城。此时，因中原未平，刘秀无力分兵北上，直到是年秋才遣一支偏军来救蓟城之危。但在潞水(今潮白河)之南，东汉援军被彭宠击败。东汉幽州牧朱浮守城数月，等不到援兵，最后坚持不住，只好突围。当其南逃至良乡(今北京房山区窦店)时，部属倒戈，朱浮只得只身奔归京师洛阳。建武四年(28年)四月，刘秀终于腾出手来得以北顾，立即派遣大军北上。汉军先在涿郡攻灭在彭宠之后反叛的涿郡太守张丰，随后兵分3路以拒彭宠：一支驻涿郡，一支屯良乡，一支屯阳乡(今河北省涿县长安城)。最终，双方在潞县(今北京市通州区东)激战，就在两军相持不下的时候，彭宠被家奴杀死，余众投降。幽蓟战事终以东汉政府的胜利而告结束。
东汉末年，“京郑路”上的军事行动重又活跃起来。如汉献帝被董卓自洛阳挟持到长安后，幽州牧刘虞曾遣使从蓟城到长安朝谒。汉献帝密遣刘虞之子刘和回幽州，请刘虞发兵迎己回洛阳。但刘和行至南阳时，被盘踞在这里的袁术所拘。袁术诡称愿与幽州兵马共同赴长安救驾，实欲吞并幽州兵马。他逼刘和寄书其父，刘虞不知是计，遣数千骑沿“京郑路”南下前往南阳。同驻蓟城的奋武将军公孙瓒也遣从弟公孙越率领千余骑赴南阳。后来刘和从南阳逃出，奔幽州，但半途又被冀州袁绍截住。公孙越则在随从袁术部将孙坚与袁绍军作战时阵亡。公孙瓒得报举兵南下，与袁绍战于界桥南20里，大败而回。不久，公孙瓒再发兵与袁绍战于龙凑，又大败。
频繁的军事活动，既会对“京郑路”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同时也会促使这条沟通幽蓟与洛阳的重要道路的新的发展。
(二)“京开路”的成型
东汉时，“京郑路”东面从幽蓟南下中原通到今河南省开封市的道路——“京开路”已经成型。更始二年(24年)，刘秀南逃冀州时走的就是这条道路。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起义军也曾走过这条道路。
“京开路”不是东汉时才开拓出来的，其北段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开辟出来了。公元前663年齐桓公伐山戎救燕就曾走过这条路的北段。而南段据估计至晚在秦朝也已经存在了。
秦末陈胜、吴广等900戍卒被发往渔阳戍守，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州东南刘家集)因遇连雨天气无法赶路，耽误了行程。按照严酷的秦律，不能按期到达要被处死，于是众人在陈胜、吴广的领导下揭竿而起，举行了反秦起义。大泽乡在开封东南，据此估计，陈胜、吴广等900戍卒将从大泽乡赴开封，再走“京开路”北上渔阳。
“京开路”的成型，进一步加强了今北京地区与中原的交通往来。
(三)水路交通的初步发展
东汉时，今北京地区军事活动频繁，且蓟城又是东汉政府向北方用兵的军事重镇之一，军需运输繁重，由此带动水道漕运事业的兴盛。
东汉初年，王霸任上谷太守，为了减省陆路挽输之劳，曾利用温水自蓟城向军都、居庸等地漕运军粮。《后汉书·王霸传》引唐章怀太子李贤注称：“《水经注》曰，温余水出上谷居庸关东，又东过军都县南，又东过蓟县北。益通以运漕也。”据此可知，温水即今北京城北的温榆河。但也有学者认为，当时东汉政府正用兵伐北(今河北省西北部)，所以理应自幽州向西北漕运军需，故温水当为湿水(今永定河)之讹。但不管哪种说法，今北京地区至迟在东汉初年就已有利用水道漕运的史实应是确凿无疑的。
东汉末年，乌桓首领蹋顿乘中原动乱之机，率辽西、辽东、右北平3郡乌桓进犯幽州。
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为解决征讨辽西三郡乌桓的军粮运输问题，于泉州(今天津市)凿渠，“自呼沱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呼沱河即今滹沱河。泒水上游即今沙河，位于呼沱河之北。曹操凿平虏渠，沟通呼沱河与泒水两条河道，使之南北相通。泃河今仍称旧名，其下游为蓟运河。东汉时鲍丘水(今潮河)的下游水道偏东，泃河南入鲍丘水。潞河即沽水(今白河)与温水(亦称温余水，今温榆河)汇合之后的下游水道，又称笥沟，即今北运河的前身。曹操凿泉州渠的目的在于沟通泃河和泒水，因为泒水下游和潞河是相通的。曹操平定河北，自领冀州牧，镇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城北即是漳水(今漳河)。平虏渠、泉州渠凿成后，曹军槽船即可自邺城由漳水入呼沱河，再由呼沱河入泒水、潞河，然后又由潞河再入泃河、鲍丘水，直达蓟城东南地区。
由于平虏渠、泉州渠只能将槽粮运抵蓟城东南，于是同年曹操又开凿西接鲍丘水、泃河，东会濡水(今滦河)的辽西新河。
曹操凿通的平虏渠、泉州渠及辽西新河，对北京地区水路交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四)其他道路的发展
东汉时，由于军事活动的频繁，“京张路”也得到进一步的开拓。如刘秀出蓟城南奔的时候，忠于刘秀的耿弇则从蓟城走“京张路”返回上谷，劝其父耿况依附刘秀。之后，上谷郡功曹寇恂又走“京张路”赴渔阳，与渔阳太守彭宠约定共同出兵帮助刘秀，并在西返途中经过昌平时袭杀王郎使者。建武二年(26年)，彭宠叛汉遣兵从渔阳南下围攻幽州牧朱浮于蓟城时，还“分兵徇广阳、上谷、右北平”，同时遣使出境，联络匈奴。建武四年(28年)，匈奴遣兵2000余骑走“京张路”南下支援彭宠，在途经军都县(治今北京昌平区南)时被上谷兵截杀，败回。建武十年(34年)，光武帝“诏(王)霸与渔阳太守陈将兵为诸军锋”，走“京张路”随同吴汉出击卢芳，并破匈奴左南将军援兵，一直追击出塞，获胜而回。
匈奴族衰落下去以后，鲜卑族又在今东北、内蒙古地区兴起，“京张路”成为鲜卑族南下侵扰东汉幽蓟地区的主要路线。如永初五年(111年)，鲜卑侵入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和居庸关。安帝建光元年(121年)，鲜卑又寇居庸关。另外，鲜卑还利用“京渝路”、“京承路”侵扰幽蓟地区或通过此地赴东汉都城洛阳交通往来。如永元十三年(101年)，辽东鲜卑侵入右北平、渔阳，渔阳太守发郡兵击破之。殇帝延平元年(106年)，“鲜卑复寇渔阳”，渔阳太守张显率数百人出塞追击，遇伏而死。安帝永初元年(107年)，“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复与东汉通好。
东汉时，“京渝路”、“京承路”还因辽西、辽东、右北平3郡乌桓与内地联系的加强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建武二十五年(49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922人率众内附，“诣阙朝贡，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貂皮”。他们先到蓟城，再南下洛阳。东汉末年，袁绍死后，袁氏集团内部纷争不已。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乘机发动进攻，袁氏部属纷纷倒戈，袁绍之子袁尚、袁熙力不能敌，从故安(治今河北省定兴县西)逃往辽西，投奔乌桓。同年四月，附于袁氏的三郡乌桓西出进攻渔阳犷平(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八月，曹操发兵北上，渡潞河(今潮白河)，救犷平，三郡乌桓闻风从古北口奔走出塞。建安十二年(207年)五月，曹操发兵北击乌桓(蹋顿部)，其军曾途经今北京地区，在今北京市通州区东白庙村的白庙渡口渡过潮白河，然后东向，“上徐无山(今河北遵化)，出卢龙(今河北卢龙)，历平岗(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南)，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余里”。曹军走的是蓟城通往辽西、辽东的北道，即“京榆路”北面的“京喜路”。八月，曹军大破乌桓，袁尚、袁熙败走辽东。
东汉末年，随着东汉政府统治的逐渐瓦解，今北京地区的战事也越来越频繁，各种势力相互攻伐、此起彼伏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勾勒出当时幽蓟地区交通发展的情况。如中平四年(187年)，渔阳人张纯、张举联合乌桓大人丘力居起兵反汉，攻下蓟城，并南下青州、冀州，攻破清河、平原等地，后来在石门被公孙瓒击败，逃至塞外。随后，幽州牧刘虞又与同驻蓟城的奋武将军公孙瓒相忤。公孙瓒在蓟城东南筑一小城自守，刘虞发兵10万围攻小城，但所部不惯征战，反被公孙瓒所领数百精兵打败。随后公孙瓒将刘虞逐出蓟城，并一直追到居庸县(今北京市昌平区境内)，执刘虞而还，将其斩于蓟市。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原刘虞旧属渔阳人鲜于辅等起兵南下，在潞县(今北京市通州区东)大败公孙瓒部属渔阳太守邹丹。随后，鲜于辅联合袁绍军及乌桓、鲜卑骑兵共同攻公孙瓒，大败其军于鲍丘水(今潮白河)。公孙瓒退保易京城(今河北省雄县西北)，最终被袁绍攻破，从此袁绍占据幽州。
(五)马车的系驾方式的改进
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方式随着车形制的变化，经历了3个主要发展阶段，即秦以前的轭靷系驾法、汉到宋的胸带系驾法、元以后的鞍套系驾法。
轭靷系驾法适用于单辕车，其法为，车辕前端置一衡，衡与辕呈“十”字相连，衡之左右各缚一“人”字形轭，轭加于驾车的两服马之颈上，再用一革带——“鞅”将其固定以防脱落。两轭的内侧下端各系一条挽绳——靷，靷的后端固定在车轴上。这种以轭驾车、用靷拉拽的系驾方式，就称为“轭靷系驾法”。如果两边再加两骖马，用4马驾车，则在骖马颈上套一绳——“靳”，靳的后端固定在车舆底部，以帮助服马拉拽车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