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轭靷系驾法”，一是使马的力量能够集中使用，减少了无谓的分力；二是将轭加于服马颈上，使承力点在其肩胛两侧，这样不会压迫马的气管，当马快速奔跑时其呼吸并不会受到影响。而同一时期地中海地区的马车采用的是“颈带系驾法”，即不使用轭，而是将图110东汉单马驾双辕轺车示意图马颈用绳子直接缚在车衡上，这样使马颈下部直接受力，当其奔跑起来后速度越快，气管就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严重影响呼吸，大大影响了其力量的正常发挥。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不但具有卓越的造车技术，而且还创造了合理的系驾方式，从而使车舆的性能较同时期的西方古车优越许多。
两汉时，随着双辕车的出现，单马驾车(见图110)产生，而新的系驾方式——胸带系驾法也应运而生。这种新式系驾方式为：将原先系一服马的单靷绳变为双靷绳，两靷绳的前端不再系在轭的下端，而是与绕在马胸前的一条宽宽的革带——“当胸”相连。这样的改动，使马胸成为拽车的承力点，而轭则单纯起支撑车衡与车辕的作用。
胸带系驾法较之轭靷系驾法既简单也更科学，它将支撑点与受力点分开，使马体局部受力相应减轻，更有利于马的力量的发挥。这种系驾方式是中国古代系驾技术的一大进步，在当时世界是最为先进的。西方出现这种系驾法比中国整整晚了1000年，即到公元8世纪时才开始应用。而这个时候，中国古车的系驾方式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始向更为先进的“鞍套系驾法”过渡了。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京的交通
魏晋南北朝时，今北京地区的军事活动更加频繁。虽然战乱年代必然会导致道路的失修，但出于军事目的抢修肯定会时常进行的。另外，由于蓟城政治、军事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以及北魏时又有皇帝临幸此地，所以必然带动相关道路的新的发展。
(一)蓟城交通枢纽作用及政治地位的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蓟城的交通枢纽作用十分突出。如曹魏时曾对辽东多次用兵，蓟城不仅是这些军事行动的出师之地和事平之后的劳军之所，而且至迟在齐王曹芳正始(240-248年)时，征北将军的治所也迁至这里，蓟城遂上升为曹魏时期北方的军事指挥中心。
西晋时，蓟城得到发展。据考证，西晋蓟城在今北京城西南羊坊店、会城门村以东一带，城内有燕王宫，还有数条交叉的宽阔大道。
至十六国时，蓟城更上升为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政权的都城。以后，到了后燕政权统治时期，蓟城由于处于鲜卑慕容部的祖居地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和都城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之间，因而成为当时最重要的5个战略据点和政治中心城市(中山、邺、蓟、龙城、晋阳)之一。
(二)各主要道路的新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京喜路”和“京承路”不仅得到新开拓，而且往来十分繁忙，因为它们是从蓟城通到当时辽东一带进入中原必经的交通要冲——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的主要道路。
当时的“京喜路”，从蓟城向东，经徐无(今河北省遵化市)、卢龙(今河北省卢龙县)，到卢龙塞(今喜峰口)。出卢龙塞向北，先到凡城(今河北省平泉县)，再经右北平郡治平冈(今辽宁省凌源西南)，最后到达龙城。这条道路是从蓟城通到龙城的南线。北线即先走“京承路”，到达今承德市后转向东北，沿燕山北麓前行，经平冈，最后到达龙城。
南北朝时，尤其是北魏统治时期，由于东北地区与今北京地区商业贸易往来的频繁，“京承路”古北口内外已是贸易通途。如北魏献文帝时，契丹别部悉万丹等部各以名马文皮入贡，交市于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和密云(今河北丰宁和北京密云东北一带)之间，并且贡献不绝。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蓟城通到龙城的交通往来频繁始于前燕政权统治时。前燕政权是由兴起于辽河流域的鲜卑族慕容部建立的，都城建在龙城。公元340年十月，前燕王鲜卑慕容皝率军2万精骑突袭今北京地区，当时这里为后赵的势力范围。前燕军走的即是北线，从古北口进入今北京地界后继续向西南，到蠮螉关(今居庸关)再转南，直奔蓟城，后赵蓟城守军不敢出战。随后，前燕军继续南下，“掠徙幽、冀三万余户”，后沿原路退回。公元350年，前燕击败继后赵而立的冉魏政权，占领蓟城。在此后的二三年中，前燕王慕容儁频繁往来于龙城和蓟城之间。慕容儁往返于蓟城、龙城之间所走的道路主要是南线，也即当年曹操北伐乌桓蹋顿的路线。为了扼守这条通往内地的重要道路，慕容儁曾“徙广宁、上谷人于徐无，代郡人于凡城”。公元352年五月前燕灭亡冉魏，将冉魏君主冉闵从其都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经蓟城押送到龙城处死。公元352年十一月，慕容儁称帝，正式定蓟城为国都，并从龙城“稍徙军中文武兵民家属于蓟”，次年正式迁都蓟城。到前秦、后燕、北魏时，“京喜路”依旧活动频繁。如公元380年，前秦幽州刺史苻洛在和龙(即龙城)起兵反叛，其军经今北京地区一直到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公元397年三月，北魏进攻后燕都城中山，后燕王慕容宝弃城北走，先到蓟城，随后逃往龙城。
魏晋南北朝时期，“京张路”得到新的开拓得益于鲜卑族在北方的崛起，以及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建立北魏政权。北魏前期，其皇帝曾数度经此路巡幸今北京地区。如明元帝泰常七年(422年)九月“东幸幽州”。太武帝始光四年(427年)正月“行幸幽州”，后来又于太延三年(437年)二月再“行幸幽州”，之后“还幸上谷(治居庸，时属恒州)，遂至代”。他们所走的道路即从平城出发，沿今桑乾河北岸东行，经上谷郡之沮阳(今河北省怀来县)，再沿今永定河北岸插向东南，最后到达幽州治所蓟城。这条路当时称“上谷路”。
文帝兴安二年(453年)以后，鉴于北魏的强大，东北地方各国开始向其朝贡。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各国前往平城多是走龙城、经平冈、过密云(今河北丰宁和北京密云东北一带)、至沮阳，然后沿桑乾河一直西行到达平城。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崎岖险峻的道路，即自龙城西行，经密云向北，走今张家口市附近，再折向西南，经今山西天镇县、阳高县，最终抵达平城。这两条道路均经过今北京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京榆路”上的军事行动较之前代大为增多。如曹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割据辽东的公孙渊叛魏，明帝诏幽州刺史毋丘俭率军从蓟城出发讨伐，次年又派太尉司马懿率4万大军与幽州兵会合，渡辽水，破辽东。辽东平定后，明帝“遣使者劳军于蓟”。齐王曹芳正始中，曹魏又派大军进攻辽东的高句丽政权。正始三年(242年)，高句丽“寇西安平”。五年(244年)，幽州刺史毋丘俭“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大破高句丽军，直至高句丽丸都山山城(今吉林集安县北)而回。六年，复征之，再魏晋南北朝时期，“京郑路”上的军事活动更为频繁，因为这条路上的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西南)和邺城(今河北省临漳西南)等，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据点。如西晋末年，永嘉六年(312年)冬，幽州刺史王浚曾发兵数万南下进攻盘踞在襄国的石勒，但未能得胜，只好退回蓟县(今北京市南)。建兴二年(314年)三月，石勒率军自襄国北上突袭蓟城，诈城而下，擒王浚，2日后退兵回襄国。十六国时，咸康六年(340年)十月，前燕王鲜卑慕容皝率军2万精骑突袭后赵蓟城后，又继续南下，渡武遂津(今河北徐水县西)入于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东)，然后沿原路退回。公元352年，前燕军自蓟城南下，攻陷冉魏首都邺城，然后将冉魏君主冉闵及“魏后黄氏、太子智、太尉申钟、司空条牧等及乘舆服御”解送到蓟城。公元357年，前燕在蓟城定都5年后，慕容儁将都城南迁至邺城。公元370年，前秦灭前燕，蓟城成为定都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的前秦在东北面的重镇。蓟城与长安的交通往来与前代相同，多走“京郑路”，再走“郑西路”。公元380年，前秦幽州刺史苻洛在和龙(即龙城)起兵反叛后，其兄镇北将军苻重曾尽发蓟城之军南下，与苻洛会师于中山。公元384年，慕容垂建立后燕政权定都中山后，后燕军北上占据蓟城。
南北朝时，在北魏迁都洛阳后，“京郑路”又热闹起来了，东北各国朝贡多经蓟城南下。
公元577年，北周围攻北齐首都邺城，北齐幽州刺史潘子晃自蓟城“率突骑数万赴援”，但刚至博陵(今河北省蠡县境内)，邺城便已失守，潘子晃遂至冀州向北周投降。(三)道路交通的管理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道路交通的管理基本与前代相同。不一样之处，如魏文帝规定在车马大道上“一里置五尺之铜表”，以表里程，这是中国道路交通史上的一大进步。再如，西晋在交通体制方面虽也继续延续西汉陈规，道路上遍设邮亭馆驿，但因商业发达，道路沿线私人经营的旅馆已超过了官营旅馆的数量。
十六国时，各政权虽然无暇振兴经济，但对交通建设都不敢掉以轻心。如前秦时“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前燕景昭元玺二年(353年)，慕容儁用兵中原时，曾“遣将军步浑治龙塞道，焚山刊石”等。
结语
从远古时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时间跨度达几十万年，但由于史料缺乏，因此关于北京交通史的许多内容或者是空白的，或者是严重残缺的，这样就给研究者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这一时期的北京交通由于处在历史的早期，具有奠基的作用，因而又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蛛丝马迹中努力发掘着可以利用的资料，尽量勾勒出这一时期北京交通史的方方面面。
从总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北京交通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着，尤其西周、秦朝和西汉是三个高潮期。对外交通道路均已开辟出来，北京作为各政权东北部交通枢纽的地位也已确定下来。遗憾的是，作为中心城市——蓟城，有关其内部交通情况的资料很少，这也是今后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