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原灌溉农业发达，历史悠久，战国、西汉时期即成为我国最早的“天府之国”。早在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三原先民们在清峪河河谷就开始了用水活动。始皇元年（前246）秦开凿郑国渠，开三原灌溉农业之先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开六辅渠；武帝太始二年（前95）开白公渠，班固赞其“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唐代兴三白、引八复、屯沐涨，其后宋，元、明、清各代皆续郑白之功，直到民国李仪祉修建泾惠渠，上下两千二百多年，三原水利经久不废。三原不但赖其浇开自己的文明之花，而且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汉室两度繁荣、大唐贞观盛世、宋代变法图治等做出了重大贡献。
发达的经济，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了人们追求平等与公正的自由民主思想。近现代史上，三原的革命思潮异常活跃，革命活动频繁而影响深远。靖国军三原树帜威震西北，武字区星火燎原光耀史册，为本县争得渭北民主革命发祥地的殊誉。红军在三原的活动，广泛宣传了革命思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陵前起义，壮大了革命武装，加强了党在关中地区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的力量，为三原的解放奠定了思想和武装基础。
一、千年泾惠泽万民
郑国渠溉泽万顷郑国渠是与都江堰、灵渠齐名的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之一，使关中地区成为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为秦朝统一中国奠定了丰饶的物质基础，被誉为中国水利史的重要文化遗产。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韩国听说秦王喜欢兴建大型工程，就派水工郑国去游说秦王兴修水利，以便拖垮秦国经济，使其无力攻打其他诸侯国。然而，事与愿违，水渠修成之后，灌溉四万余顷土地，使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旱涝保收，民富国强，奠定了秦国统一六国的经济基础。
郑国渠利用了泾河以北东西数百里的大平原和西北向东南倾斜的自然地形特点，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其主干线由泾河左岸开口引水，向东行至今清冶两河的交汇处绝清后进入三原县境，经全安滩流向东北，在楼底南横穿浊峪河，过西阳镇北，沿原麓和现在的清惠一支渠并行于徐木朱家湾出三原境，再向东北流入洛河。郑国渠在三原的灌溉面积约为24万亩。
郑国渠在工程设计上，有两大创举：一是横穿与渠道交叉的冶峪、清峪、浊峪等沿线小河，导河水入渠，增加流量，扩大灌溉面积；二是采用含沙量高的河水，灌溉盐碱沼泽地的引洪淤灌方式，达到灌水、肥田、改良盐碱地一举三得的效果。
白公渠衣食京师郑国渠经过150多年的运行后，渠道淤塞，输水困难。
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由赵中大夫白公主持，在郑国渠的基础上兴建了影响久远的白公渠。
郑国渠由白渠口引水，过宜秋城后引泾水之分流或仍保留横穿冶、清、浊各条小河的渠段，灌溉白渠以北的土地，郑、白渠并存，成为一个灌区的南北两条干渠。三原用郑国渠水灌田，面积和秦时相同，约24万亩。
白渠的兴建提高了引泾灌区的效益，加之其他如引渭灌溉工程及关中漕运工程的大规模兴建，使关中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史料记载，“天下财富三分，关中有其二”。班固在《西都赋》中颂扬当时的关中地区“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泾惠渠天府陆海民国九年（1920），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倡导修建泾惠渠。
民国十年，渭北水利委员会成立，推举李仲三将军为会长，李仪祉回陕担任引泾总工程师，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在杨虎城和华洋赈济会的支持下，由李仪祉先生主持，泾惠渠于1930年12月动工修建。1932年6月，以渠首引水工程及总干渠，南、北干渠及第三支渠为主体的一期工程告竣，命名为“泾惠渠”。第二期工程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开工，由北平及上海两华洋义赈会再次捐款修建中、下游各支渠。民国二十三年（1934）“泾惠渠管理局”成立，全国经济委员会又拨款改善引水工程并完善其他支渠，至年底各项工程先后完成。
泾惠渠是我国第一个利用新技术修建的灌溉工程，渠口在今坝下50米处，有效灌溉面积为50万亩。灌区引种“脱籽棉”，在当时创下亩产150斤的世界记录，15年间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9公斤，“水利救国富民”论风靡全国。泾惠渠的修建，对三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很大，重现秦汉时期“天府陆海”的盛名。
二、靖国军威震三秦
1917年7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成立“护法军政府”，声讨段祺瑞卖国政府。陕西靖国军是北方唯一一支响应孙中山号召的政治军事力量。当时有“革命希望南在广州，北在三原”的说法。
1918年1月24日晚，张义安在三原举兵起义，以少胜多，痛歼陕西军阀陈树藩驻三原的曾继贤、严锡龙部。各方将领聚义三原，共推胡景翼为靖国军右翼总司令，曹世英为左翼总司令，正式树起陕西靖国军的旗帜。1918年2月2日靖国军传檄四方，宣布讨陈。8月，成立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于右任为总司令，张钫为副司令。总司令部设在三原县城。
陕西靖国军所辖地区包括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白水、蒲城、澄城、同官（今铜川）等八个县的全部或一部，形成隔渭水与陈树藩南北对峙的局面。靖国军在辖区内独立行使政权，禁止北洋政府所订的各种苛捐杂税，撤销盐禁，调节民食，严禁烟毒。在三原设立“陕西临时省议会”，与陈树藩、刘振华所把持的省议会相抗衡。靖国军区域内实行政治言论和学术自由。三原学生运动蓬勃兴起，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三原学校公演话剧《列宁传》，靖国军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带头参与了这些活动。靖国军重视教育和思想宣传，在三原建立了渭北中学、陕西师范学校（后为省第三师范）、民治小学等；靖国军机关报《启明日报》，传播革命思想，深受民众欢迎。
靖国军重视民生。1920年夏，陕西发生了特大旱灾。于右任总司令奔走呼号，募得赈款银元近65万元，向渭北20余县发放赈款11次。1921年秋，靖国军总司令部利用救灾赈款余额，筹办引泾钩儿嘴水利工程，为1930年杨虎城主陕后完成引泾灌溉工程奠定了基础。
1922年5月，陕西靖国军因形势变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其革命精神却永放光辉！
三、武字区星火燎原
武字区是渭北革命的发祥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建了陕西第一块根据地，黄子文在此打响了渭北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1926年11月，共产党员乔国桢在武字区，宣传组织群众，成立了渭北第一个农村中共支部——大寨支部和农民自卫队。1928年2月，黄子文领导武字区民众，成立了抗敌委员会及农民游击队，开展抗粮抗捐和打土豪的斗争。4月24日，3万多名农民群众将三原县城团团围定。4月27日，县政府贴出免除粮款的告示。
1929年5月，中共武字区委在西王堡成立了武字区地方筹赈委员会，解决了3700名无粮群众的困难。1930年武字区成立了渭北灾民自救队，建立苏维埃政权。6月14日，黄子文率领武字区11名武装人员和数十名群众，在陵前镇捣毁武宇区区公所，分了区长、豪绅岳海洲的粮食，并于当晚将其处决。6月下旬，分了长坳堡地主豪绅赵应科、牛振和、叶子青的粮食，又捣毁了武字后区马额乡公所。
1932年10月初，中共渭北特委正式成立，特委机关设在武字区，领导三原、富平、蒲城、耀县、白水等地党的组织和游击队。3月，武字区游击队成立，孙铭章兼任队长。4月，武字区游击大队正式组建，孙铭章任大队长，下设三个分队，活动在西至心字区，东至富平石川河，北至耀州区西原，南至心、武两区的原畔一带。8月，渭北游击队组建，共60人，队长为马志舟，政委为金天华。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由习仲勋带到武字区，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队长陈国玺，政治指导员习仲勋；活动在三县、富平、耀县边界一带。
根据地在积极建立武装组织的同时，还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拥红扩红”活动。1932年4月21日，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在阎红彦、杨重远的率领下来武字区。次日，武字区农联会在火烧庙（今文龙村）召开欢迎陕甘游击队大会。大会向全国各革命团体和工农劳苦群众发了通电。6月13日，时任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的黄子文来到武字区“扩红”，并将报名参加红军的近百人带入陕甘边区参加了陕甘游击队。
渭北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还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抗日宣传活动。由黄子祥、唐玉怀、王曲贤、韩文禊、郭立三等于1931年10月组织的武字区“教育促进会”，在学校师生中开展了厂泛的抗日救亡宣传。为了扩大抗日宣传，1932年1月15日，利用三原腊八古会，武字区抗日会组织2000多名群众，手持长矛大刀，利用腊八古会时机，到三原大操场集会游行，痛斥日军的侵略行径，震动了三原城乡。春节期间，反日会又组织各村堡以耍社火等形式，运用以抗日为内容的曲子、歌词和顺口溜来宣传抗日，并把抗日宣传和争取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紧密结合了起来。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到1932年10月份达到鼎盛时期。
1932年12月，中共三原中心县委成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由黄子文任渭北游击队指挥，金天华任政委。1933年6月28日，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在黄子祥、张秀山率领下，到心字区嵯峨山与南下渭华的红二十六军二团联合攻打驻长坳堡的富平淡村张德润民团，营救被捕的孙平章。红二团恐拖延南下时机撤出战斗，星夜南下，营救未成。7月中旬，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李天保任参谋长，编制四个连。27日，王泰吉、杨声率领耀县起义组建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来到武字区，与红四团会合。7月28日，义勇军准备通过心字区开赴淳化，在辘轳把村与孙友仁特务三团遭遇，激战后北撤照金。
1933年8月，国民党“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调集六个团以上的兵力，对渭北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围剿。红四团于8月上旬北撤，转移至照金。赵伯平、李俊藻等县委领导人被捕，根据地被敌破坏，斗争由此转入隐蔽时期。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先后有500余名革命先烈和志士仁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渭北根据地从正式建立，教育发动了群众，培养锻炼了干部，为西北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9年11月，陕西省委在武字区（现陵前镇）修建了“渭北革命根据地烈士纪念碑”，碑文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所题。
四、东里堡智化危机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多次请求蒋介石联共抗日，发动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逼蒋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地处西安北大门的三原成为处理西安事变的前沿阵地。
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积极策动“讨伐”，企图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取而代之。南京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迫不及待地组成东西两路军向西安逼近，并派飞机轰炸西安。亲英美派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中共中央应张、杨两位将军的邀请，组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周恩来与张、杨会晤，说明了共产党的主张，即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释放蒋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