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香港中文大学陈志明教授
徐杰舜
徐：这次我们很荣幸得到您和你们系的邀请作学术访问。收获很多，谢谢您！这次看到你们系在您的主持下朝气蓬勃，我想请您介绍一下你们系的基本情况。
陈：我们人类学系目前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项目。人类学系是1980年创办的，1987年开始招收硕士班学生，1992年开始招博士班的学生。目前研究生方面我们有三个项目，一个是M．Phd，M．Phil就是硕士，英文的M．Phil是Master of Phikeophy，这个是要写论文的，要上课；另外一个硕士班的（项目）是MA（Master Arts），不写论文但是要上课，是自费的，可称为授课硕士班；另外还有博士班的课程，当然是要上课的了，也要写论文。我们学生并不是很多，每年招收19个本科学生而已，本科生加上研究生一年内有70个学生左右。我们老师有7个，负责所有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大家工作比较繁忙，其中教授2个，其他4个是副教授，助理教授有1个。但吴燕和教授已经退休了，目前已录取一个新的讲师做助理教授，主要负责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志方面的课程。每个老师有不同的研究范围。我本人主要是研究东南亚、海外华人和少数民族。最近这两三年主要研究福建的永春人，研究族群关系、族群认同、文化变迁与认同这方面。林舟（Josxph Bosco）副教授重点研究台湾，现在他开始有兴趣研究大陆方面了，他主要是从政治方面看人类学的课题，同时他也负责教经济人类学。谭少薇副教授主要研究香港、深圳和广东这一带，主要是有关性别方面的课题。张展鸿副教授曾在日本深造，他主要研究日本的少数民族“爱努”，回来以后一直对影视人类学有兴趣，另外在旅游人类学方面他也写了一些论文，在国际上发表。王鹏林副教授主要研究语言人类学，他负责教中国文化与社会，还有少数民族方面的课题。麦固敦副教授（Gordon Mathews）主要负责教理论方面的课，他的研究对象是日本社会，写的着作都是有关日本社会与美国社会的比较这方面。学生大部分是香港人，本科生都是香港的，研究生有一些大陆、日本的。这方面有规定，从大陆招的研究生不超过40％。
徐：陈教授您主要研究马来西亚华人，您不仅英语很好，又能讲流利的普通话，您能不能谈一谈您的出身、求学、家庭方面的情况？
陈：我的祖父是从福建永春县移居到马来西亚，我在马味西亚出生，算是第三代了，从小就生长在闽南方言的社会里。在马来西亚社会里是很复杂的，我小学读中文，中学读英文加上一科中文和马来文，大学完全是英文，所以中、马、英三种语言多少都会一些，但没有一门是精通的。我大学本科是在马来西亚槟城理科大学社科院读的，毕业后1974年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读硕士、博士。在读本科的时候，主要是钻研人类学方面的，开始做一些田野工作，研究马来西亚的原住民；然后又到泰北做了一个月的考察，是关于泰北山地民族瑶苗方面的；之后才到美国去，完全是靠美国的奖学金读下来的，很紧张，所以要拼命读书。1979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回到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推行倾向于马来西亚人的政策，华人人类学家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到新加坡大学去了。一年之后，通过马来西亚大学校长的介绍到马来亚大学教书，教了16年。刚进马大的时候是进中文系，进不了人类学系，主要是教一些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课，最后才到了人类学系。1996年香港中文大学招聘人，我就应聘到了这里，有4年左右。我是1979年开始在大学里教书，但从1972年就开始做一些田野工作，在大学里几乎每个假期都出去搞研究，主要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的本地化，还有不同地方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变迁与认同的关系；80年代我开始注重研究少数民族，主要是一个叫根亚（Kenyah）的族群，这个族群现在还有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
徐：您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东南亚的华人和少数民族，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做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原因？
陈：我70年代初开始研究马来西亚原住民，主要是短期研究，那是人类学研究生涯的开始，我写了一个报告，后来又和老师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对泰国北部区的研究，也跟老师一起出版了一本书。接下来我做的人类学研究，是撰写我的博士论文，选了一个马来西亚的课题。我对少数民族有兴趣，对认同有兴趣。当时70年代初，对族群研究、族群认同的研究刚开始，我受这种影响，开始对族群认同有兴趣，马来西亚有一群少数华人，马来语是他们的母语，但他们认同于华人，在宗教方面都是依华人传统，食物受马来人的影响，吃得很辣，这叫“QQ人”，是讲马来语的华人，我就选这个课题，看这个语言与认同有什么关系，然后看文化的变迁对族群认同有什么影响。我对“QQ人”做了一年的研究，跟他们住了一年。论文题目叫《马六甲的QQ》，后来论文修改了，出版了一本书，是1988年出版的。
在研究QQ的时候，我对宗教也很有兴趣，因为QQ人的族群认同，他们很强调宗教传统，研究华人的时候，特别强调传统宗教方面。我对华人的民间宗教一直有兴趣，出版了一些论文，还编了书。我对华人社会的研究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华人民间宗教，另一方面是不同地方东南亚华人文化的变迁和他们的认同。我就发现华人在不同的地方对语言很容易适应，在不同的地方学习当地人的语言，这方面我也做了一些研究。对少数民族的研究我也很早就开始了，在我是本科生的时候已研究了有关原住民问题。原住民属于少数民族，我研究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怎样，经济怎样边缘化。我对少数民族的脱贫问题很有兴趣，我去婆罗州的内陆，跟少数民族住在长屋里，与他们交流，看他们生活的变迁，国家的政策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这些我都很有兴趣。好多年来我一直研究东南亚华人，现在我在香港教书，难得这儿靠近内地，所以我把自己研究东南亚的经验带到闽南一带去，开始研究闽南方面。因为我教书很忙，需要很短的时间跟人家建立关系，我就选择去了永春那地方，因为语言相通，我会讲永春话，就开始做闽南传统文化变迁的课题了。开放以来，闽南这一带经济发展很厉害，又一直受到海外华人的支持，但是在他们的文化传统方面有没有变迁，还没有很多人会去注意，我因而有兴趣去研究。而且海外华人到中国来看他们的祖宗地，他们不是完全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他们很多人对宗教比较有兴趣，对传统比较有兴趣，所以我觉得这个课题对我很有意思的。另外因为我有两方面的经验，这边在闽南进行研究，然后可以进行比较。因为同样的传统在不同的地方经过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的影响，可以比较一下传统的变迁是怎样的。同时大陆闽南这一边也有人迁出，他们是怎么样迁出，他们的看法怎么样，可以比较两者的不同。
徐：今后您的研究计划和教学方面有什么新的想法？比如通过教授社会文化的课程，在研究方面的设想。
陈：我们系是小系，人手不多，主要受大学资源分配的限制。4月份我们要召开一个讨论会，探讨系里的发展，本科生、研究生课程我们打算再讨论。我们已向校方申请在2001年开始办一个华人社会人类学研究硕士生班。华人社会人类学研究班硕士生的课程，我们还要开一两门新课，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文化。我个人目前负责系里的工作，这边大家很注重教学、研究各方面，我个人希望多招收一些内地的学生，尤其是人类学专业的学生，读硕士班、博士班，希望他们在这里训练以后，回到内地去对人类学的发展有所贡献。我们这里外文的资料不少，可以提供机会给他们看外文资料。我们系的训练是中英文相配合，国际上最新的理论，我们都教。录取一些内地的学生，可以训练一些，栽培一些，回到内地去推动人类学的前进。海外华人的研究是我的专长，我在闽南研究才开始两年多时间，再下去十年也不是很长时间，一定会继续研究下去。我研究东南亚的少数民族--原住民，对内地的少数民族和地方有机会就去考察考察，看一看。在写论文的时候，假如我写中国国内的，至少可以与东南亚有关的论文比较。
徐：1999年在南宁开的人类学本土化国际研讨会，听到了不少精彩的发言，您对人类学本土化有一些想法，您能不能谈谈？
陈：人类学本土化这个课题，或且说口号，这可以说第三世界发展人类学难免会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人类学是从西方发展来的，对亚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有没有适合性，自然就提出了本土化的课题了。我参加了不少研讨会，我觉得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太过于民族主义的倾向，好像在马来西亚谈到人类学本土化，有些人就比较容易从民族主义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意思是说研究马来西亚就应该由马来西亚人来研究才会比较清楚，外国人研究不适合。研究中国社会的只有中国人才会明白中国社会的情况，假如走进这样一个胡同去，可能对发展中国的人类学不利。人类学作为一种科学性的学科，应尽量避免走向民族主义的路线去。我个人认为可能在短期内人家会谈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主要是要探讨人类学比如对中国、对马来西亚有什么贡献，从这个来谈我觉得是好的，尤其是外国的一些理论应用在中国的社会，这样来探讨是需要的。但是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怎样做好人类学研究，最好的问题并不是它是本土化或非本土化，无论是外国人做的还是本地人做的，我觉得都是好的。本地化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比如在中国社会，不是所有人都珍惜人类学，而且政府不太重视，以为人类学没有什么贡献。所以我认为在内地做人类学还是要考虑到人类学的应用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作为一个学科，可以从纯科学性来探讨，但是在中国国内这样一种情况，我认为要重视现实的问题，才能使大家明白人类学到底对国家有什么贡献，让政府和人民能够接受人类学。举个例子说，比如旅游人类学，人类学对旅游方面的研究现在做了不少，我们和云南大学合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以旅游作为中心点来讨论。我建议云南方面可以专项发展旅游人类学研究，从旅游人类学看人类学的课题。因为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都肯定了旅游的重要性，人类学如果能从这方面去发展就能够使得政府和人民比较明白这个学科，比较能接受人类学的贡献。还有教育人类学也是一个很好的课题。我并不是说一个学科一定做应用性的东西，对科学性的学科，可以做一些纯研究方面的东西，并不是马上就做应用性的。但是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人类学目前应该比较重视应用性方面，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徐：谈到应用性的问题，我想您能不能谈谈人类学在香港的应用问题？
陈：在香港，社会上对人类学也不是很明白，我们去推动招生的时候也要解释什么是人类学。在香港本科生的课程，我们强调全面的训练，训练他们分析的能力，主要是促进他们毕业后能适应在不同领域找到有意义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主要目标。香港是个小地方，有兴趣读博士的不像内地的学生那么多，因为香港人很现实，读人类学专业，将来能够找到什么工作呵？在香港方面我们的主要贡献并不是栽培香港的人类学家，而主要注重栽培比较有客观性的思想、能客观分析问题的学生。
徐：我想请您讲讲香港人类学家对中国人类学的现状有何评价？
陈：中国人类学在亚洲可以说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开始了，30年代就做了非常好的社区研究，费孝通、林耀华等都做了研究，他们出版的书到现在还是值得看的，做得很好。当然1949年以后就相对没什么新的发展了。开放以后，我觉得发展不错，内地很多年轻的人类学者以及老学者都在推动人类学的研究，虽然内地的学者由于历史的原因，比较少接触到国外一些先进的理论，但他们有些在田野方面做得不错，尤其在一些民族研究方面。从内地的情况来看，要做好人类学研究，还是要做好田野工作，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学者更应该多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人类学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不一样，假如没有做长期的田野工作，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就没有什么深度。虽然这方面内地的学者做得不错，但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另外一个好的方面，就是开放以后，很多年轻学者到国外去了，去留学或者交流，他们可以带回很多国外的资料，还有新的理论。在国内发表论文，发表他们所研究的成果，这样国际理论与国内研究就可以结合起来。例如王铭铭教授就是在英国受教育，对国外的理论相当熟，所以他能够对外国的理论和一些外国人类学家的做法作了评论。在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方面，已故的王筑生教授出版的博士论文本，就是把国外的理论和中国国内的资料配合起来。因为内地学者的一个强项就是中文很好，对历史资料比较熟悉，看得比较多，把历史资料配合在人类学理论方面，这很好，很重要。
徐：这次访问贵系的时间是我来得最长的一次，我特别深切地感受到贵系一方面与国际人类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另外一方面又非常关照内地的一些人类学者。我想请您谈一下贵系在促进中国与国际人类学的交流和发展中有些什么做法和打算。
陈：因为我们是在香港这地方，跟内地的人类学者交流是理所当然，而且是必要的。香港毕竟是个小地方，它的人类学研究应该跟大陆联系起来。这边的好处是我们看西方资料比较方便一点，我们与大陆的交流，有好几个方面，比如办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我们也邀请内地的一些学者过来。内地的一些研讨会，好多单位也邀请我们过去，这是很重要的一种交流方法。比如1999年，我跟张展鸿副教授通过大学的学术交流计划，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与他们交流，去那边做两个演讲，跟他们的老师交流。我们经过大学学术交流计划的批准--这个计划最长的时间有两个星期，向校方申请，也邀请内地的学者过来。主要是这一类方法，因为在我们系没有什么资源来推动这方面的交流，主要是依靠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计划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