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央民族大学张海洋博士
徐杰舜
徐：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人类学的兴趣越来越浓。本刊为推进中国人类学事业，已采访过不少活跃的中青年人类学家。现在是新世纪和新千年之初，也想请你打破沉默，谈谈你对人类学特别是中国人类学的看法。先从个人学习人类学的经历和收获谈起，好吗？
张：感谢贵刊和您本人对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垂爱。人类学（含民族学，下同）的工具箱很大，里面的东西又以洋货居多，令人有皓首不能穷经之叹。它强调的实地调查或田野工作，都要以时间和金钱去换。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文化和人性，都很抽象和难把握。把这三者结合起来需要很长时间，所以这个学科里的多数人在较长时间里沉默也在所难免。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在《人类学的哲学根源》（1998）里讲，最得人类学真趣的是那些做调查不为写报告、读书不为着述的人。这是经验之谈，也符合环境保护精神，让人心想往之。只可惜现代社会不养这种秧子。那就回到现实里来，说说我学人类学的经历，算是人到中年的自我鞭策吧。
我家原是小学教师，三年困难时期成了农民。我在农村长大，领教过那个时代农村的所有坏处和好处。小时候一心想读书，但没能如愿。1978年好歹考上吉林大学，就决心将念书进行到底。打算考研究生时，我向一位在历史系读研究生的表哥请教，他说学外语的人好搞欧洲中世纪史，于是我就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还跑到历史系听课。但报名时发现全国只有三四个学校招生，多半仅招一人。翻遍目录，才看到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专业的吴文藻、吴泽霖、林耀华和金天明四位教授合招四人，考的科目也跟世界史接近（政治、中文、外语、中国和世界两通史、民族学概论）。我先报上名，再托亲戚帮助借书，这样突击两个月，侥幸闯进这个领域。1982年入学时，吴泽霖教授已调往中南民族学院。跟我同专业的其他三人是龙平平、关学君和纳日碧力戈。论出身，龙、关是北京（北师大和北大）学历史或考古的，纳日（内蒙古师大）和我是外地学外语的；论功力，学历史或考古的人驾轻就熟，学外语的则显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记得一入学就发愁毕业论文，问林先生和金先生，回答总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先好好读书。看过的书中，今天印象较深的都是20世纪30～40年代的：包括克雷西（葛德石，George Cressey）的《中国的地理基础》、拉铁摩尔（赖德懋，OwenLattimore）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 0f China》、冀朝鼎的《中国的经济区》等，但内容已说不上来。第四学期随林、金两先生到四川凉山和广西龙胜实习时，开始对地理环境影响一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印象很深，回来就把课本上读过的苏联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拣了起来，两位导师都不反对。吴老先生命庆仁兄带我去他家汇报时，我说了这个范围，吴老先生说可以先写出来再定题目。并指示我看1950年代怀特（Leslie White）和福德（Forde）写的关于文化生态学的两本书。这样捱到1985年3月，我才拿出《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的地理基础》的初稿。导师基本认可，但林先生替我把题目改成《中国经济文化类型研究》。这样稍加修改后，就在5月份举行了论文答辩仪式。答辩委员有吴文藻、林耀华、施联珠和金天明教授，主席是中国社科院民研所的吕光天先生。委员们对论文评价尚好，但认为内容还应充实。我当时30岁，觉得时间有的是，以这个架子为基础，我可以慢慢花时间一个类型一个类型地从生态基础、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到意识形态一层一层往上搞清楚，将来就能写中国人文地理了。没想到一参加工作，人就成了教学机器上的部件，还要随社会脉搏而波动，不再能拿出那么多时间了。
研究生毕业时，我曾到中央党校社科部联系工作，人家也来函要过人。但原先答应留校的一位同学有了更好的去处，所以领衔办民族学系的两位导师就转而留我。我虽知党校条件好，但还是却不过先生的情面，所以就留校过上了忙碌的教书生涯。1985年以来教的课程有体质人类学、专业英语、民族学通论、人类学概论、学科名着选读、调查方法、政治人类学、东西方文化比较等，反正一直有课要教要备，没顾上研究。1988年考上在职博士生，蹉跎8年，到1996年6月才以二十多万字的学位论文《中国的多元文化和中国人的认同》参加答辩。
这篇论文综合古今中国人的体质类型、中国的考古文化区系、经济文化类型、历史上多民族的共生互动及近现代中国与西方互动这四个方面的材料，想从中国各地各民族多样的文化小传统中概括出一个共性的历史文化大传统，针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认同的需求，说明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内涵，提出一个系统的、既不异内又不排外的中国人概念，充实费孝通教授1989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我感觉费先生对“多元一体”这个概念的解释还是太拘泥于民族这种现代史上的人为经验现象，以至于引起多元一体中的“多”是少数民族，一是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是汉族的理解。我以文化而不是民族为重点来阐释这个概念：“多”是指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小传统，包括汉族本身具有的复数小传统：“一”是指从这些小传统中生成的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在这个架构里，汉族不是核心，那个凝聚中国各民族和地方文化传统并作为其共性的历史文化大传统才是核心。这个核心在历史上一直由中央王朝及附属于它的各民族知识精英所承继。但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作为其源头的中国各民族文化中都有它的一些成分。至于汉族，我看它只是历史上各地各民族因为与中央王朝互动较深，原生文化失去较多，从而在思想、行动和感觉方式上与次生的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重合较深的人。历史上，这些人的认同也是随客观条件而变化：面对周边民族时，他们自认为或被认为是“汉人”、“唐人”、“中土人”、“南人”等等：只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民族概念大行其道时，一个自黄帝以来五千年绵绵小绝的“汉族”才被构建出来。那些革命家为排满而构建汉族时，大量地挪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中的资源，特别是包括方块字在内的符号和历史资源。现在我们如果想面对世界格局而构建中国人的整体认同，就必须有正本清源勇气，从“汉族”里把这些被挪用近百年的资源清退出来。总之，继续无端地坚持构建“汉族”就要冒牺牲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风险。我记得这次参加答辩的委员有林先生、佟柱臣、陈连开、夏之乾、庄孔韶和马戎教授，主席是历史博物馆的俞伟超先生。事先本来还请了苏秉琦和李学勤两位先生，但他们或重病在身，或出国在即，所以我失去了向他们聆教的机会。委员们对论文提了不少修改意见，但肯定了论文的思路、结构和主要论点，鼓励我抓紧修改出书。因为一直忙乱，所以至今无暇顾及，愧对了导师和答辩委员们的期待和苦心。
徐：学习经历讲得很尽致，收获却有点儿抽象。能不能再总结一下，特别是这个行业里师生关系方面，算是跟年轻读者有所交流吧？
张：我恐怕一人的佳肴是他人的毒药，因此只能讲一点儿对时间的感受。孔子说四十而不惑。四十之前，人的生命像可以无限透支的存折，什么都能干干。但一到四十，齿摇发落，你就能感到倒计时的压力。这时你就应该清理欠账，准备下场，不能心猿意马了。虽说新专业就像新朋友，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但朋友也是时间和金钱的消费者，不能交游太广。说到这个行业里的师生关系，我觉得带学生实习很重要。您讲过毛泽东的那个比喻：我们的理论工具最终要射“中国实际”这个靶子。老师带学生实习是一种示范，示范时能着靶固然好，就是打不上，也让学生知道理论的局限和这门学科的特点，例如知识的流动性之类，至少也得个教学相长。总之，从书斋到田野是个完整的程序，老师讲课而不管学生实习效果是有始无终。学生跟老师下田野也不仅是学知识，还要学生存之道，接续社会关系。至于通常的师生关系，我们这代人处的时代很特殊，采用双重标准较好：那是对自己的师辈还要讲尊重、报效，让他们感到天还没变；但对学生辈就应该开明，让他们各得其所，“相濡以沫小如相忘于水滨”嘛。
徐：你接触过的老学者当中很多人已经作古。请谈谈你接触他们时的感受，特别是对你影响最大的老学者。
张：余生也晚，进入这个领域已经是1982年。加上自己不才，所以对老学者是听说多而见面少。至于见老先生时的感受，那当然是“薰薰然如沐春风”了。我在国内学习人类学，最大的教益还是得自吴文藻和林耀华两位教授。但我跟吴先生仅三年，接触的次数也少，每次都是王庆仁兄引见。我感到他很睿智，听你讲几句就知道你还缺什么，然后就用夹着英语的汉语加以指点，说话时总是眼睛盯着前方，若有所思的样子。我最感戴的是，先生虽然见多识广，待人却不势利，不管你的问题在不在他的兴趣范围里，他都按部就班地尽心答复。这对一个饱经风霜的人是太难得了。先生审阅我们硕士论文时已经重病，庆仁兄说先生看得很仔细，还有所褒奖。我们初夏答辩，先生初秋过世，显然跟过劳有关。事后，吴先生家人和他生前的助手王庆仁教师兄对我也一直关爱有加。但我真正了解吴先生的学问，还是在他的《民族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出版以后。他主持燕大社会学系，无论引进的国外学者、培养的本国人才，还是抽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等命题，都属一流和前沿。他那篇《论文化表格》的功力，就比马林诺夫斯基犹有过之。
去年刚过世的林先生留下的是另一笔遗产。他晚年性格有点儿木讷，但很笃实，作为人师，足令人高山仰止。早年的事儿我知道得很少，但看他当年的文笔和见解，也让人叹为观止。我自1982年跟先生18年，眼看着他从学科领袖一步步地返璞归真。每一步，包括他归仙那步，都很有尊严，令人钦羡。很多人认为他晚年脑子不管事儿，我跟家属一样，觉得那是他的福乐智慧。他对喜欢的人、高兴的事儿，反应都很迅速，记忆也不差；只是对于不想管的事儿，他才待之以茫然，无非是为了祥和吧。
两位先生年轻时的成就让人反思我们号称现代的这个教育制度。读先生们的早期作品，包括读梁漱溟、李济、潘光旦、费孝通等先生的早期作品，让人感到他们是一下子就成熟了的。从20岁左右第一篇作品时，文字和思想就很成熟。我们这代人40多岁还写不出他们20岁作品的水准。现在20岁这代人的作品也赶不上他们当年。我们这代人的条件是差些，但20来岁这代人是80年代出生的，条件不算差啊。我想这毛病可能跟我们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对国学和师资的价值否定得太厉害有关吧。无论如何，1910到1950年那40年中国虽破，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学术遗产。说那是中国学术的启蒙运动或新古典时代也不过分。今后中国要想在文化上振作，恐怕免不了回顾这笔遗产。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学术传统接续起来，中国的学问就肯定有振兴之日了。
徐：人类学对读书的要求也很高，还能讲几本对你个人影响较大的人类学着作吗？
张：我受的专业教育还没到能开书单的程度。要说感想，那就是人在不同年龄、不同学习阶段，对专业作品的感受很不一样。我做学生时读的几本书前面说过了。做教师时，我推崇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和林耀华《金翼》（三联书店，1989），那也都是20世纪30年代的作品。这两本书是从不同角度描述中国农村社会的一对联璧，无论做不做专业，都应该精读。近年接触凉山彝族较多，我感到岭光电的《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和利奇（E．R．Leach）的《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The Athlone Press，1964）也很耐读。前者用真切的个人生活史为我们分析和研究凉山彝族提供了很翔实的内容，后者则揭示了亚洲山地文化的动态模式、文化认同的动机和过程、主体行动者对理想模式的选择与操控等，都是才气逼人的洞见。做研究时，我又觉得学术论文有时比专着更能给人以启示。潘光旦的《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林耀华、切博克萨罗夫的《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都属此类。总之，你做的题目不同，从作品中感受的启示也不同。做专业的人要认准一个“我学我思故我在”的道理，肯去看书和浏览刊物。你目前打算做的任何题目肯定已经有人做过或说过。在研究文化和人性方面，阳光底下确实没有新事物。就说当前的西部开发吧，近有抗战时期的边政建设和研究，稍远有清代对西部的经营，更远的可追到《史记》和《汉书》的传记和当地少数民族文献，再远的还有考古资料，何况还有外文。然则我们所谓的创新，只不过是在新的处境里探讨前人探讨过的问题罢了。
徐：人类学是用科学手段研究人性和文化的学科。但听你讲，这个学科的存在又好像有点儿多此一举。这真是你对这门学科的认识吗？你理解的人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的成果形式又是什么？
张：抽象地讲，人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对他而自以为我的、知道死生由命还追求不朽的、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从一开始就在思考着人类学家们思考的问题。你看那些讲故事、编神话、写历史、抠礼仪、排座次、记档案、改文件的人，哪个不是在做民族志？阳光底下哪有新事物？但具体地讲，在科学理性名义下把道德哲学的政治、经济、伦理、法律、心理、社会和自然史里的考古、语言、民族和占生物、比较解剖等学科融于一炉，把考察异域或异文化作为理解人性的钥匙的人类学，确实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产物，它回应的是地理大发现导致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客观要求。换言之，当人类不同群体之间互动不深、不频繁或规模不大，相互之间可以不把对方当人的时候，人类学这门学科是显得多此一举。但全球化过程展开后。现代世界的民族互动和依赖变得这么深，整个人类多元一体的概念深入人心，就非要有人类学这样一门学科来做理解别人或反思自己的桥梁了。我理解人类学无非是由三个体系组成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