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新疆师范大学崔延虎教授
徐杰舜
徐：崔老师，我们这次到新疆来进行《中国民族团结研究》课题考察，得到您的很多帮助，非常感谢。
崔：我们这里的条件不是太好，照顾不周，还请原谅。还想多说一句的是，你的课题考察也使我们受到了启发。
徐：这已经很不容易了。通过两个星期的考察，我们对新疆民族团结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你是新疆土生土长的学者，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简历好吗？
崔：我出生在兰州。父亲随着部队从内地向西北移动，我们家也就随着部队移动，走过了西北的许多地方，包括兰州。到新疆时我已经6岁了。在记忆中当时火车只能开到星星峡，离柳园不太远，然后我们是坐着卡车到乌鲁木齐的。当时年纪很小，记忆中现在留下的只是一路上看到的无边无际的荒漠和高山，还有大风，把汽车刮得摆来摆去，车上的人变得像土人。在新疆生活已经40多年了，上初高中时，学校就在您现在搞调查的南梁和平路和团结路一带，这里是乌鲁木齐多民族聚居的典型地区。您说我是土生土长，我自己也这样认为，但是说我是学者，我就不敢完全认同了，因为至今我仍然认为自己是人类学的一个“layman”。
徐：你哪一年上的大学，读的是什么专业？
崔：1972年我从接受再教育的农场回到了城里，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在新疆大学英语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在西安外语学院读硕士研究生课程，对社会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许与我生活在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地区有很大的关系。回来后做了一段时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但是发现新疆的许多双语、多语现象，语言学本身无法完全解释清楚，就开始读一些文化学方面的书籍，这使我开始接触人类学和民族学。
徐：从西安回来后你做什么？
崔：做了一段时间的双语、多语现象调查。在新疆双语、多语现象非常丰富，也很复杂，但是仅就语言学来讲，有很多现象得不到解释，就开始转向文化研究，试图从这个领域得到点启示，就这样走向了新疆多民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1988年，由一位朋友推荐，英国的一个教育基金会安排我作为交流学者赴英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访学交流，曾经到过剑桥大学、东安格利亚大学、艾萨克斯大学交流，在英国期间，与英国研究中亚地区历史、语言和文化的学者接触比较多一些，包括一些人类学家。这次经历使我对西方学术界对新疆的研究，特别是人类学界的研究有了初步的了解，也使我后来逐步转向了对人类学的学习。1989年，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接受我去那里读研究生，但是由于当年国内的特殊情况，学校领导没有同意我的申请。我没有放弃对人类学的兴趣，还是坚持读点书，好在英国的朋友一直为我提供一些比较新的社会人类学着述，一边读，一边做一些自己认为是的“田野调查”。1991年，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Caroline Humphrey博士（她现在是剑桥大学亚洲人类学教授）组织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国际合作研究课题“内亚环境与文化保护”，邀请了中国新疆、内蒙古，俄罗斯、蒙古的十几名学者参加。由于1989年社会人类学系接受我的时候，安排她做我的导师，于是我也得到邀请参加了这个课题的研究工作。课题涉及的地区在西方学术界传统上被称为“Inner Asia”，包括中国的内蒙古、河西走廊以西至新疆北部的草原地区、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就是亚洲北部的草原地区。这一次学校同意了，我们组织了一个课题小组，那时候地木拉提博士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刚回到学校，参加了这项研究，另外还有一位搞草原生态学的老师。
我于1992年春天到了剑桥大学，参加了为期近半年的课题培训。由于Caroline Humphrey博士本人是一位知名的社会人类学家。课题培训中人类学学科倾向非常重，她还安排了其他学科的培训，比如生态学、经济学、环境科学、动物行为学、计算机资料处理等。请来做讲座的有一些国际上知名的学者，这使我第一次受到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培训。剑桥大学的学术氛围使我受到了熏陶，那一段时间里我在大学图书馆读了不少书，也听了许多不同学科的讲座，确实受益匪浅。同年8月我回到新疆做田野调查，首先去了巴音布鲁克草原，后来又到了帕米尔高原，在柯尔克孜族的牧区。1992年3月，我和地木拉提博士到阿勒泰市的一个蒙古民族乡（这里的蒙古族牧民属于乌梁海蒙古人），从冬牧场出发，跟着游牧民游牧，一直游牧到他们的前山夏牧场，这时候已经是7月份了。紧接着我们又到了新疆东部巴里坤县的沙尔乔克牧区做调查。这一年的田野调查对我来讲似乎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由于在剑桥接受的培训很实际，回来后马上走进了田野，从观察游牧民的生产生活做起。参与了他们的生产劳动，体验了他们的游牧生活，也做了很实在的问卷调查（有时候一天做不完一个家庭的问卷）。我们自己的变化也很大，讲个笑话，从阿勒泰回乌鲁木齐时，阿勒泰机场的安检工作人员看看我的身份证，又看看我，不相信站在面前的就是身份证要证明的这个人，因为牧区没有条件洗澡，我们干脆剃了光头，留了胡须，加上晒黑了，面目全非，用地木拉提的话说，“像刚从哪个监狱逃出来的逃犯！”机场的人自然无法按照身份证上的照片认出我。1994年元月，我又回到了剑桥大学。继续做课题研究。这时候读人类学的书就有了许多与以前不一样的体味，因为田野调查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很实际问题需要思考。Caroline Humphrey博士认为我们的田野调查做得比较规范，对我的学习和研究关照比较多。经她介绍，我到伦敦英国皇家人类学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的办公室与英国人类学界前辈雷蒙德·弗思（Reymond Firth）教授见了面，进行了很有意思的谈话。弗思教授讲，中国新疆是世界上过去几十年间没有做过人类学研究的很少的几个地区之一，希望将来有人做一些研究，因为那里的文化很丰富，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弗思教授还请皇家人类学会给我们免费长期赠寄他们的刊物“Anthropology Today”。当时我就想，回去后一定把人类学的研究在新疆开展起来。至今我们和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与CarolineHumphrey博士保持着学术上的联系。1997年，由弗思教授为纪念他的父亲建立的“威思利基金”资助，我开始做一项新疆南部农村地区“巴扎（集市）经济与文化”的研究课题，至今仍在进行。在剑桥大学参加培训和做课题受到的学术影响使我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方向，对生态一环境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的兴趣比较大。
徐：你们的研究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崔：1994年从英国回到新疆后，地木拉提博士和我就产生了在学校建立一个专门从事对新疆地区多民族社会和文化进行研究的人类学研究机构的想法，那时候“人类学”这个名称至少在我所在的学校还不为很多人所知。但是庆幸的是。当时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支持了我们的建议。到了1995年初，我们联合几位从不同学科角度对新疆社会和文化做研究工作的教师，建立起了一个规模很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所”，由地木拉提博士担任所长。这个研究所在新疆是第一个打出“人类学”名称的，没有列入学校的教学行政序列，性质上很有点“同仁”研究组织的味道。但是，我们的几位老师都确实想做点事，也就不在乎有没有编制、有没有经费这样一些问题了。研究所现在主要有四个研究方向：民族学与宗教研究、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语言人类学研究、生态一环境人类学研究。这样的一个设置主要与我们这几位老师的研究方向有关系，更与我们对新疆社会和文化的认识和研究重点有关。
徐：你们的研究所到目前为止做了哪些课题，你能把主要情况介绍一下吗？
崔：从1995年到1999年，我们一共申报了3项国家社科课题，包括一项“九五”重点课题（《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传统文化》）都获得了立项资助。另外周容教授还承担过一项国家自然科学课题《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工作，申请新疆自治区社科课题4项，获得3项立项资助。另外，我们和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如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机构，联合做过一些合作课题。这些课题基本上都是立足于新疆丰厚的民族文化研究资源，大部分属于基础性的研究，有一部分是应用性研究。就研究所来讲，我认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交织、多学科合作的产物。首先，研究人员来自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兴趣；其次，我们认识同一个社会文化现象，除了来自不同学科的认识外，往往有不同文化的介入，你只要听听我们的讨论就可以理解这一点，有时候我感到这种讨论本身就是一种学术上的跨文化交际。
徐：你刚刚讲了你们研究所的特点和研究机制，现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已经产生的成果？
崔：2000年我们做了个统计，1995年到1990年年底，研究所的成员一共出版了三本专着，我们自己编辑出版了一本《文化人类学辑刊》，反映了1997年前我们田野调查的主要成果。全所成员发表的论文有80多篇，其中有6篇是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我们也组织了几次学术研讨会，提出了“新疆文化”、“新疆多元文化”等概念。但是我觉得重要的不是已经发表或出版的东西，而是这几年来我们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批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有些调查结果我们还无法通过出版书籍、发表论文的方式刊布，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积累的工作。因为有些文化现象正在消失，而且速度越来越快。我们研究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做好对这些即将消失的文化现象的搜集记载工作，我想这对于今后的研究工作会有用处的。
徐：能介绍一下你们研究所的研究特点吗？
崔：研究所的研究重点主要是新疆文化的两大系统：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这是非常有特色的两大文化。新疆的游牧民族有4个半：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再加上一小部分维吾尔游牧民，我们一直比较重视对游牧文化的研究，原因是这种文化在新疆表现得非常突出，很有特色，有非常符合“经典”人类学要求的文化事象。另一方面，这些年来政府大力推行游牧民定居，游牧文化有失去作为其基础的游牧生计系统支持的趋势，我们也想在它消失之前多做一些田野调查，为后人留点可信的资料。新疆南部的绿洲文化很独特，既有中亚绿洲文化的特征，也有自己的特点，绿洲人群的生存生态环境、绿洲居民的生态适应、生计技术和他们的宗教信仰等等，都有独特的文化积淀和表现，对此我们这些年来力争多做一些田野调查，试图真正地而不是走马观花地认识这种文化（可惜的是，对它们的研究现在走马观花式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太多了！包括一些外国学者，调查一两个星期就可以发表几篇研究新疆民族文化的论文）。我们力求把田野调查做得细一点，虽然达不到西方人类学主张的至少做半年或更多时间田野工作的标准，但是力求能够参与一个过程。比如研究游牧文化，我们力争参加一个比较完全的过程，能和被调查对象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样我们既获得了这一段时间内观察到的民族志资料，又有我们自己的体验和认识，亲历的东西往往让我们从与别人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一个文化现象。这也许就是文化本土化认识的来源之一。
徐：从你介绍的情况来看，以及1998年我与地木拉提的接触，我觉得中国人类学在新疆师范大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是非常重要的支持点。
崔：感谢您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如果说做了一点研究，那是因为新疆这个地区对于中国人类学来讲很重要，而我们的工作还有愧于这样一个文化积淀如此深厚的地区。
徐：地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没有你们这一批到国外学习的人，充分认识到了人类学理论及方法的价值和作用，那么可能你们的研究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况。非常有意思的是，你和地木拉提都是从研究社会语言学转过来的，你们的这样一个转型，对于中国人类学90年代以后的崛起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关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现在国内人类学的研究形成了这样的格局，东南部有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就不用说了，三家鼎立，西南有云南大学，西北就有了你们新疆师范大学和新疆大学。这样的一个局面对中国人类学的整体发展将会起很大的作用，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崔：还不能说我们做得很规范，我们也想做得规范一点，但是就我来讲，毕竟是半路出家，惟恐念歪了经。所以这些年来我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怕研究做得走了样，会给这门学科在新疆的建立和发展造成不好的影响。
徐：你说你是半路出家，我更是，我是从历史学和民族理论转过来的。到现在还有一些经典人类学家说我不是搞人类学的，但是我不在乎我是还是不是，只是一心想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是学术的需要而不是个人的需要。我现在做的是不是人类学的研究我暂时不去管它。你今天介绍的情况很有价值，我觉得国内人类学界对你们的情况、你们的工作了解得不够。
崔：我们研究所成立至今，得到了国内许多学术机构和学者的鼓励。我记得厦门大学陈国强教授看到一个刊物登载了我们的文章，作者单位是“新疆师范大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很快就给我们来信鼓励，而且在他主编的一个通讯上介绍过我们研究所。北京的几位学者，如任一飞、纳日碧力戈、庄孔韶、周星诸位先生，一直都很关照我们。北大、社科院和民族大学的学者到新疆，大多都要来看看我们，给我们搞讲座。他们对我们的影响和帮助很大。这次您来新疆做课题田野调查，又对我们多有鼓励。
徐：你们和北京的交流从1995年以后开始的吧，和东南、西南的交流是不是少了一点？
崔：确实是少了一点。北大的高级研讨班每次都通知了我们，不过因为经费和时间问题参加的很少，新疆离内地太远，客观上造成了交流上的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