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对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汉民族是很不了解的。南北汉人之不同是公认的事实，北京话与广州话根本上无法交流。如果我们再细观察一下，汉民族之中，岂止是南北汉人不同！在我的老家浙江，宁波人与温州人是不一样的，与杭州人也不一样，与金华人也不一样，这些汉民族的族群各具方言和不同的文化人类学的特点；在我工作的广西，情况也是这样，广西汉民族的不同族群：客家人、白话人、平话人、桂柳人，甚至还有“高山汉”等也各具方言和不同的文化人类学的特点。所以，汉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我们必须对他有一个全面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不仅要了解汉民族的历史，还要了解他的文化；不仅要了解他的特征，还要了解他的构成。总之要了解汉民族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用人类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要认识汉民族的“自我”。认识自我，这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这就是汉民族研究重要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2．汉民族研究是研究少数民族以及认识中华民族的需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这是对中国各民族几千年来民族关系的高度概括。这种关系延伸到学术研究上来看也完全如此，即研究汉民族离不开对少数民族的研究，研究少数民族也离不开对汉民族的研究。譬如，我们研究汉民族的历史深知汉民族从起源到形成到发展，无一不是多元的。在汉民族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均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加入，如在汉民族的起源时期，不仅有炎黄和东夷两个集团作主源，还有苗蛮、百越、戎狄作支源：在汉民族的形成时期，不仅有夏、商、周、楚、越诸族的溶合，也溶合了部分蛮、夷、戎、狄；在汉民族的发展时期，不仅同化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乌丸、党项、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也同化了部分南方的俚、僚、蛮等少数民族。试想，在研究汉民族时如果不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少数民族，汉民族的研究如何才能获得真谛？研究当代汉民族也莫不如此，譬如广西的平话人，据有的学者研究是北宋时狄青镇压依智高的部队屯守广西后与壮族妇女通婚，吸收了大量的壮文化后形成的。试想，研究平话人，如果不研究宋代的壮族，恐怕对平话人的研究很难取得有价值的成果。还有研究粤语的学者提出汉语粤方言与百越越语的渊源关系。试想，如果研究粤方言不研究百越尤其是南越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恐怕也很难取得新的成果。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研究汉民族离不开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反之亦然。如我们研究东北内蒙少数民族的民族过程，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的历史现象，即夏、商、周以来在白山黑水的哺育下，在蒙古高原的怀抱里，少数民族一茬又一茬地形成、发育和发展。最早兴起的一茬是夏、商、周时的肃慎、旸狁、东胡、林胡和楼烦等族；战国时旸狁发展为匈奴，东胡的大部分发展成乌丸和鲜卑；两汉之时继肃慎而起的是挹娄、夫余和高句丽，但曾几何时，东北内蒙的这一茬少数民族在南北朝以后都消融于汉民族之中了。接着兴起的一茬是南北朝以后的勿吉、柔然、契丹、女真、室韦和奚等族，隋唐时勿吉发展为靺鞨，其中最着名的是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但曾几何时，东北内蒙的这一茬少数民族在宋辽夏金以后又都消融于汉民族之中了。再接着兴起的一茬是元明以后的满、蒙、锡伯、达斡尔等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在白山黑水和蒙古草原的民族摇篮里，还生活着保持原始社会游猎生活的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少数民族。这种民族过程犹如割韭菜一样，在白山黑水和蒙古草原的民族摇篮里孕育出来的少数民族，一旦走出白山黑水、蒙古草原的摇篮，进入中原地区，就被汉民族吸收而消融。而留在白山黑水、蒙古草原的摇篮里生活的少数民族如同把根留在了这里一样，他们可以又一次地经历民族形成的过程。因此，研究东北内蒙的少数民族，不研究汉民族，也将难获得东北内蒙少数民族研究的真谛！又如壮族不仅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自治民族，也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我们在研究壮族中发现汉文化对壮族的影响既深且广，拿最能代表壮文化的“方块壮字”来说，过去人们称之为“土俗字”，但稍微了解“土俗字”后即可清楚地看到汉字对它的全面影响，它的会意字利用汉字本体的意义加上一些特殊的符号，或者以两个汉字汇集而成；它的形声字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作为声符和意符组合而成，甚至直接借用汉字而成。1987年5月张声震顾问与我谈及壮族“土俗字”的整理问题时，我以占西夏文、古契丹文为例，说明壮族的“土俗字”就是古壮字，建议将要出版的壮族“土俗字”字典应定名为“古壮字字典”（1988年《古壮字字典》正式出版）。可见研究壮族，不研究汉民族也是难以取得有价值的成果的。对此，费孝通先生1983年给《盘村瑶族》一书作序时就深有感触地说：“我最近越来越感觉到在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不应当只调查少数民族，因为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常常对这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的社会不能离开他们和汉族的关系而存在的。要研究民族地区的社会也不能不注意研究当地的民族关系，特别与汉族的关系，希望今后做民族研究的人能考虑我的这种体会。”
有了对汉民族的研究，又有了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以及对两者关系研究的基础，我们才可以对中华民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包括海外华侨在内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是中国各民族在总体上的民族认同。而汉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以及他对少数民族广而深的影响，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加强民族团结的作用，因此，要认识中华民族的“自我”，不研究汉民族显然是不行的，这就是汉民族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3．汉民族研究是发展人类学的需要。人类学是国际学术界的显学，是一门培养通才的基础学科和领头学科，国外许多大学都设有人类学系，大多数大学都开设人类学课，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了解人类学知识，人类学的应用和传播也极为普遍，不仅政府的行政、外交和对外开发机构聘请人类学家参与工作，而且卫生、教育、精神健康、工业关系机构等也聘请人类学家作顾问，甚至主持工作。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类学的兴起以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在西方学术土壤中萌芽、发展起来的。汉民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学术宝库，无论你从哪一个学科进入这个宝库都可以得到丰硕的成果。港台着名的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在他那篇着名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中就指出：“由于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小型的、简单的语言即较原始的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能否有效地应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中国这么博大、悠久的复杂社会，是个极具挑战性的方法论问题。”因此，“现有人类学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我觉得这段话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因为我们汉民族有许多事情，我们仔细去审视它、考察它、研究它都会觉得无论是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或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可能还无法进行解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考虑和提升它。比如说。汉民族的历史连绵不断。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没有中断过的就是我们中国的汉族。这样一个汉民族，哪怕是在灭顶之灾的情况下，它照样能够妙手回春。对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用传统的理论去解释它，也有不少的解释，但是我觉得还不是那么透彻，还可以作许多新的解释。还有一个就是汉民族的语言，那实在是太复杂了。我跟日本学者谷口房男先生交往，他老是讲“an no”“an no”如何如何，我说：“an no”是不是“我”的意思。他说：“是呀！”刚好，武义方言“我”即为“an no”。所以如果按照中国方言的情况去划分的话，可以说不知道有多少民族、多少国家。但是恰恰这个汉民族不管语言怎样不能交流，但是文字是相通的，汉字在这里起的作用太大了。因此，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民族。但是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去解释它，你能解释得通吗？是不是需要我们重新加以提升？由此可见，对汉民族作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除了能对汉民族社会的本质提供新的、实证的和客观的说明外，还能对人类学的许多基本命题，如比较鉴别、文化相对性、传统与濡化、文化涵化、民族形式与国际化等命题用新的案例来确认和诠释；或可能提出新的质疑而发掘出新的命题来，把汉民族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价值观提炼出来充实甚至更新人类学民族学，从而使我们不只对汉民族的文化，甚至整个中国文化乃至对整个人类文化变迁的历程有一个更全面、更清楚、更准确的认识，使现代人类学民族学在当代汉民族的研究中受到一次洗礼，不仅可以加速人类学民族学的本土化，而且会使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升到一个高度，从而更具有国际性。我想这也应该是汉民族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孟：自您开拓汉民族研究近20年来，出版了《汉民族发展史》、《汉族民间风俗》等专着，已为汉民族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世纪之交您的汉民族研究有什么新的进展，今后有何打算？
徐：我的《汉民族发展史》1986年写成后，直到1992年出版。在这6年中，我曾对汉族风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因为风俗是一面镜子，无论哪个民族，只要展示出自己的风俗，可以像镜子一样地照出自己的身姿和风韵；风俗是一个万花筒，无论哪个民族的风俗，从衣食住行到婚嫁丧葬，从农作山林到畜牧百工，从节日岁时到信仰崇拜，像万花筒一样丰富多彩，千变万化；风俗是一部社会生活的活教材，无论谁要了解和认识一个民族，最佳的途径之一就是先了解其风俗，透过风俗可知道这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和社会概貌。泱泱恢宏的汉民族，是世界风俗最为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民族。于是，我主编了一套135万字的《汉族民间风俗丛书》。全套丛书共分八册，即《汉族民间经济风俗》、《汉族红白喜事风俗》、《汉族四时八节风俗》、《汉族生养益寿风俗》、《汉族衣食住行风俗》、《汉族民族游乐风俗》、《汉族民间交际风俗》、《汉族民间信仰风俗》，集汉民族东西南北中风俗之大成，使人们借风俗这面镜子，可以窥见汉民族的身姿、面貌和风韵，并从中探索和了解古老而文明的汉民族的生活轨迹。最近，我将这套丛书作了修改，合编为《汉族民间风俗》一书，已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从1991年开始，我主持《汉族风俗文化史》课题的主编工作。编着《汉族风俗文化史》一书的目的是要从纵向上把汉民族风俗源远流长的历史勾勒出来。此书已杀青交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审稿之中。
在致力于汉族风俗文化研究的同时，我将学术研究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了对当代汉民族的研究课题上，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对乐业、桂平、苍梧、邕宁、平果、横县、武宣、环江、罗城等24个县（市）或自治县的汉族情况作了初步的田野考察。1988年由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理论研究室编辑油印了《广西汉族考察》。1992年《广西汉族发展史》课题获得广西区教委的批准立项，1994年完成了《广西汉族发展史》初稿（此稿已经被《广西通志·民族志》收入）。经过了这样长约8年的努力，目前基本上了解了广西汉族从秦始皇开始入桂，直至解放前移入广西历史的基本情况，并对广西汉族的主要族群--白话人、客家人、平话人、桂柳人，以及文化人类学特征奇特的“高山汉”、三江“六甲人”、富川“梧州人”、武宣“伢人”、贺县的“本地人”等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对广西当代汉族的考察和研究中，使我体会到汉族这个人口有11亿多的大民族，其内部的构成是极复杂的，其发展的历史也是极不平衡的，但人们目前对汉民族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表象上，缺乏对当代汉民族的系统而深入的田野考察，从而触发了我对中国当代汉族研究强烈的兴趣。如果说我的《汉民族发展史》是从远处看汉民族，那么从1993年便开始走近汉民族。要近看汉民族，我提出了一个对当代汉族进行全面研究的课题计划，即对每一个省、区、市的汉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但是，无奈，由于国家社科基金指南无汉民族研究的课题意向，无法提出课题申请，而出版社又嫌这个计划太庞大而不敢接受。直到1996年上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胡小静先生有胆识、有魄力，在研究了我的课题计划后，提出是否按大区来划分，一则缩小规模，二则避免重复。于是，我接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建议，将按省、区、市的体例改为按东北、西北、西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7大区对当代汉族的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先主编一本纲要性的百万字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为了正式启动这个项目，在广西民族学院的大力支持下，1996年12月成立了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挂靠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由我兼任中心主任，并拨了专项经费，邀请参加这个项目的全国有关专家、学者于1996年12月26日在广西民族学院举行了《’96当代汉族学术研讨会》。1997年10月又在上海召开《’97当代汉族学术研讨会》，对课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此书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样，由我主编的135万字的《汉族民间风俗丛书》，100余万字的《汉族风俗文化史》，以及100余万字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三本书与《汉民族发展史》组合在一起，将在本世纪末构成我汉民族研究的学术体系。
20世纪即将过去，在这世纪之交回顾我开拓汉民族研究的学术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汉民族研究确实是一座学术宝库，为此而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是十分值得的。今年我们广西民族学院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并开始招收民族学专业中国汉民族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我作为这一个研究方向的硕士导师第一次向全国招收硕士研究生，这标志着我国汉民族研究开始进入了培养研究生的新阶段，确实令人欢欣。
在21世纪我的有生之年，对汉民族研究，目前我有两个设想，一是从更高处审视汉民族，将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乃至世界民族发展史的大背景下，研究和撰写多卷本的《汉民族通史》，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展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二是从更近处考察汉民族，即要在《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的基础上，专就汉民族的族群作更细的田野考察，撰写一本《汉民族族群结构分析》。
人生有限，学术无涯。在这世纪之交，能与您这位新华社有名的资深记者畅谈汉民族研究的方方面面，对我既是鼓励，又是鞭策。在21世纪里我将竭尽全力继续为汉民族研究添砖加瓦，死而后已，决不停步！
谢谢您的采访。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1期
［孟凡夏，女，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