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强化科学管理是国有公交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由于行业性质和运营生产流动、分散等特点，实施科学管理，强化基础管理工作，是国有公交企业的客观要求。首先，是财务管理和资金管理；其次，是安全生产和运营秩序现场监控管理体系达到完备有效；其三，是改进和完善服务质量保障体系；其四，要实行驾乘人员“星级”动态考核，综合评定，末位淘汰的管理。其五，要建立完备的全员教育培训管理体系，使每位员工，按其岗位职责内容，持久的得到有效的教育、培训和考核，保证其专业技能达到岗位标准的要求。
⑥建立和完善激励制约的最佳制衡机制。每一名员工都能得到持久有效的激励和制度的约束。使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劳动报酬能够靠“公平、公正、公开”的分配制度去维护。同时，在物质利益得到有效保障的基础上，更不能忽视精神的嘉奖，要在企业内部自上而下地形成相互尊重、彼此信任的良好人际关系氛围。
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只有通过深化改革，积极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如：闲杂人员过多等，才能更好地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效率。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有关部委和一些地方政府已陆续提出和制定了指导、扶持国有城市公共交通企业改革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无疑会对今天的国有公交改革和发展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城市公共交通企业，也一定能够通过一系列的内部改革，逐步地适应市场，得到健康的发展。
二、转换政府对城市公共交通的财政补贴方式
通过前面的分析，发现降低总成本是提高企业效率的有效的方法。
政府对城市公共交通的财政补贴可以有效地降低城市公共交通企业总成本。但是，由于政府长期以来补贴的方式、方法不对，致使财政补贴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因此，政府在对城市公共交通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时，应当特别注意。
目前，政府对企业的补贴方式还是根据企业每年的财政收支情况来进行补贴，政府每年和企业就其成本与收益的情况来确定财政补贴的额度，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城市公共交通企业依靠补贴生存，使得企业内部缺乏提高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和提高服务水平的积极性。城市公共交通往往是花费大量的力气去争取政府的财政补贴，而不是去提高效率及服务水平。政府为企业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也给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依靠政府补贴只是一种粗放的经营方式，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产物，因此我们要跳出传统思维的圈子，转换政府补贴企业的方法。
通过（第四节）的实证分析，每个企业都得到一个效率分数，政府可以根据效率分数来区分效率“最佳”企业和“最差”企业，然后根据企业的成本和效益来确定财政补贴的额度。例如：一个效率分数很高的企业，但是它的成本亏损有可能很高，说明亏损并不是由于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等因素造成的，而是因为企业自身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造成的，如：
网络线路等。因此，政府对这种企业应该提高补贴的额度，帮助企业更好地发展。又如，一个效率分数很低的企业，它的成本亏损也很大，这就说明成本亏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自身的因素造成的，如：管理水平、员工素质等，政府对这种企业应该减少对其提供的补贴。效率高的企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以帮助它更好的发展；对效率低的企业，提供较少的财政补贴，以促使其改变现状，努力提高效率。这样，效率低的企业为了获取政府更高的评价，会努力提高效率和服务水平，以争取到更多的财政补贴。政府通过这种方式对城市公共交通企业提供财政补贴，可以使财政补贴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给企业提供补贴，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进一步刺激了企业效率的提高，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第六节）结论
一、结论
本章对北京十家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在1999-2005年期间的技术效率进行测度，其结果如下：效率最高的是北京巴士，其次是电车客运分公司；效率排名最低的两家企业是排在第九的第五客运分公司及排名第十的第三客运分公司。
根据测度结果，分析产生结果的原因，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影响城市公共交通企业效率的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有：
总成本、员工与车辆比、员工工资及公交巴士的座位数(即公交巴士的车容量)，外部因素有公交巴士总的行驶公里数和网络线路。对效率有正面影响的因素是公交巴士的座位数、总的行驶公里数，对效率有负面影响的因素是总成本、员工与车辆比、员工工资及网络线路。
我们在分析测度上述结果的同时，提出一些提高企业效率的建议。
第一是加强企业的改革。企业的改革首先是要精简机构，同时对人员也进行精简，并进行科学化的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第二是转换政府对城市公共交通企业提供补贴的方式，以企业的效率高低为依据，来确定政府财政补贴的额度。第三是发展公交专用车道，提高公交巴士的行驶速度，增加产出，提高效率。
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一，本章只是研究了Cobb-Douglas成本边界模型；但是，Translog生产边界模型也是目前在计量效率的时候使用比较多的模型之一，对于以后的研究，可以采用超对数模型来研究，甚至将Translog生产边界模型和Cobb-Douglas成本边界模型进行比较研究。
第二，本章只是研究了北京地区的城市公共交通企业的效率，因为北京的城市公共交通在全国范围来讲具有很强的典型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把上海、广州等一些主要大城市的城市公共交通与北京进行比较研究，便于对结果进行更好的分析。
参考文献
[1]姚洋.非国有经济成分对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经济研究，1998(12)：2935.
[2]刘小玄，郑京海.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19851994.经济研究，1998(1)：3746.
[3]孔祥.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决定因素.经济研究，1999(7)：4048.
[4]刘小玄.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1995年全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0(2)：1725.
[5]姚洋，章奇.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经济研究，2001(10).
[6]余修斌，程连裙，任若恩.前沿生产函数与企业技术非效率的测算：西安飞机制造公司的实例测算.统计研究，2000(5)：4448.
[7]AIGNER.FormulationandEstimationofStochasticFrontierModels.Journalofeconometics，1977，6(1)：2137.
[8]SCHMIDTP.ProductionFrontiersandPanelData.JournalofBusinessandEconomicStatistics.1984，2：367374.
[9]MEEUSEN.Efficiencyestimationfrom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swithcomposederror.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1977：435444.
[10]PITT.TheMeasurementandSourcesofTechnicalInefficiencyinIndonesianWeavingIndustry.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1981.
[11]COELLI.AnIntroductionToEfficiencyandProductivityAnalysis.Boston：
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98.
[12]BATTESE.FrontierProductionFunctions，TechnicalEfficiencyandPanelData：WithApplicationtoPaddyFarmersinIndia.JournalofProductivityAnalysis，1992：153169.
[13]林炳文.银行并购与效率之分析：SFC与DEA方法之比较.产业经济研究，2004(1)：1729.
[14]姚树洁，冯根福，姜春霞.中国银行业效率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4(8)：415.
[15]黄薇.基于SFA方法对中国保险机构效率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06(5)：104115.
[16]张宗益，吴俊.银行效率研究中的前沿分析方法及其比较.经济学动态，2003(4)：
[17]何枫，陈荣.金融中介发展对中国技术效率省际差异的影响：SFA模型的应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4(2)：4549.
[18]STEVENS.AccountingforBackgroundVariablesinStochasticFrontierAnalysis.NIESRDiscussionPaper，2004：239.
[19]徐康明.中国快速公交系统发展战略.美国能源基金会，2002.
[20]李瑞敏，杨新苗.国外城市公共交通财政补贴政策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02(3).
[21]北京统计年鉴，1999-2005.
[22]中国交通年鉴，1999-2005.
(本文为北京交通发展研究基地2006年度招标项目《非自控因素影响下的北京市公交企业运营效率的实证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高宏伟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