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5年）导致了一场军事革命，由此促成了全民征兵制的出现，军事组织中的指挥与控制也随之必须改变。武装力量的急剧扩大需要一种更加合理而有效的手段，以便控制战役和战斗中的部队。
高效的军事官僚机构、完善的参谋体制以及组建常备军和师，有助于在战略、作战行动和战术方面对军队进行管理。不仅如此，法国早先进展缓慢的军事改革在大革命的背景之下成为了时代的要求。法国军队业已改变的性质和法国战争迫使欧洲国家或是引入法军体制，或是加速他们自己的改革，以应对持续了23年之久的欧洲全面战争。
1789年，卡尔·弗赖赫尔·马克·冯·莱贝里希（1752～1828年）接到玛丽亚·特蕾西亚（1717～1780年）的命令，对发生在贝尔格莱德的侵犯行为发动进攻。马克在哈布斯堡军队中任初级军官，任职于他的叔叔指挥的一个骑兵中队，自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马克获得的奖赏是奥地利帝国的最高军事荣誉，从而使得这位勇敢无畏的年轻人享有盛名，并得到晋升，但最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跻身贵族行列。尽管出身平民，但是马克可以合法地宣称自己是哈布斯堡贵族中的一员。与法国和普鲁士不同，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以前，哈布斯堡王朝一直都没有大规模的常备军。威胁到帝国生死存亡的那次危机，迫使年轻的玛丽亚·特蕾西亚创建一支能够保卫哈布斯堡王朝及其不同领地的军队。
不幸的是，奥地利贵族普遍不愿到军队中服役，因而女皇不得不招募出生于军人家庭的国内外职业军官，或者招募军队时将荣誉作为手段，以此提升平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然而，当局还是迫切希望贵族参军，因为他们有着欧洲“武士阶层”的历史渊源，可以提高军队的质量，强化军队的特色。于是，马克便成为18世纪出现的哈布斯堡体制的产物，而1789年时曾是他上级的两个陆军元帅弗赖赫尔·冯·劳登（1717～1790年）和莱西伯爵（1725～1801年）也是类似的情况。
在马克接受勋章的同一年，一位名叫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年）的年轻炮兵中尉在位于奥克松的前法国炮兵学校完成了学业。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之后，法国军队和哈布斯堡军队对其军官团进行了改革。当奥地利军队希望有更多的贵族参军时，法军却把非贵族出身的人吸收进了他们的军官团。结果是创立了一些军事院校，这些军事院校对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和来自无力购买军衔且地位不高的贵族家庭的青少年进行培训。
除此之外，技术兵种（炮兵和工兵）的几次重大失败迫使法国陆军部不但在初级军事院校，而且在极负盛名的皇家军事学院即军事学校，强调数学和工程学的重要性。拿破仑就是上述改革的杰作。远在科西嘉的拿破仑一家为改革而欢呼，1768年法国占领该岛后，拿破仑的父亲得到了佛罗伦萨的贵族头衔。作为佛罗伦萨贵族的后裔，加上科西嘉的法国军事长官的求情，9岁的拿破仑获得了一笔奖学金，进入布里埃纳的军事学校学习。15岁时，他被皇家军事学院招收，一年后被授予炮兵少尉军衔。
尽管法国试图对军官团进行改革，但是法国贵族使改革的范围受到了限制，那些无力购买军衔或出身低微的人仅限于技术兵种之内。骑兵和步兵花费巨大，因为军官的战马、成套装备和侍从都要花钱，连队的供给也要靠军官出钱资助。炮兵部队和工兵部队对财大气粗的贵族没有什么吸引力。这些兵种需要动太多脑筋，而发射炮弹或挖掘平行战壕又没有获得荣誉的机会。然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向法国军队说明，技术兵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大革命中的两位最伟大的军队领导人，即拿破仑和拉扎尔·卡诺（1753～1823年），正是在这些兵种中接受训练的。卡诺是一名工兵上尉，他在雅各宾派内平步青云，1794年升任陆军部长。卡诺以“胜利的组织者”而闻名遐迩，在政治激进主义风行之时，他塑造了革命军队，确立了具有一致性的战略和强有力的领导。
军官团
在18世纪的各国军队中，晋升极其缓慢且代价高昂。军官们要对各自指挥的部队提供资助。上校们出钱购买他们的团和授衔令，并承担着相当沉重的财政包袱，为的是让他们的士兵吃饱穿暖并进行训练。尽管常备军主要由国家出钱，但政府经常以最经济的方式行事，只提供合同规定的部分财政支持。在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团的番号成为上校的财产。于是，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上校或“所有者”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团，当所有者更换时，团的名称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如果某位上校在某一年战死或辞去指挥职位的话，那么他所指挥的团可能会被重新命名。在指挥方面的私人花费限制了他们进一步晋升的机会，即便是在战争期间也是如此。
卡尔·马克服役16年之后于1789年获得上校军衔。在哈布斯堡军队中，这算是晋升很快的，尤其对一位平民出身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参加的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年）和土耳其战争（1788～1791年）为上述晋升提供了机会。在整个欧洲，绝大多数军官在尉官这一军衔上要干数十年，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允许他们逐级晋升。因此，常可以见到一些“想通过当兵发财的人”游走于欧洲各地，在外国军队里寻找机会和谋取晋升。俄国和奥地利两国的军官团里满是外国军官，并且从叶卡捷琳娜大帝（1729～1796年）到亚历山大一世（1777～1825年）的女皇和沙皇们都喜欢将那些绝顶聪明和富有军事才能的人雇佣到他们的军队中。
七年战争以后，腓特烈大帝（1712～1786年）清理了非贵族出身的军官团。普鲁士军官团的成员主要限于容克（意为普鲁士地主），其余是“外国”军官。然而，“外国”指的是来自普鲁士之外的日耳曼人。在普鲁士军队中，极少将非日耳曼人提拔为军官。1792～1806年，统领普鲁士军队的不伦瑞克公爵查理·威廉·斐迪南（1735～1806年）却是一位独立的亲王，他统治着附近的一片德意志领地。黑塞－卡塞尔的伯爵领主威廉九世（1743～1821年）在整个1806年也拥有普鲁士军队的将军军衔。1806年彻底失败后，格哈德·约翰·冯·沙恩霍斯特（1755～1813年）和奥古斯特·冯·格奈森瑙（1760～1831年）两位将军负责普鲁士军队具有关键意义的重大改革，他们两人出身于汉诺威和安斯巴赫－拜罗伊特。
这两位将军在法国大革命前进入普鲁士军队服役，并且得到逐步晋升。1789年前的法国军官团与欧洲的规则相似，不同的是他们强调军事教育，并且为出身于地位不高的贵族和富有的非贵族家庭的人提供获得低级别军衔的机会，不过晋升依然极其缓慢。即使是1785年被授予少尉军衔的拿破仑·波拿巴在1793年时也仅仅是一名上尉，这是他在当年的土伦围攻战中取得辉煌成就之前的情况。他从上尉跃升到将军只能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并且还是在国民大会中权势极大的两位人物看到他的军事才能后发生的，这两位人物是奥古斯丁·罗伯斯庇尔（1763～1794年）和保罗·巴拉斯（1755～1829年）。前者是大革命领导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1758～1794年）的哥哥，后者不久成为法国的执政官。
法国大革命创造了巨大的晋升机会。在1793年中，垄断了军官团的长期服役的大批贵族放弃他们的职位或辞去对他们的委任。法国军队从1789年的12万人扩充到1793年的75万人，这必然要求军官团的人数迅速得到增加。在1792年后长达10年的战争期间，晋升是由战役或战斗中的表现来决定的。由于伤亡率很高，连续不断的战争也导致了军官团人员的空缺。这些因素对职业军官也一样，包括前国民卫队各营的职业军官。
皇家军队与国民卫队
1790年之后，皇家军队奠定了国家保卫者的地位，受到1789年成立的更为爱国的国民卫队的挑战。到1792年时，国民卫队的各营占法军的三分之二，并最终因1793年和1795年的混编使职业军队黯然失色。混编是将一个营的职业军队和两个营的国民卫队合起来组成半个旅（团）。到1793年时，国民卫队和前皇家军队已经合并在一起，大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和这两种部队的融合都在军官团中得到反映。
在合并之前，这两支军队及其军官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国民卫队的军官最初由选举产生。民主原则压倒了军事需要，而且战争的第一年很明显地反映出选举受欢迎的人与选举经验丰富的人之间的差异。到1793年初，选举制被废除了，采用更为传统的任命方式。法国大革命期间不断变化的政治气候也给那些早期被清除出去的各级职业军官创造了大量的机会。未来的法军元帅路易·达武（1770～1823年）是皇家香槟骑兵团的一名中尉。由于贵族出身受到怀疑，他在1790年8月被解职。1791年，他从其所在的省加入了一个国民卫队营，并且由于他早先的军事经验立即被提升为中校。另一位后来成为拿破仑时期元帅的让·巴蒂斯特·茹尔当（1762～1833年）在美国革命期间服役于法国殖民地步兵的奥塞尔团。他在1784年离开皇家军队，但又在1789年加入了利摩日的国民卫队，并被选为上尉。1793年末，达武提任旅长之职，茹尔当也成为一支部队的总司令。
弗勒吕斯战役（1794年6月26日）
比利时战役的高潮是弗勒吕斯会战，它发生在法国激进革命（即恐怖统治）实现了将政敌从国民大会中清扫出去的国内目标之时。由12名代表组成的公安委员会，也就是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负责反对国内外敌人和保卫革命安全。12名代表之一的拉扎尔·卡诺执掌陆军部，并建立了一种秩序，集中指挥法国的作战行动。国民大会通常的做法是，向前线的各支部队派出代表，以确保他们的爱国热情和监视战场上的将领。公安委员会还形成一种惯例，把将军召回巴黎，为其失败承担责任，或为缺少按国民公会要求进行作战的决心负责。像屈斯蒂纳伯爵（1740～1793年）和让·乌沙尔（1739～1793年）等战功赫赫的指挥官在1793年共和国政府成立前遭到罢免，继而被处死。1793年，茹尔当指挥比利时的北方军团，当时卡诺是执行任务的代表。茹尔当在瓦蒂尼的胜利是在卡诺的直接干预下取得的，此后不久，茹尔当被解职。1794年6月，卡诺恢复茹尔当为桑布尔河和默兹河军的司令。这是一支新军队，包括北方军团的右翼、阿登军以及莱茵河和摩泽尔河军的主体部分。桑布尔河和默兹河军里有6人后来成为拿破仑的元帅，他们是茹尔当（该军司令）、弗朗索瓦·勒费弗尔（1755～1820年）、让·巴蒂斯特·伯纳多特（1763～1844年）、爱德华·莫蒂埃（1768～1835年）、尼古拉·苏尔特（1769～1851年）和米歇尔·内伊（1769～1815年）。当时，后两位是初级军官，前三位是将军。
比利时的英国联军被划分为英奥联军和哈布斯堡主力军，英奥联军由约克公爵腓特烈（1763～1827年）和克莱费伯爵（1733～1798年）指挥，哈布斯堡主力军由萨克森·科堡（1737～1815年）指挥。比利时的反法联军在人数上超过法军。然而，当夏尔·皮舍格鲁（1761～1804年）将军的北方军团向图尔奈城进逼时，约克公爵率领他的部队向英吉利海岸靠得更近。尽管有可能认为皮舍格鲁的部队向前推进是一项精心准备的计划，旨在把联军分割开来，但是仅有英军左翼处于科堡军的行动范围之内。科堡派遣让·皮埃尔·博利厄（1725～1819年）的部队保护那慕尔免遭沿默兹河向前推进的法军的进攻，而他则将自己的部队集结在卡特勒布拉的西面，控制沙勒鲁瓦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
法军在强渡桑布尔河和占领沙勒鲁瓦方面屡战屡败。该市防御固若金汤，而科堡军队的到来阻止了法军有计划地包围该市，直到他们击败法军。卡诺将沙勒鲁瓦视为主要目标，因为它将使其他的法军部队与北方军团沿平行的中心战线不受骚扰地向前推进。事实上，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的前几天里，拿破仑也将沙勒鲁瓦看做是通往比利时的门户，并在英军或普军夺取它之前迅速占领了该市。因此，革命当局组建了由茹尔当指挥的桑布尔河和默兹河军，为的是集中足够的兵力攻占该市并攻入比利时。路易·德·圣茹斯特（1767～1794年）率军出现在战场上已清楚地表明，公安委员会一致认为夺取这个城市以及随后击败反法联军至关重要。茹尔当部队于6月18日渡过桑布尔河。他命令部队不断炮轰沙勒鲁瓦，并派雅克·莫里斯·哈特里（1742～1802年）将军的师包围沙勒鲁瓦。他将余下的6个师的兵力在离沙勒鲁瓦1．6～3．2公里处部署成半圆形。圣茹斯特忙于鼓动士兵的积极性并督促围攻，而茹尔当则着手准备应付马上前来解围的科堡的军。
但是，奥军纵队被分割开来，博利厄在东面控制那慕尔，而科堡的多数部队则位于布鲁塞尔的西北方向。约克公爵拒绝率领他的部队深入内陆，离开奥斯坦德，这是英国的生命线，面对皮舍格鲁率领的部队，奥斯坦德没有设防。然而，指挥奥地利军团和荷兰军队的奥伦治亲王（1748～1806年）却向东推进，企图和科堡会师。反法联军总计有4．57万人和98门大炮。茹尔当的兵力更强，大约有7．2万人。
科堡的抵达
弗勒吕斯战役显示出法军师的编制与18世纪纵队相比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也显示出其军队指挥与控制的优势。6月25日，科堡的军队靠近沙勒鲁瓦。科堡打算对茹尔当的阵地发动袭击，用5个独立的纵队进攻茹尔当的前部和侧翼。奥伦治亲王率1．3万人在防守右翼，彼得·奎斯丹诺维奇（1738～1802年）率领6400人在中心，向左翼进攻；查理大公（1771～1847年）指挥的两个纵队（15500人）穿过弗勒吕斯向沙勒鲁瓦进军。在距科堡左翼较远的是博利厄率领的1．03万人的纵队，正在横渡桑布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