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尔当在离沙勒鲁瓦4．8公里的地方部署他的几个师。让·巴蒂斯特·克莱贝尔（1753～1800年）指挥的由两个师组成的军，位于库尔塞勒的前方，正对奥伦治亲王。有一个旅在克莱贝尔阵地以南的朗德利防守桑布尔河。沿着桑布尔河向东，弗朗索瓦·马索（1769～1796年）将军率领的战斗力不强的师镇守兰比萨尔的森林。茹尔当亲自率领两个师在戈斯利和埃皮尼之间的中心地带督战，他利用一个工事和一些重炮来加强防御。勒费弗尔率领的师占领了瓦格尼和勒吕斯之间的阵地。尽管茹尔当的部队在人数上超过科堡的部队，但他的阵地延伸得太长，在其后方还有一个被重重包围的城市。幸运的是，沙勒鲁瓦的守卫部队已于前一天攻占了这座城市，这使茹尔当可以将参加弗勒吕斯会战的哈特里师和朗萨尔镇附近的骑兵部署为预备队。
奥伦治亲王率领反法联军发动进攻，命令他的几个营和中队分成3个小纵队渡过皮顿河。一支纵队在埃韦克山的方丹向前推进，其他两支纵队向库尔塞勒推进。防守法军侧翼的阿内·查尔斯·巴萨特·德·蒙塔古（1751～1821年）将军受到巨大压力，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撤离到库尔塞勒。查尔斯·多里耶（1761～1833年）率领的旅在朗德利进击奥伦治率领的纵队时，也因受到骑兵、炮兵火力和步兵的攻击，被迫后撤。到上午10时，奥伦治亲王的军队一直在猛攻左翼。在库尔塞勒南面的蒙塔古和多里耶重新组织阵形并展开反攻，挡住了奥地利军队。克莱贝尔与位于库尔塞勒东北面的纪尧姆·迪埃姆（1766～1815年）将军率领的师共同派出一个旅对敌发起猛攻，一直打到敌军侧翼。随后，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两小时。克莱贝尔命令伯纳多特率领的旅投入战斗，到下午2时，克莱贝尔已对奥伦治的阵地造成威胁，并迫使奥伦治亲王的军队全线后撤，渡过皮顿河。
当克莱贝尔奋力守住左翼时，茹尔当的右翼面临更大的危险。奎斯丹诺维奇的纵队从位于法军中路的弗拉讷向前推进。安东尼·莫尔洛（1766～1809年）将军率领的师承受了这一进攻的冲击力。经过大半天的激战，莫尔洛被迫向戈斯利后撤。当查理大公和博利厄重兵压向勒费弗尔、马索、让·艾蒂安·尚皮奥内（1762～1800年）率领的师时，奎斯丹诺维奇占领了茹尔当的前线阵地。查理大公的纵队猛烈袭击了弗勒吕斯和埃皮尼之间的法军战壕。一个有18门重炮的工事保护着尚皮奥内的阵地。正对尚皮奥尔阵地发动进攻的奥军纵队在枪炮射击下艰难作战。
勒费弗尔也顽强地抵抗着查理的其他纵队。然而，当博利厄的纵队打垮了马索师时，一场危机很快威胁到法军的整个右翼，马索师迅速逃离兰比萨尔，对暴露于法军面前的勒费弗尔的右翼弃之不顾。此后不久，在猛烈的炮火和骑兵的支援下，查理重新发动进攻。尚皮奥内丢弃了工事，撤至埃皮尼以外。勒费弗尔处于万分危急的形势中。他派苏尔特上校率3个营和一些骑兵挡住侧翼，并占领了位于坎皮奈的战壕。博利厄的纵队迎面插入苏尔特的部队，后者得到马索师余部的增援。
茹尔当看到他的中心军队被迫后退，奥军的几个营组成两列横队从埃皮尼向朗萨尔推进。他立即命令保罗·亚历克西斯·迪布瓦（1754～1796年）将军的骑兵预备队抵挡奥军密集的队伍。奥军的第一列横队散开迎击迪布瓦骑兵预备队的冲锋，而第二列横队则组成方阵。尚皮奥内前去支援，但奥军后撤，丢下了他们所有的轻型火炮。勒费弗尔仍然在艰难地坚守阵地，抵抗查理和博利厄的进攻。随着中心稳定下来，茹尔当命令哈特里师前往侧翼。由于得到增援，勒费弗尔军击退了查理纵队的进攻，向兰比萨尔推进，从博利厄手中夺回了该地。到了晚上，还没有决出胜负的迹象，遭受重大损失的科堡撤回了他的部队。
茹尔当在弗勒吕斯险些战败。如果科堡的部队在人数上与之相当，结果就很可能大不相同。其实，科堡利用纵队发动集中进攻无法使其充分控制此次战役，更不用说与奥伦治亲王的部队协同作战了。茹尔当的胜利归功于他的师长们令人钦佩的能力，以及他们在面临迅速变化的形势时在战场上控制师和旅的能力。茹尔当的阵地位于中心位置，所以他可以将哈特里部队和骑兵预备队交给迪布瓦指挥，以支援尚皮奥内和勒费弗尔，阻止反法联军击溃这些师。然而，科堡的纵队指挥官不能指挥超过营以上规模的军队组织，从而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形势的应变能力。
军队组织的演进
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军队指挥与控制方面的一个最大进步是出现了作战师和军。18世纪，军队规模的扩大和战场的复杂性需要对欧洲军队的管理组织进行整编。通常情况下，标准的军事单位是步兵团，由一个或两个作战营和一个补给营组成。骑兵团也是相同的编制，尽管骑兵中队可以在不同战场上的部队之间进行调配。
因此，军队指挥官要在战略、作战行动和战术方面对众多的营与中队加以控制。这为军队参谋人员制造了极其沉重的负担，这些参谋人员要对军队内的各军事单位了如指掌，还要负责维持这些部队的供给，以及用恰当的方式确保军令畅通。这项任务绝不轻松。在战场上，如果无法对数万人进行协调部署，会经常导致混乱和无效。为减少困难，欧洲军队通常被编成临时性的侧翼、纵队、师、旅，它们的构成完全根据现有任务而定。团以上没有标准的军事编制。
1759年，即七年战争期间，布罗伊利公爵（1718～1804年）在法国军队内部设置了作战师，但是这些师只是临时性编制。也是在18世纪中期，法国军队引入了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军队编制的师。法国被划分为若干军事区，每一位师长都对驻扎在其辖区内的团负责。然而，这一编制没有转变成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出现的常备作战师，但是它为作战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参谋军官皮埃尔·德·布尔塞（1700～1780年）在18世纪60-70年代编写了《山地战原则》一书，提出把师作为标准编制引入军队。师能使一支军队沿数条平行路线向前推进，而且能迅速联合起来作战。这样的编队能大大提高作战效率，能使数目众多的部队作远距离快速机动，这与只用一条道路的军队截然不同，后者向前推进缓慢且受到后勤部队的限制。为此目的，另一位法国军事理论家居贝尔（1743～1790年）伯爵在18世纪70年代初期所写的《战术通论》中，主张军队应该摒弃辎重队，以提高灵活性和机动性。
分进合击
到18世纪中期，师开始发展成为提升军队战略机动性及使指挥更为容易的手段。指挥一支军队的将军无需再对每个营和中队都了如指掌，只需要掌握师的情况就可以了。同时，师长负责指挥他们各自的团。实际上，当法军实行师的编制时，他们也引入了步兵旅，即由两个步兵团构成的军事单位。普鲁士也将他的军队编成旅，但并没有采用作战师的编制。把炮兵和骑兵融入编制方案中是法军师与众不同的做法。其典型做法是，军队司令直接指挥炮兵和骑兵，当需要时再将它们分派给自己的下属。通过将炮兵和骑兵融入到师的编制结构中，法军拥有了更强大的火力，而且他们可以在更低层次上进行侦察。师可以分开行军，与敌人交战，并在得到其他师的增援之前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相互有力的支持。这一原则常被说成是“分进合击”。
在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规模增大的野战部队迫使革命政权将作战师作为常备机构引入军队编制。每个师包括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分队（一个中队或一个团）以及一个炮兵连。将军们经常根据作战计划将几个师的指挥权交给一个下属。例如：安德烈·马塞纳（1758～1817年）将军在1796年统领拿破仑的意大利军的两个师；1794年，克莱贝尔将军在比利时也统领了两个师。
拿破仑在师的基础上扩大了编制，引入了军。军这一编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存在过，但是临时性的。每个军包括2-3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后来是师）、一个师级炮兵单位以及军的炮兵预备队。工兵连和军参谋也包括在内，旨在使军成为一个拥有2万～3万人的独立作战单位。
1804年之后，法国的军通常由一名法军元帅指挥，有时也由师长指挥。在所有战役中，每个师长及其手下的旅长以及组成军的各个团，都是这个军的组成部分。法军的军有点像罗马的军团，一般在一个特定的欧洲战区内。因此，路易·达武元帅夸耀的法国大军团中的第三军，自1803年建立到1812年的整个这段时间里，其组织结构都未有变化，并且以德意志为基地。
在理想情况下，法军的军进行独立作战，但保持相互支援。这使拿破仑在战场上比他的对手更容易协调他的大军团。拿破仑的对手拒绝接受军的体制，更偏爱传统的纵队或分队。在1806年攻打普鲁士的战役期间，拿破仑将他的军队分成由3个军构成的3个纵队，即方阵。每个军距离为其提供支援的军之间是半天的行军路程，距离其他方向的任何军都是一整天的行军路程。
在19世纪初期，普鲁士和奥地利采纳了师的编制，但他们的师主要执行管理职能，直到1809年及之后，才出现常备作战师。俄国确实在1805年建立了军事师和作战师，但这些师却庞大得令人无法想象，并且缺少合适的参谋人员来有效管理这些旅和团。在英国，旅和师的编制是临时性的，根据特定的军事任务而确定编队形式。
奥斯特利茨战役（1805年12月2日）
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战胜了俄国和奥地利，这可能是他取得的最有决定性的巨大胜利。这位法国皇帝和他的6万人军队驻扎在维也纳北部65公里处，面对的是人数上占优势的8．9万人的敌军。在东南部的匈牙利，查理大公指挥的9万人处于奥地利首都攻击范围之内。在西北侧的波希米亚，斐迪南大公（1754～1806年）占领了布拉格，但是他率领那些并不强大的各个师向南推进。而拿破仑最关注的是普鲁士军队。虽然普鲁士没有与法国正式交战，但是它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1770～1840年）派遣他的外交大臣豪格维兹（1752～1832年）伯爵到维也纳向拿破仑递交最后通牒，要求停战，否则普鲁士将会加入反法同盟。拿破仑与这位普鲁士大臣进行了短暂会晤，但他并没有被这样的威胁所吓住。普鲁士的最后通牒是否能生效，只有等到战役决出胜负的时候。
与此前的腓特烈大帝一样，拿破仑既是法国军事领导人，也是政治领导人。政权归属个人，由个人所掌控，这样，统治者的个人野心就导致整个国家致力于那些目标的实现。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拿破仑的战略和战术都处于劣势，尽管如此，他还是战胜了敌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结果并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它还巩固了1792年以来法国征服意大利和德意志所取得的战果。
法国大军团的指挥官经验丰富，士兵很有斗志，奥斯特利茨战役就是体现出法军组织优势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不能以为俄国和奥地利的战斗力很差，但是当时俄国和奥地利的领导能力严重不足却是显而易见的。这场战役在8月份已开始，事实上，第三次反法同盟对整个战役的指挥非常不得力。
奥地利、俄国、英国是第三次反法同盟的主力，但是欧洲大陆军的主力部队来源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奥地利。自1792年以来，反法同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这几个国家将自己的领土利益和王朝利益带入到战争行动中。奥地利、英国、俄国为了它们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影响而展开的竞争，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干扰着联盟的战略。不幸的是，在1805年，情况仍然大致如此。 此时，任哈布斯堡军队军需总监的卡尔·马克拥有的实权和影响力都超过佛朗西斯一世（1768～1835年），他建议国王在俄国盟军10月中旬到达之前，向意大利和德意志发起进攻。于是佛朗西斯一世之弟查理大公开始指挥大军进军意大利，而马克和斐迪南大公则入侵法国的同盟巴伐利亚，并且在俄军到来之前占领了乌尔姆周围的阵地整整一个月。拿破仑的大军位于英吉利海峡的海岸上，等候法西舰队的到来，结果却是空等一场。
就在欧洲大陆战争将于8月爆发之际，拿破仑放弃了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幻想，他将军队调到莱茵河畔。12万人分成5个军，从加莱海峡和荷兰向德意志边境迅速转移，30天内行进了800多公里。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马克判断失误
马克预计法国部队的调遣需要不少于两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足够他的同盟军抵达。他没有考虑法军强大的机动性，也没有考虑到法军在没有充足的后勤保障的情况下能够快速推进。而拿破仑的军队有承受强行军的能力，而且他的军队还从莱茵河上的要塞城市得到了补给。此外，拿破仑和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的君主们签订了军事协议，一旦法军进入德国，他们能够为其提供食品和饲料。
尽管马克惊讶于法军前进的速度，但是他还是做好了迎战法军的准备。然而，在法军进入德意志的10天之内，马克和斐迪南大公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已陷入拿破仑军队的包围。马克西侧的法军转移了他的注意力，而法军大部队正向北进军，然后再向东抵达多瑙河和他的右翼。在法军加紧包围的时候，马克迅速把远处的师集中在乌尔姆。法国的两个军向巴伐利亚边境推进，阻止正快速靠近边境的俄军到达被围攻的奥地利军队。剩下的4个军包围了马克的军队。几次突围都失败了，斐迪南大公带着不到2000人的骑兵成功到达波希米亚。10月18日，马克的两万人残余部队已经投降。其余的部队在前几周就已经被打散或被俘虏。
奥地利军队在德意志被歼灭，就像霹雳一样给了查理大公重重一击。这位年轻能干的奥地利将军仍然领导着更大规模的野战军，他率领帝国的最后一支军队从威尼西亚向维也纳撤退。在意大利，查理大公的部队遭到马塞纳元帅率领的法军追击，又被内伊元帅的第六军拦截，通向维也纳的道路被封锁了，查理只好向东前往匈牙利。同时，斐迪南大公将各个分遣队会集在布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