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进行这样的持续操练或许单调得有些无聊。为保持士气，拿破仑认真视察各个营地，还举行规模盛大的阅兵式，这是充满浮华及繁文缛节的军事奇观。在1804年8月的一次有名的视察中，大约有1300名鼓手击鼓，将整个部队集合到训练场上。军队列队完毕后，拿破仑向受此殊荣的军官和士兵颁发荣誉勋章，这是首次大规模颁发此类奖章。正如他所说，“这是用小恩小惠领导士兵”。
1805年下半年和1807年全年，当大军团被部署到中欧作战时，这支曾经驻扎大西洋沿岸接受高强度训练的新军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军团与其对手的一个最显着的区别就是经过严格的训练。尤其是，战术、大战术层次的机动和革新，使得法军在战场灵活性方面占有了决定性的优势。一个主要的特征是，法军更善于在指挥体制内根据不同形势协调不同的阵形组合。
在1806和1807年的战役中，对某一个法国旅的各个营来说，随战场形势变化进行不同的组合，乃是家常便饭。例如，如果一个由4个团总共8个营组成的旅按照要求对某个防御阵地发动攻击，那么这个旅若要将1-2个营及其用于掩护3个或4个攻击纵队形式的营的轻骑兵分队部署到位，是绝对不成问题的。该旅剩余人员留出来作为预备队并非难事，甚至还可以很容易地将剩余人员部署成纵队以提供火力支援或保护进攻部队的侧翼。关键在于旅的指挥官能为其所属部队的各个分队指定战术阵形，而不用考虑任何在团或旅的层次上保持一种人为的阵形的完整性。
奥斯塔特战役
（1806年10月14日）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在1806年夏天的处境颇为不妙。他在1805年重大战役战期间曾保持中立，事实上是与法国结盟，以换取让普鲁士占领德意志北部的汉诺威选帝侯领地，后者与英国王室有着密切联系。然而，腓特烈·威廉没过多久就明白了，维持他与法国之间的联盟是要看拿破仑脸色的。在1806年早些时候，他得知结盟条件需要重新谈判：普鲁士可以维持对汉诺威的控制，但需以德意志和瑞士的其他领土为代价。几个月后，腓特烈·威廉听说拿破仑与英国进行谈判，提出归还现为普鲁士所占的汉诺威，以换取和平协议。这将使普鲁士的领土面积比其与法国结盟之前还要小。形势显然不能令腓特烈·威廉满意，他被内阁里的鹰派以及他的妻子路易莎王后（拿破仑称她是“普鲁士唯一勇敢的人”）所说服，坚信要有一战。
1806年7月，普鲁士人构筑了一个新联盟，这次的结盟对象是俄国，并在8月10日开始对军队进行总动员。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拿破仑都没有对普鲁士的总动员作出反应。皇帝最后命令预备役人员和新征入伍的士兵接受训练。9月中旬，拿破仑得知普鲁士人开始占领萨克森，意在阻止该邦加入莱茵联邦。莱茵联邦是拿破仑保护下的由德意志邦国构成的组织。9月26日，腓特烈·威廉将一份最后通牒递交给拿破仑，要他撤出德意志，否则就要面对战争。此时，两国开战的大局已定，因为拿破仑已于5天前前往德意志指挥那里的大军团。尽管拿破仑知道普鲁士与俄国结盟，但他认为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普鲁士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得到俄军的援助。
10月6日，法国皇帝在班堡指挥他的大军团迅速向普军方向挺进。普鲁士的指挥官布伦瑞克公爵企图在法军集结之前直接对其发起进攻，但形势急转直下，布伦瑞克处于下风。绝大多数普鲁士军队集结在位于图林根森林边缘的埃尔福特附近。拿破仑已经率领他的各个军径直向莱比锡推进，从该地他可以继续向柏林推进。拿破仑的军队以方阵队形摆开，这样，他就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行动灵活性。
10月13日，当拉纳和奥热罗率领的拿破仑的两个左翼兵团在耶拿附近与普鲁士军队遭遇时，方阵队形使拿破仑能迅速将向前推进的纵队旋转90度，将其军队的大部分兵力集结起来打击他所认为的在耶拿的普鲁士军队主力。
为彻底打败普军，拿破仑命令达武的第三军开往瑙姆堡，然后再向阿波尔达和普军的后方挺进。贝纳多特的第一军接到命令开往多恩堡，以保障主力部队和达武部之间交通线的安全，最后再加入达武部向前推进，切断普鲁士人的退路。拿破仑最初的作战命令里还附了一条建议，让达武和贝纳多特一起行军。10月14日凌晨1点30分，达武遇到贝纳多特，向其提出共同行军的建议，但后者未予理会，而是取道坎堡向多恩堡前进。这一决定让达武及其2．6万人的第三军面对人数可能达到6．3万人的普军主力。
上午5点30分前，达武向阿波尔达方向出发。由于浓雾和地形陡峭，达武部的行军速度相当缓慢。此外，他的大部分骑兵部队并未随行，有3个骑兵团已经出发前去搜罗战马。其全部侦察兵力仅有80名骑兵，这支骑兵也许是从布凯尔中校指挥下的第一骑兵中队中抽调的一个连。早上大约7点，浓雾暂时散去，布凯尔和他的39名部下便撤回到其步兵驻扎的军队地区，而在此之前，他们曾与普军方面的一支由骑兵或炮兵组成的占有优势的混合部队有过遭遇。
初次交火
法国艾蒂安·居丹（1768～1812年）将军率领的师是一个主力师，它由8个战列步兵旅和一个骡马炮兵连组成，共8400人。达武命令他的一个旅组成方阵——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决定，因为普鲁士王后团的两个骑兵中队对法军发起了猛烈进攻，但被4个步兵方阵轻而易举地击退。居丹师的余部也组成方阵，在浓雾散去时，居丹的骡马炮兵连粉碎了普军的炮兵，并击退了普军的一些骑兵和步兵。然后，达武命令居丹占领哈森豪森村。对达武来说，特别是对居丹来说这个决定是明智的，因为居丹军队的余部仍在途中，绝大多数人还要走4～5公里（2～3英里）的路才能赶到。
幸运的是，在普军3个规模较大的师中，只有冯·施密托率领的一个师以及格哈德·莱布雷希特·冯·布吕歇尔（1742～1819年）指挥的高级卫队处于进攻位置。普军的其他师正缓慢地开向战场。居丹的各个营在该师炮兵的支持下，在哈森豪森村摆开防御阵势，打退了普军步兵和骑兵的彼此之间根本没有相互配合的几次进攻。布凯尔及其骑兵部队在一支小规模的近卫骑兵分队的支援下，俘获了普军的几门野战炮，并将其拖回法军阵地。
大约上午8点30分，冯·瓦尔腾施莱本率领的另一个普军师出现在普军的右翼。这时，布吕歇尔命令一支主要由重骑兵组成的骑兵部队对哈森豪森村北部发动进攻。居丹的各个营灵活地组成方阵，在没有步兵和骑兵支援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击退了普军部队。布吕歇尔和以往一样狂躁，他的战马被从下面射来的子弹打死，但他却毫发无损地返回阵地。随后，施密托师对哈森豪森村的法军发动大规模的步兵进攻，瓦尔腾施莱本则向法军左翼展开侧翼运动，进行支援。战斗激烈异常，但居丹的部队顶住了普军的进攻。达武颇为幸运的是，普军用了很长时间才将部队机动到阵地，这对法军大为有利。在千钧一发之际，路易·弗里昂将军的第二师的先头部队，以及杰弗里中校率领的17磅炮兵预备队和神秘的骑兵部队，均抵达战场。
大约上午10点左右，普军对法军阵地两翼发动进攻——唯一部署在阵地西南面的第85战列步兵团受到的打击格外沉重，居丹的余部进一步重新向北部署，支援坚守在法军右翼的弗里昂部。第85战列步兵团被迫经由哈森豪森村撤退。幸运的是，在那儿的达武元帅将他们重新集合起来，并派遣居丹的两个团夺回哈森豪森村。
此时，普军发动大规模的步兵进攻。此次的袭击目标是村庄本身，而忽视了暴露无遗的法军左翼。这次进攻的代价极其高昂——布伦瑞克公爵和冯·施密托两人均负伤，布仑瑞克甚至生命垂危。普鲁士人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恢复了指挥系统，现在由腓特烈·威廉本人亲自掌握指挥权。
增 援
上午11时，参战双方均得到增援。奥兰治亲王威廉·腓特烈率领他的师抵达战场。不幸的是，腓特烈·威廉国王命令奥兰治亲王将其率领的部队分开部署在普军的两个侧翼，而非让他举全师之力压向法军一翼，因而错过了把优势兵力集中于一个关键点的大好时机。在法军一方，达武的最后一个师在查理·安东尼·莫朗将军率领下也抵达阵地并开始部署在法军左翼。
在向前推进投入战场时，莫朗的师显示出它的灵活性。起初，该师部署成3条横队战线。第一条战线有两个以纵队形式出现的轻步兵营，并得到散兵的掩护和一些炮兵的支援。第二条战线队由4个战列步兵营组成，由轻骑兵作掩护。第三条战线与第二条战线完全相同，但它只有3个营。当该师准备投入攻打哈森豪森村的战斗时，第一条战线进行了重组。最易受到攻击（特别是普军骑兵的攻击）的左营被编成密集纵队，这种阵形不仅能使其击退骑兵的冲击，而且能够在右营组成横队准备投入战斗时进行机动甚至发动进攻。
最后，当法国轻步兵为参加在哈森豪森村或哈森豪森村附近的战斗呈斜线开往右翼时，左营也形成横队。这些部队加入居丹的一个团，共同打退了普军步兵的一次大规模进攻。
与此同时，一支由30个中队组成的大规模普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莫朗余部发动进攻，莫朗余部立即组成方阵，击退了普军一次又一次冲锋。看到普军骑兵逃离战场，莫朗的7个营形成横队，加入了对瓦尔腾施莱本的进攻。普军骑兵溃退，加上新的法军部队的推进，导致已经开始撤退的普军步兵转向溃退。奥兰治师的增援部队虽然即将前来驰援，但他们的人数不足以改变溃退的浪潮。此外，腓特烈·威廉不再愿意或不再能够有效地控制他的不断溃退的部队。
中午，法军已处于发动总攻的时刻，将普军的撤退加速为溃退。3个师共同前进，该军的两翼稍稍超出中军。战场上还有一些战斗，普军炮兵向前推动大炮，为正在撤退的战友提供火力掩护，给法军造成重大伤亡。但法军毫不气馁，在近4个小时的时间内不断压向正在撤退的普军，在精疲力竭的普军停下脚步之前占领了普军的数英里的战场。
奥斯塔特战役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它显示出法军在战役、大战术和战术层面的灵活性，并暴露出18世纪欧洲一些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局限性。然而，对达武兵团来说，此次战役代价高昂。此役大约造成敌军1万人阵亡，3000人被俘，并缴获100门大炮，但达武兵团也付出了近27％兵力的代价，即7000多人或死或伤。
战术革新
从战术上讲，某些阵形的复杂性不断发生变化。混合阵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混合阵形成为一种能用于大战术层次的战术编队。在路易－亚历山大·贝蒂埃（1753～1813年）元帅给尼古拉·让·德·迪厄·苏尔特（1769～1851年）的信中提到了这个例子。在这封信里，贝蒂埃描述了拿破仑用来对付俄军的阵形的想法：每个师由两个旅构成，而每个旅则由总共4个或5个团组成。每个旅的第一个团以线性阵形进行部署。该战线得到该师火炮连的支援，一些炮兵分队部署在战线的侧翼，其他的炮兵部队则部署在这条战线的各营之间的空档处。
每个旅的第一个团将会得到第二个团的支援。两者都组成平行的纵队，保护其前方的战线的侧翼，并为第一条战线的部队提供支援。如果这两个旅的其中一个旅在战场上有第五个团的话，拿破仑认为该团应该部署成纵队，位于第二条战线的两个团的后方100米处，充当预备队，以支持其前方的任何一个旅。最后，在整个阵形的后面部署1-2个骑兵中队，以警戒俄军的非正规骑兵部队——哥萨克骑兵。
这个扩大版的混合阵形颇为有用。它大大提高了火力水平，有4个营部署成第一条横队战线，而师的炮兵分队能够对敌军实施火力攻击。第二条战线部署成纵队，特别是用来对付敌军骑兵的部队，为侧翼提供了相当大的安全。第二条战线的各个纵队，还可以利用第一条战线及其炮火打开的任何缺口。第五团也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特别是作为预备队的骑兵。骑兵预备队的出现或许也表明，拿破仑可能已经有些重视在他亲身经历的埃及战争期间非正规轻骑兵所造成的威胁。在埃及，他曾和凶猛的马穆鲁克打过仗。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对战场上的某些部队来说，纵队或许是独一无二的阵形，但在1805～1807年期间，法国的战术阵形似乎变化多端。单个部队经常因“时”制宜采取各种编队形式。特别是当形势允许下，法军常用线性阵形发动攻击或进行防御，尽管他们是以纵队形式抵达战场的。单个部队的指挥官偶尔误判或受阻不能部署成线性横队，从而造成对纵队使用的误解。
奥斯塔特战役是法军战术杰作的顶点，此后大军团作战的辉煌不再。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几个：在大西洋沿岸驻营期间，经长时间训练的有较高地位的部队被调开了；经过数不清的战役之后，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部队消失殆尽，而新征入伍的人员又不能适时替代。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削弱了法军运用大战术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拿破仑的军队被迫日益依靠大规模的炮兵，以及由多个营甚至多个团构成的纵队来摧毁敌军。在法军战术能力衰退的同时，拿破仑的对手则开始提高他们的战术能力了。
对拿破仑体系的反应
法国军事机构在本质上是趋向于保守的。因此，大革命法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对手们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对战争的变革作出反应，这并不令人奇怪。为抗衡法国体系，他们需要在思想、组织和条例上进行转型。法国人完成上述转型用了数十年时间，因而联盟国家的反应在时间上相对迟缓，并不令人诧异。
在1805～1807年期间的一系列战役之后，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大多数对手开始对他的战争方式作出反应，在此期间，法国军队处于发展的巅峰，而这些国家的军队往往被打得落花流水。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在军队的规模方面进行了较大改革。尽管不得不克服对数目庞大的男性人口进行武装的社会制约，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全都开始增强军事力量，而且往往是使用后备役部队或民兵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