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船业的由来，最早要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在福建连江县一个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址中，曾发现过一只独木舟。大约在商代，开始有了木板船，甲骨文里也有“舟”的象形字。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都有舟师（水军），造船业开始初具规模。汉代是造船技术成熟的时期，解放后在广州发现的秦汉墓中，有木制或陶制的船舶明器，相当于船舶模型。在广州还发现了汉代的造船工场遗址，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用船台造船和利用滑道使船下水的方法。
船舶动力的改进是造船技术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早期的船舶是用人力推进的，推进工具从最初的桨到后来的楫再到后来的橹，效率提高了许多。但船舶动力的最重要的改进，是用风力代替人力。帆船最早起源于汉代。风帆的发明，使船舶的规模、运载力和船速都大大提高，然而人力推进的船舶并未寿终正寝，后来人们又发明了一种仍用人力的桨轮船（车船），它是用桨轮的回转推进方式代替桨楫的间歇推动，这是船舶推进技术的又一次进步。南朝祖冲之造的千里船，有人认为就是一种桨轮船。我们今天可以确定的最早造出桨轮船的人，是唐朝的李皋。即使从李皋算起，中国的桨轮船也比西方早七八百年。
不过自汉以后，帆船始终是船舶的主流。帆船的类型有数百种之多，其中最常见的是南方的福船和北方的沙船两大类。福船是一种尖底海船，适于深海航行，多用作战船。明清时期的水军战舰基本上都是福船。沙船是一种平底海船，适于北方水浅滩多的海区航行，平衡力强，多桅多帆，船速快，多用作海运。15世纪初期，从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用的就是沙船。每次远航，用船一二百艘，其中最大的郑和宝船长44丈，张12帆，充分显示了造船业的发达。
我国古代建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近些年来在河南登封告成镇和淮阳平粮台分别发现了夏初和先商的古城遗址，证明当时的城市建筑已具备城墙、墙楼和城市中的地下水道。西周时，城市及宫殿的规划和设计有了相当的水平，《周礼·考工记》对此有专门记载。
秦汉时期，我国人民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这就是雄伟的万里长城的修筑。还在战国时，燕、赵、秦各诸侯国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袭，就相继在本国的北境修建了一段段的长城。秦统一后，基于匈奴的威慑，先后征集了30万人，劳作十多年，在原诸侯国长城的基础上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西汉时又对秦长城进行了局部增建。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城，则是明朝重建的。万里长城是我国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堪称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秦汉时的建筑材料也有新发展，出现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秦砖汉瓦。砖瓦的发明，是建筑史上的重要成就。
桥梁的建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建筑水平。隋朝大业年间，工匠李春等设计建造了着名的赵州安济桥（位于今河北赵县汶河上）。这是一座单孔石拱桥，李春的贡献在于首创了敞肩拱的形式。他在桥拱的两肩上分别建起两个小拱，减轻桥重，利于泄洪，把桥梁建造技术提高到了-个新水平。赵州桥已经历时1300多年，经受过多次地震、洪水的考验，至今仍保存完好。
古代城市建筑水平在唐代达到了高峰，这充分表现在唐代长安城的建筑上。隋文帝时，着名建筑设计家宇文恺主持设计和建造了都城大兴城（城址在今西安市区）。唐朝建立后，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经过几代皇帝的长期经营，长安成为一个规模十分宏大，设计非常严谨的世界性大都市。经考古实测，唐长安城周长达35公里，城分宫城、皇城和外廓，有12个城门，街道宽阔，经纬分明。整个城区规划整齐，宫殿区、居民区和商业区严格分开，而尤以宫殿区的建筑气势最为宏伟。规模巨大的长安城是唐代经济和文化空前发达的标志。
在我国历代城市建筑中，宫殿建筑总是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因此宫殿建筑技术也发展最快，明清的北京城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明代迁都北京后，对元大都加以扩建，以后明清两代都不断地对北京进行建设，最终形成了一个拥有辉煌的宫殿群和规划严整的市区、住宅区的庞大都市。在北京城中，故宫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的建筑艺术和独特风格的建筑，也是最充分地反映了古代建筑技术发达程度的建筑。故宫面积非常庞大，共达72万多平方米，在整体设计上，高低起伏，主次分明，对称严整，左右均衡，艺术效果十分明显。故宫建筑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也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建筑技术上的一个伟大创造。
在世界建筑史上，我国的古建筑是独具一格的，其主要特点就是以木构架为主的梁柱系统的建筑形式，这种建筑风格最迟至西汉末期已经成熟。到了宋朝，产生了总结性的建筑学文献。北宋人李诫，在长期建筑实践的基础上，编写出了《营造法式》一书，记载了当时所达到的建筑技术水平，它是研究古代建筑史的重要资料。
（第八节）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
中国古代科技由于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比较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应用性。所谓应用，就是一切以封建国家（或奴隶制国家）的根本需要为前提。由于中国古代长期推行贵德贱艺的价值观，科学技术要滋生、要发展，离开应用，特别是离开统治阶级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要是寸步难行的。正是在这一特定前提下，中国传统的科学和技术都打上了应用性的烙印。
对科技的应用性绝对否定是错误的。但过分强调应用性也确有其弊。过分重视应用，一切以应用为准，不仅容易忽视理论研究，还可能造成目光短浅，顾此失彼，甚至出现科技探索的空白区域。
第二，经验性。其表现是，无视科学技术知识的系统化、理论化，习惯于对实践经验的直接记录和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因而所得知识长期停留于初级阶段，很难在理论上进一步提高和升华。中国古代的技术发明远远多于科学发明，即和这一特点有关。
毋庸置疑，经验，特别是丰富的直接经验，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有利的条件。但是，经验并不等于规律，更不等于真理。因而过分地重视经验，反对以可能的主观推理把握客观现象。就必然会走向反面。中国古代科技领域中的许多事实也早已证明：那种宁可相信经验的可靠性，不相信科学推理的正确性的做法，一定会给科学研究造成很大的危害。
第三，综合性。整体平衡和直觉体悟是古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对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科技领域里的综合性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形象注脚。
科技领域的综合性确有其长。擅长综合、归纳能力，使中国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综合性易产生整体意识，考虑问题不仅易于顾及宏观，注意全局，还易于发现事物双方乃至多方之间的联系，注意事物间的转化，避免出现片面性。
科技领域的综合性也确有其短。中国古代科学家习惯于凭直觉观察，直觉是关于整体的感觉，虽然在认识事物中有重要作用，但不是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充其量只能是一种补充。由于满足于直觉的、感性的观察，习惯于整体的、定性的综合、归纳，既没有实验分析，更没有定量研究，因而必然产生令人遗憾的结果。恩格斯指出：“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发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由此可见，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是分析、演绎研究的伟大胜利，要进行科学研究，不仅需要一定的逻辑推导，还需要相应的实证和分析手段，实证和分析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总之。14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洗礼，欧洲告别了中世纪漫漫长夜，首先打开近代科学的大门，而在此之前一直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却未能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最终滞留于世界近代科技大门之外。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自己的近代科技，与古代科技的上述特点是有重要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