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大量传入非洲。公元751年，大食帝国掠走中国织匠、金银匠和画匠多人，中国的造纸术由此传人非洲埃及等国家。10世纪初，中国雕版印刷技术传人埃及等非洲国家，使其出现雕版印刷的《可兰经》。
从唐代开始，中国和非洲一些国家开始正式通使。据《新唐书》记载，永徽二年（651年），非洲的大食王瞰密莫末腻始遣使朝贡，在此后的148年间，正式遣使见于记载的有37次。此时，大批商人也相继来到中国，聚居在广州、泉州、洪州（今南昌）等地。
元明清时期，中非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纸币、火药和驿站制度相继传人非洲。埃及人把制造火药的原料硝称为“中国雪”。
埃及的先进技术和学术着作对中国影响很大。亚历山大里亚城着名学者托勒密的天文学着作《天文大集》被译成中文，名为《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埃及炼糖技术在元代传人中国，使中国所制的糖质量比埃及更佳。此外，非洲人民所使用的桔槔、曲柄和制锁工艺对中国古代机械技术的发展促进很大。
这一时期，中非使节往来超过以前。明代郑和七次率大型船队下西洋，到达东非海岸，先后访问了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一剌哇（索马里的希腊瓦）、竹步（索马里的朱巴河口）和麻林等地，把中国文化直接传播到非洲的土地上。其他官方和民间人士的来往也很频繁。如中国大旅行家汪大渊足迹踏遍非洲的层拔罗国（今桑给巴尔）等地，着有《岛夷志略》，记载了非洲的风土人情等情况。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也到过中国，并着有游记。这一时期，侨居中国的非洲商人也不断增多。如埃及欧思曼家族从宋末就来到中国，选择西子湖畔为永居之地，因此非洲侨民把杭州称为“欧思曼城”。
四、中国古代和欧洲的文化交流
1．明清以前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
中国和欧洲从很早时候起就开始了文化交流。
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着作中，把中国称为“赛里斯”，意为丝国。而中国古代则把罗马帝国称为“大秦”。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的丝绸开始大量地通过中亚、西亚运往欧洲。东汉班超出使西域时，曾派他的助手甘英通使大秦，因风浪太大而被阻于波斯湾畔。大约在东汉末年，大秦开始派使者来中国通好。此后双方之间的交往就没有停止。其中最着名的是在元朝时意大利着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游历过许多地方，并曾在元政府任职。回国后，他着有名闻天下的《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中国富庶繁荣和文化昌明的情况，刺激了西方人探寻新大陆和东来的强烈欲望。
通过友好交往，中西方文化得以交流。中国传向欧洲的有：丝绸、茶叶、陶瓷、桃种、杏种等物品以及丝织、冶铁等技术。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开始使用提花机，对来自中国的生丝进行加工。公元552年，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派遣的两名僧侣来华，他们回国时把蚕茧和桑树的种子藏在空心手杖里，带到君士坦丁堡，从此欧洲人才开始知道植桑养蚕，丝织业大兴。另外，中国特有的以铜锌镍冶炼合金（呈白色或银色，俗称白铜）的技术，也经过波斯传人欧洲。特别是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四大发明传人欧洲后，对后来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运动和欧洲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都起了关键的作用。
由欧洲传入中国的有：大秦的火浣布、夜光璧、厨帐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的传人。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人（时称大秦国人）阿罗本率教士数人携带经籍，到达长安，这是基督教（中国时称景教）第一次传人中国。现保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景教传人、流行于中土的情况。唐末，基督教在中国逐渐衰落。到了元代，基督教再度传人中国，时称为“也里可温教”。
2．明清时期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和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对外扩张，欧洲大批耶稣会士陆续来华，他们在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洋的科学、哲学、艺术，并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到欧洲，客观上开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科学技术发展缓慢，日渐落后。与此同时，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近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资本主义殖民势力开始向世界扩张。
在葡萄牙殖民者的支持下，明代中叶罗马教廷派出成批传教士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此后，耶稣会士竟相来华。
传教士来华后，发现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自成体系，传统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外来文化包括宗教不易在这里传播。因此，他们转而采取结交士大夫、迎合中国传统习俗和“以学术收揽人心”的方法，来达到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目的。
在数学方面：传教士向中国介绍了几何学、代数学、对数学、笔算、割圆术、平面三角术、球面三角术、三角函数等方面的知识，影响较大的西方数学着作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数理精蕴》等。
在天文历法方面：一些西方传教士参与了中国历法的制订工作。明崇祯年间，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与中国的徐光启、李天经等人，运用西洋较先进的天文仪器和较严密的数学知识，制订出了比原来的《大统历》、《回回历》更为准确的《崇祯历书》。明清时期。西方的地圆说、地动说、日心说等天文理论也相继传人中国，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说，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天文历法的进步。
在物理学方面：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着《泰西水法》，详尽地介绍了西洋农田水利工程技术，并附有图解。徐光启吸收了《泰西水法》的内容，结合我国固有的水利知识，完成了巨着《农政全书》的水利部分。瑞士传教士邓玉函与中国学生王徵合译了《远西奇器图说》，介绍了物理学中的重心、比重、滑轮、杠杆、轮轴等力学原理和应用方法，还介绍了起重机械、农器的制造方法。汤若望着《远镜说》，是西洋光学传人中国的第一书。
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艾儒略、毕方济、南怀仁、蒋友仁等均绘制过世界地图，如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介绍了地球为球体，世界有五大洲，地球可分为南北寒带、南北温带和热带等地理学知识，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18世纪初，康熙帝还聘用西方传教士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地图的测绘工作，用十年时间完成了《皇舆全览图》。
在医学方面：明末，西方医学理论只是在传教士宣教时附带论及。到了清初，出现了一些西医专着，以邓玉函撰、毕拱辰译的《泰西人身说概》为最早。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介绍西药的专着。熊三拔着《药露学》，首次向中国介绍西药制造技术。宫廷中常用西方传教士充当御医，洪若翰、白晋、罗德先、罗怀中等曾用西药治愈康熙的疾病。
在武器仿制方面：为了对付外来侵略，加强边防，明政府下令地方官员仿制和应用西洋新式火器，并拨出巨款购置西洋大炮，聘请葡萄牙军官教习。清初为了镇压三藩之乱，朝廷命南怀仁督造西洋新式大炮120门，1670年又制造大小火炮560门，其威力比明代仿制的火炮更大。与此同时，有关西洋新式火器和军事技术的着作也相继译成。汤若望的《火攻挈要》介绍了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火药的成份、火攻秘要、守城、海战、炮战原则等。南怀仁的《神威图说》也是一部火器制造技术和铳炮战术的重要着作。
应该指出，明清时期的西学东传虽然使中国向西方学到了不少新东西，但由于这次较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和西方殖民者大举对外扩张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局限性。首先，西方科学技术是通过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传播宗教是其目的，而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尽管耶稣会士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绩不可抹杀，但他们毕竟是宗教信徒，神学的偏见使他们不可能把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和先进的思想介绍给中国。其次，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已传人的科学技术也未能得到政府的扶持而得以普及提高，中西科学技术的差距在明清的西学东传中也未能真正接近。清中叶的闭关自守政策打断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加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与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
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是相互的，耶稣会士在带来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到了欧洲，引起欧洲人对中国古老文化的向往。
来华传教士十分重视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并热心介绍给欧洲人民。1585年门多萨用西班牙文编写《中华大帝国史》，不久被译成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拉丁文和德文等五种文字，多次出版，这是最早的一部系统地向欧洲介绍中国历史和地理的着作。1658年卫匡国用拉丁文写了第一部中国上古史——《中国历史》，不久被译成法文。
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古代科技也颇为注意，尤其对天文、医学的兴趣最为浓厚。
中国古典文学直到18世纪才引起耶稣会士的注意，并被介绍到西方。1732年马若瑟翻译了元曲《赵氏孤儿》。1761年英译本《好逑传》在英国刊印，不久被译成法、德等文字。
中国的工艺品和绘画艺术也倍受欧洲人的喜爱。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学十分重视，纷纷翻译四书、五经，并把它们介绍到欧洲。最早将四书译成拉丁文的是利玛窦。17世纪末，柏应理在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卫方济刊印了四书译本和《中国哲学》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儒学经典和中国当代哲学思想。
耶稣会士译述儒家经典，介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本意在于证明中国人的事“天”和敬奉上帝与基督教、犹太教的信仰天主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殊途同归，但客观上所起的作用却大大超出传教士的本意。西方的一些启蒙主义者在接触儒学后，强烈地感到儒学中的某些思想类似于西方流行的理性主义、自然神论，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寻觅到了他们所持观点的旁证，从而坚定了他们的信念和斗志，推动了西欧启蒙运动的发展。
明清时期的东学西渐也是通过耶稣会传教士这一中介实现的，由于神学的偏见，他们不可能深入而正确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把它全面系统地介绍给欧洲人民，而是从正统神学的角度有选择地加以介绍，其中不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因此。对于耶稣会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一定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全面、客观地加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