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文历法方面：印度的观星明（天文学）传人中国，更促进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印度的一些天文学着作被译成中文，书目均被列入正史，计有《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婆罗门天文》、《婆罗门阴阳算经》等7种60卷。唐朝司天台延聘擅长天文和历算的印度学者任职，他们中有迦叶孝威、扬摩罗和瞿昙悉达等，他们所着《经纬历》、《光宅历》，译着《九执历》，对中国的历法影响很大，在几个世纪内是中国天文学家参考的蓝本。印度占星术传人中国，一直流传到20世纪。唐代盛行的阴阳、风水也和印度文化有很大关系。
在数学方面：现在流行的阿拉伯数字，不少学者认为是由印度人发明，经过阿拉伯人传播到中国；印度的数学着作被译成中文，丰富了中国数学的研究内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译成中文的印度数学着作有《婆罗门算经》、《婆罗门阴阳算历》、《婆罗门算法》等。在《新唐书》中记有《都利韦斯经》、《韦斯回门经》等。
在医药学方面：印度医药学书籍被译成中文的不下10余种，其中有《龙树菩萨药方》、《西域诸仙所说药方》等。唐代孙思邈《救急千金要方》、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都吸收了印度医学的某些成就。南亚一些僧人由于善于制造延年药、长生药而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嘉奖，如天竺沙门卢伽阿逸多因制药有功，被唐高宗封为怀化大将军。
宋元明清时期，中国同南亚的文化交流继续进行。这时，中国发展了同印度洋上溜山（马尔代夫）的关系。元朝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了他到达溜山的情况。郑和下西洋时曾到达南印度沿海国家及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和溜山等。
十七、十八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南亚，中国同南亚的文化交流基本中止。
（第三节）中国古代和西亚、非洲、欧洲的文化交流
中国和西亚、非洲、欧洲相距遥远，交通不便，但自从丝绸之路打通后，中国和这些地区的文化交流也逐渐展开，并成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丝绸之路的开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早在战国初期，中国的蚕丝和丝织品就传人西方，并享有盛誉。公元前3世纪的古罗马着作中，把中国称为“赛里斯”，意为丝国。在今阿尔泰地区的古墓中，也发现战国初期的丝绸和织锦等。说明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国与中亚、欧洲之间就有了古老的丝绸通道，只是这条通道时通时阻。
西汉初年，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日益强盛，对西域各国进行掠夺和奴役，并使战火蔓延到西汉首都长安一带，阻碍了古老商路的畅通。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联络大月氏共同反对匈奴，派遣张骞率队出使西域。张骞历尽艰辛，于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却带回不少西域的情况。于是汉武帝决定，“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益发使抵安息（即波斯）、奄蔡（今咸海和里海之间古国）、黎轩（即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条枝（安息属国）、身毒国（即印度）”，这样，中国与西域各国建立了正式联系。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西域各国也开始遣使回访西汉。一时往西域去的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西汉政府设立西域都护，保证了中西交流畅通无阻。因这条商路以转运中国丝绸为主，故被后人誉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起自长安，向西穿过河西走廊，到达西域的门户敦煌，再分为南北两路。南路沿塔里木河以南的通道前进，取道鄯善（今新疆若羌）、于阗（今新疆和田）抵达莎车，越过葱岭，行至法扎巴德（今阿富汗境内），折向木鹿城（今称马里，土库曼斯坦境内）；北道出玉门关，沿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出发，途经龟兹（今新疆库车附近），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以西翻越葱岭，穿过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地区），横越康居（今撒马尔罕附近），朝木鹿城方向前进。南北两道在木鹿城会合后，又迤逦西行，伸向欧洲、地中海东部城市，远至非洲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
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虽然是以丝绸为开端，以丝绸贸易为主，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丝绸本身，涉及到政治、外交、宗教、文化艺术乃至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加强了同沿途国家的联系，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二、中国古代和西亚的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和西亚各国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其中和阿拉伯帝国的文化交流最为频繁。
《史记》记载：“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条枝即古波斯人对阿拉伯的称呼，中国沿用了这种称呼。汉武帝时，遣使条枝，中国和阿拉伯开始了正式往来。
唐代，随着地跨欧、亚、非的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中阿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据记载，自永徽二年（651年）到贞元十四年（798年）的148年间，阿拉伯帝国遣使中国达39次。宋元明时，中阿文化交流进入全盛时期。从辽天赞三年（924年）到宋开禧年间（约至1027年），阿拉伯使者到中国的有43次。明代，永乐四年（1406年）到万历中（约当1600年），从阿拉伯半岛各地来华的使节有34次。另外，天方（麦加）、默德那（即麦地那）、阿丹（即亚丁）、刺撒（即哈萨）以及祖法尔（即佐法尔）等地也多次派使节来华。同时，民间阿拉伯人也纷纷来华定居，他们聚居在广州、扬州、泉州等地，形成“蕃坊”。他们学习中国文化，通晓经史，有的参加科举考试。如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阿拉伯人李彦升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有的在中国定居任职，如阿拉伯人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年）先后担任元朝陕西、四川、云南的平章政事；同时，中阿之间的了解越来越多。唐代着名的地理学家贾耽记录了当时的中外交通情况，其中“广州通海夷道”就是记载广州到阿拉伯的航线。公元751年被大食兵俘虏的杜环，在阿拉伯留居12年后，写了《经行记》，还有南宋泉州提举市舶赵汝适的《诸蕃志》都详细记载了阿拉伯国家的情况，是中国研究阿拉伯国家的宝贵材料。阿拉伯人写的《苏莱曼东游记》，介绍了阿拉伯人在华生活的情况，有助于阿拉伯人对中国的认识。
随着交往的频繁，中国文化不断传人阿拉伯国家，对阿拉伯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物资交流方面：中国的丝绸源源不断输入阿拉伯，成为阿拉伯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
中国盛产的瓷器，远销阿拉伯各地，被阿拉伯人称为“锡尼”，意为“中国的”。到公元11世纪，中国的造瓷技术也传入阿拉伯帝国。
在历法方面：中国历法在阿拉伯帝国中亚细亚的天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当时马拉格天文台编制《伊利汗天文表》的重要内容；阿拉伯着名的天文学家阿尔·卡西编着的《兀鲁伯星表》中，论述了中国历法纪年置闰的原理。
在医学方面：中国医学着作成为阿拉伯帝国医学的重要参考文献。我国的中药牛黄等，在12世纪通过阿拉伯人传人欧洲。
此外，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炼丹术、火器、火药等先进科学技术，也传人阿拉伯国家，并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当然，古代中国文化也从阿拉伯文化中吸收了很多有益的东西。
在天文历算方面：元世祖时，阿拉伯的一些天文仪器和天文学的书籍传人中国。元代着名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就是在阿拉伯天文仪器制造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简仪等新天文仪器。郭守敬还吸收阿拉伯历法的精华，参考埃及伊本·优努斯的天文历表，制作《授时历》，使中国历法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元明两代，在使用中国历法的同时，也使用回回历法。元朝特设回回司天监负责天文观测和历法推算，明代在钦天监下设回回历科。
在数学方面：数学是天文学的基础。阿拉伯的数学和阿拉伯的天文学同时传人中国。郭守敬就受到阿拉伯数学的启发，对推动中国数学的进步起了很大作用。
在医学和药物学方面：从阿拉伯输入的药材，如乳香、血竭、芦荟、没药、葫芦巴、丁香、诃黎勒、珍珠等，为中国医学界广泛采用。其中没药（murr）、葫芦巴（hulbab）、诃黎勒（halilaj）等药材，至今还沿用阿拉伯的名称。
元朝政府重视阿拉伯医药学。在太医院中，有专门研究和使用阿拉伯医药的广惠司，它的职责是制造皇帝使用的回回药物。在它之下设有大都回回药物院和上都药物院，掌管回回药事。中国人民也非常喜欢阿拉伯的医学，民间流传有回回医官治疗头痛和马腹膨胀等病立见神效的故事。
在音乐方面：回回的乐器传人中国，其中以箜篌、火不思、胡琴和兴隆笙最为着名。元代宫廷中有回回乐队，公元1312年设置管勾司，专管回回乐人。公元1316年改为常和署，下有署令、署丞、管勾、教师、提控。
在建筑方面：由于阿拉伯建筑师来华，阿拉伯建筑式样也传人中国。元大都的宫城布局、建筑、苑囿等就是由阿拉伯的建筑师全面规划，阿拉伯的工程技术也同时在中国的建筑工地上付诸实施。各地的清真寺和穆斯林墓葬的附属建筑物，都充分体现了阿拉伯的建筑风格。
此外，阿拉伯的回回炮术，伊斯兰教、语言、服饰、绘画等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三、中国古代和非洲的文化交流
中国和非洲远隔万里，文化交流却源远流长。
先秦时代运抵中国的许多宝石、青脂、香药中就有非洲的产品，说明中国和非洲已有间接的交往。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带回黎轩的消息，中国古籍中出现了黎轩的记载。黎轩即现在北非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这是中国最早所知的非洲国家的名字。随后，中国和非洲有了更多的交往。从总体上说，中非文化交流以间接为主，从北非开始，以与东非地区的交流规模最大。联系最为密切。
唐代以前，中非文化交流主要在北非地区，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中国的丝和丝织品就通过丝绸之路输往埃及。北非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中国与罗马帝国文化交流的频繁，促进了中非文化交流的扩展，大量的中国丝织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埃及，再销往罗马。中国丝织品的大量输入，给非洲的丝织业以很大推动。随着当地丝织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提花机传人埃及，促进了埃及丝织技术的发展。
在输出先进技术和产品的同时，中国也从北非输入玻璃和玻璃技术等。
到了唐宋时期，中国的船舶直航波斯湾和红海，为中非直接交往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