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的关系是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在古代，个人的命运与家庭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人得势，可以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一人犯罪，则可能株连家族，因此古人高度重视家庭建设。《礼记·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反映了家庭建设的重要地位。“齐家”不仅是积蓄财产，维持家庭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进行家庭教育，将家属及后代培养成才，改善家风。褚少孙说：“制宅命子，足以观士。”认为从安家、教子方面即足以观察士人的人品如何。汉代已有专谈家庭教育的文著，如汉高祖的《敕太子》、王莽的《戒子孙书》、郑玄的《诫子书》等，为后世撰写“家训”一类书的发端。家庭教育在古代教育中占很重要的比重，除日常生活常规培养和道德教育外，女子教育和儿童入学前的早期教育完全属于家庭教育范围，一些家世相传的学术和技艺也都在家庭内部进行。
早期教育
汉代思想家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贾谊引孔子“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的观点，提出“早谕教”的主张。他认为，人在孩提时尚未感染上恶的习俗，此时即加强正面引导，可望获得最大的教育成效。早期教育应从生命的最初阶段——胎儿期开始。贾谊、刘向、王充等人均提倡胎教。贾谊认为，万事想求得一个好的结果，必先有一个好的开端，即所谓“慎始敬终”。开始时失之毫厘，也许会导致结尾的差以千里，人生教育也是如此，因此必须从胎教抓起。刘向在《列女传》中追述了周文王之母太任实施胎教的事例，认为良好的胎教可以达到“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的效果。他指出实施胎教的宗旨在于“慎所感”，即重视胎儿通过母体对外界事物的感应，“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胎教的内容包括母亲在孕期要选择良好的居住环境，饮食及所见所闻都要合乎礼义，坐、卧、立、行也要具有良好的姿态，要节制喜怒哀乐以保持沉静、稳重的情绪等，这些作法对胎儿的健康发育是有一定效果的。况且母亲在孕期处于良好环境影响下，进行生活常规的训练、情绪和性格上的陶冶以及知识的学习和道德的培养，必能促进母亲在身体、品德和智能方面的发展，从而为子女出生之后的教育打下良好基础。
由于汉代没有普遍设置的小学体系，所以儿童的启蒙教育也多在家庭内进行。例如王充6岁时，其父即开始教他习字，张霸7岁时已读完《论语》。在一些有条件的家庭中，还承担对子弟的经学教育。东汉察举专设童子科，选拔“博通经典”的少年。如谢廉、赵建，均是12岁即被选为童子郎，从而大大鼓励了儿童早期教育的开展。
女子教育
封建宗法制度下女子处于从属于男子的地位。《礼记·郊特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此为“三从”之说。《周礼·九嫔》中有教女子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内容，此为“四德”之说。在“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的约束下，女子的职责是相夫教子，治理家务内事。女子被剥夺了入学深造的权利，其教育完全被局限在家庭范围内，有自身特定的内容。《礼记·内则》将10岁作为男女分途受教的起点。男孩出家上学，女孩则闭门不出，学习温柔、服从的规范和家务管理、女工、女事等。
汉代独尊儒术后，随着儒家教育的广泛开展，出现了专门的女子教材。刘向撰《列女传》，分门别类讲述古代贤德女子的事迹，目的是为女子树立效法的典范，该书成为东汉以后主要的“闺训”教材。东汉女学者班昭（号曹大家，49～120）反对“但教男而不教女”的偏见，于是作《女诫》一书，分为“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概括论述了关于女子自身修养以及与家庭成员相处关系的准则。马融很欣赏该书，让他的妻女学习。班昭还被请入宫内，教授皇后及诸贵人。《女诫》一直是女子教育的经典教材之一，在明代被编入《女四书》中。
尽管有男主外管，女治内事的分工，但在经学教育昌盛的客观环境下，汉代也不乏女子学习儒经的事例。东汉明帝马皇后、和帝邓皇后、顺帝梁皇后在出嫁之前均有学习儒经的经历。特别是邓后12岁即通晓《诗》和《论语》，常在诸兄读经时请教问难，以至其母质问她：“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宁当举博士邪？”又如刘向家族珍重《左传》，家中子孙以至妇女没有不读诵的。可见当时士大夫家庭中女子涉猎儒经并非罕见之事。
学术的家世传授
学术（包括技艺在内）是一种无形的财产，也是获取有形的财产的无穷资源，况且学术还有特殊的精神价值，更是仅有富贵的人所望尘莫及的，因此在家庭内，学术技艺的继承往往比一般财产的继承更重要。学术的家世传授首当推以经学。例如翟四世传《诗》。欧阳氏自西汉至东汉、八世为《尚书》博士。甄宇习公羊严氏《春秋》，子孙传学不绝。这样的经学世家在汉代相当多见。其他学术同样注重家传。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兄妹的史学，蔡邕、蔡琰（字文姬）父女的文学，郭弘、郭躬父子的法律学，刘向，刘歆父子的文献学，楼护家世医学，任文公家世气象、灾异学，等等。即使是广招门徒从事教学活动的大师，往往仍以学术的家世传授为主线。东汉《尚书》大师欧阳歙因罪入狱，弟子礼震上书求情，指出其师仅有一子，年幼未得传学，如果其师被判死刑的话，则学术永为废绝。由此可见，无论弟子再多，被视为得其真传的仍是自家后代。尤其是一些技艺的传授，带有极浓厚的家世秘传的封闭色彩，甚至传子不传女，不到临终前不全盘透露。这固然是保障自身权益的有效方式，但也使学术技艺的传播和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如遇不测之变，则学术技艺失传的损失无法弥补。
家教
这里专指对家庭成员的告诫和规劝，又以父母对子女的告诫和规劝为主。它通过口头、书信以至专著的形式表达，既有针对具体事务的叮嘱和谋划，又有泛就生活经验、行为准则进行的论述和训导，而以后者的教育意义更为深远。郑玄《诫子书》中告诫独子郑益恩要追求君子之道，努力钻研学问，不可懒惰松懈。平时要注重自身仪容举止，接近有德之人。荣誉要靠他人给予，而德行全在自己立志去完善。这些都是关于立身处世方面的教导。刘歆少年得志，任黄门侍郎，其父刘向提醒他注意力戒骄奢、恭谨从事。马融写信给两个侄子，规劝他们不要随意评点别人的长短，更不要对已有公论的是非妄加议论，这些都是关于待人接物方面的教导。孔臧给其子孔琳写信，鼓励他孜孜不倦讲习书传，指出求学上进的关键在于立志，而学业靠不断积累，“取必以渐，勤则得多”，就像水滴石穿、虫蛀木空一样，成功全在不懈的努力。这是关于治学态度、方法的教导。褚少孙以“非其地，树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为依据，强调家中教育子孙，必须结合“生活之道”，并顺应其爱好而施教，才能取得成功。这是关于家教内容和方法的原则论述。总的来看，家教建立在骨肉之情及荣辱与共的利害关系的基础上，一般都情笃意切、真挚感人，多箴言警语，所涉及的内容也多属当务之急或是有关子女谋生、进取大业的切要问题，因而教育作用较强，历来为从事教育活动的人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