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题”
有度，指国家更有法度的意思。本篇着重阐述了法度治国的重要性。文章强调了君主依法办事，才能治国。
“原文”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赵救燕（顾广圻曰当云“攻燕救赵”），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魏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
“译文”
国家没有一贯保持强大的，也没有一直处于虚弱的。执法的人坚决依法制办事，那么国家就强大，执法的人不能坚定依法办事，那么国家就虚弱。楚庄王兼并了二十六个小国，扩大国土三千里，当楚庄王去世后，楚国的国势也就衰弱了。齐桓公兼并了三十个小国，扩大国土三千里，当齐桓公弃世后，齐国的国势也就衰弱了。燕襄王以黄河为国界，以蓟城为国都，以涿邑、方城为屏障，联合各国攻破齐国，帮助赵国灭掉了中山国，当时，天下能得到燕国的援助的国家就被重视，没得到燕国援助的国家就被看轻。燕襄王去世之后，燕国的霸业也就衰弱了。魏安釐王之时攻打燕国，援救赵国，收复了黄河以东的地方。又乘胜攻取了定陶、卫国等地，同时向齐国开战，占领了齐国五都之一的平陆，还攻击韩国而占领了管地，在淇水下游大获全胜。在睢阳战役中，魏国又使久战疲困的楚军弃甲而逃。在上蔡、召陵等战役，还连连挫败楚军；一时魏国的军队遍布天下，所向披靡，在中原各文明国家中威风凛凛，可是，当魏安釐王去世之后，魏国的霸业也就完结了。如此说来，有了楚庄王、齐桓公在，楚国、齐国就可以称霸；有燕昭襄王、魏安釐王在，燕国、魏国就可以逞强。现在这些国家都衰亡了，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官吏都努力干乱国的坏事，而不努力推行治国的措施。这些国家已经混乱衰弱了，又都丢掉国家的法度，在法度之外追求私利，这就像背着干柴救火一样，国家只会混乱衰弱得更加厉害！
“原文”
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数至能人之门，不壹至主之延；百虑私家之便，不壹图主之国。属数虽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所以任国也。然则主有人主之名，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断于法，而信下为之也。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
“译文”
在当今之世，有能够杜绝谋取私利的歪门邪道而严正地执行国家法律的君主，人民就会安居乐业，国家就会安定团结；有能够去掉谋求私利之心而克己奉公守法的臣子，国家就会强盛，敌人就会虚弱。所以，只要君主明察得失，又有法度控制，用来驾驭群臣，那么君主就不会被臣下的狡诈虚伪所欺骗；审察得失、有法度来衡量，用来听取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会被天下轻重倒置的事情所欺骗。现在如果根据名声推举人才，那么群臣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如果根据朋党关系推举官吏，那么臣民就会热衷于结交拉拢，而不求按国法办事。因此官吏没有才能不称职，国家就会混乱。根据虚假的名声施行奖赏，根据别人的毁谤进行处罚，那些喜爱奖赏、厌恶处罚的人，就会放弃为公的行为，玩弄谋私的手段，结成朋党紧密勾结起来互相干坏事。他们忘掉君主的利益而在外搞个人私交，以便进用他们的党羽，那么他们的下级能为君主办事的人就少了。他们结交广、党羽多，里里外外结成死党，即使有很大的罪过，为他们打掩护的人就多了。所以忠臣无罪而遭危难被处死，奸臣无功却安稳得利。忠臣遭受危难，被处死，不是因为他们有罪，那么忠良就会隐退；奸臣安稳得利不是因为他们有功，那么奸臣就会进用于朝廷了，这就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如果像这样，群臣就会抛弃国法，重视行使个人的权势，轻视国法了。他们多次到善于结党营私的“能人”家中，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上百次考虑私人的利益，一次也不为君主的国家着想。下属官员的数目虽然多，但不是用来尊重国君的；各种官职虽然齐备，但不是用来担当国家重任的。既然这样，那么君主虽然有君主的名称，而实际上只能依托于群臣的私家势力。因此我说：亡国的朝廷无尊君治国之人。朝廷无尊君治国之人，不是说朝廷的臣子减少了。私家致力于互相增加更多的财富，却不努力使国家富厚；大臣们致力于互相抬高地位，却不努力尊重国君；小臣们用俸禄供养私友，不把自己的职位当一回事。之所以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国君不按法办事，而听任臣下随便行事。为此，贤明的国君以法则来选拔人才，而不仅凭一已之好恶；以法度来衡量功劳大小，而不仅凭主观揣度。这样，有才能的不至于被埋没，无能的人也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一定能侥幸地进用，蒙受非难的人不一定被冤遭排斥。那么，国君对臣下的是非功罪都能清清楚楚，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说，君主以法度衡量一切就可以了。
“原文”
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入；镆铘傅体，不敢弗搏。无私贤哲之臣，无私事能之士。故民不越乡而交，无百里之戚。责贱不相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非上，臣不谓义。外使诸侯，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国听之，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谓智。此数物者，险世之说也，而先王之法所简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毋或作恶，从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
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险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凑单微，不敢相逾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馀，上之任势使然也。
“译文”
贤能的人当臣子，面向北面叩头行礼，从无二心。在朝廷中不敢推辞卑贱的任务，在军队中不敢躲避危难的战事。顺从国君的指使，遵照国君的法度，虚心地随时等待国君的命令，个人毫无是非之议论。作为人臣有口而不为自己私利辩说，有眼而不为自己寻找私利，其一切都为国君所拥有。作为人臣就好像人君的手，上用来整饰头发，下用来修理双脚，遇到凉暖寒热之际，不能不护理，莫邪宝剑刺来之时，不得不与之搏斗。国君对贤明之臣不能有心偏袒，对智能之士也不能加意爱惜。正如百姓不去他乡结营私交，因没有远道的地域里奔走的忧虑。贵和贱都各得位而不相互逾越自己的名分，愚和智都各得其所相对而存在，这真是国家得到治理的最高境界啊！当今那些看不起国家的爵禄，轻易奔走更换门庭，去选择主子的人，我认为不能称为是廉洁的。欺诈辩说而违反法律，背弃君主而强行谏说，我认为这种人不能称为是忠诚。用施行恩惠收买臣民的手段，为提高自己的名声的人，我认为这种人就不能称为是仁德。脱离世俗，离群索居，用似是而非的理由议论君主的人，我认为这种人不能称为是义气。对外出使到诸侯国，对内损耗自己国家的力量，又趁着自己国家危险之时，恐吓自己的君主说：与某国的交往没有我就不能亲近；与某国的仇怨没有我就不能谅解。而君主还信任他，让国家听任他的安排，此辈便借贬低君主的名声来炫耀自己，借损害国家的大局来获取自己家族利益，这样的人我认为不能称为是智慧。廉、忠、仁、义、智等说法，是动乱社会所流行的说法，而是先世君王的法治思想所抛弃的。先世君王的法令说：为人臣者不得耍威风，不得谋私利，要听从君王的旨意。不得违法作恶，而应遵从君王的指引。古时候治理成功的社会中的民众，奉守公法，杜绝私利之术，专心一意为君王效劳，随时听从君王的驱使。
作为国君，如果要亲自督察百官群臣，那就会时间不够用，精力也不济。而且国君用眼睛观察，那臣子就会装饰外观；国君用耳朵听取，那臣子就会花言巧语；君王用心思虑，那臣子就会夸夸其谈。先王认为依靠自己的眼睛、耳朵、思虑是不够的，因此便舍弃自己的能耐，而依靠法度，严格地施行赏罚。先王抓住了这个要领，所以法令简要而君权不受侵犯。所以，国君控制着四海之内，机巧权变的人不敢玩弄其诈骗之术，邪恶狡猾的人不敢施展其如簧之舌，阴险奸邪的人没有了钻营的机会。臣子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也不敢随便乱说；近在眼前的郎中，也不敢报喜不报忧；朝廷中的群臣，只有将自己的微薄之力献给君王，而不敢擅自越离职守。所以，治理的办事工作不费力，而时间显得宽裕，这是君王运用法治权势（“势”）得当的结果。
“原文”
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法，所以凌过游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贷错（刘师培曰“贷”乃“贰”之讹），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斫，准夷而高科削，权衡县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属（王念孙曰“属”当为“厉”）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刑重，则不敢以贵易贱；法审，则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则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贵之而传之。人主释法用私，则上下不别矣。
“译文”
臣子侵害他们的国君，好像走路时见到的地形那样，逐渐发展变化，使君主失去头绪，东西变换了方向，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先王设置司南（古代测定方向的仪器，类似后代的指南针）来端正早晚太阳的方位。因此英明的君主使他的群臣不在法度之外打主意，不在法度之内私施恩惠，举动没有不合法的地方。严刑峻法，是用来禁止过错、排除私利的；严刑，是用来贯彻法令、惩治臣下的。威势不能由君臣二者同时树立，权力不能由君臣双方共同掌握。威势、权力由君臣共有，各种坏人就会明目张胆地活动，推行法度不守信用，君主办事就危险了；执行刑罚不果断，奸邪就不能制服了。因此说：巧匠用眼睛估量，就合乎绳墨的要求，但一定要先用圆规、矩尺作测量；最聪明的人敏捷的行动合于事理，但一定要用先王的法度作准绳。所以墨绳拉直了，弯曲的木头就会被砍直；水准器放平了，凸出的土包就会被削平，秤锤秤杆悬挂起来称轻重，量重的便要减些给量轻的；用斗、石等量具来量多少，多的就要减些给少的。所以，用法度治国，处置便能得当了。法度不偏袒地位高贵的人，墨绳不迁就弯曲的东西。法度施加的制裁，聪明的人不能用言辞狡辩，勇猛的人也不能凭武力抗争。惩罚罪过，不因他是大臣而回避；奖赏善良，也不因他是普通人而遗忘。所以要矫正上面的过失，责问下面的奸邪，治理纷乱，判断谬误，削减多余，纠正错误，统一人民的行为规范，没有什么比法度更好的了。要在官吏中整肃法纪，在人民中建立威望，斥退荒淫怠惰的行为，制止欺诈虚伪的风气，没有什么比刑罚更好的了。刑罚重，人们就不敢因为地位高贵而轻视低贱的人；法度严明，君主就受到尊重而不被侵犯。君主受到尊重而不被侵犯，就会强而有力，能掌握住治国要领，所以先王看重法度，把它传给后代。君主如果放弃法度，凭私意办事，那么君王与臣子就没有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