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青铜时代，并非如一般所说的夏、商、周这么简单而直接，在中原地区夏商周权力更替的同时，南方和北方地区各自有着自己本土文化的持续发展。边缘地区的发展，不可避免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但有时，也对中原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反作用。
彩绘陶鬲
分布于燕山山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因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夏家店遗址下层的文化遗存而得名，从60年代发现以来，日益为考古学家所重视，随葬器物中的彩绘图案更是神秘繁复，与商周铜器纹样似象非象，联系密切。70—80年代，内蒙古敖汉旗的大甸子墓地，连续工作，发现了八百余座这一时期的墓葬，出土的大量彩绘，令中国北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充分显露出不弱于中原的强劲势头。
彩绘陶罐
1974年之前，在内蒙古境内，已经调查掌握了一些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大甸子遗址的发现却要归功于当地一位普通的文化工作者。大甸子村位于赤峰市敖汉旗的东南部，近旁并无古河道。村舍与遗址间的沟崖深达10米，据当地老人回忆说是光绪年间雨水成患，冲刷而成，不知是否可信。在村的东南以前有一所寄宿中学。学校在1973年开始扩建，这个过程中，经常挖出人骨和完整的陶器，正好当地文化馆的一位老师经过，他选取了一些带回敖汉旗文化馆陈列。这年夏天，他有机会见到了在附近进行调查工作的考古学家，他们来自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他当即将这些遗物和该地的情况作了介绍，考古队员们随他去大甸子进行了初步调查，从中了解到，原来中学的伙房建在了一处古墓地上面，墓地西侧的高台地则是与墓地同时的居住址。墓地和居址都是属于北方青铜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
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在十几年前就为研究者所知晓，但是这个文化的完整墓地却一直没有找到过，这之前发掘的大多是居住遗址中的一些房屋和灰坑，即使有几处发现了墓葬，也是比较零星。因此，在当时能够遇到象大甸子这样一处规模很大的墓地，对研究者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1974年秋天，试掘工作就从中学的伙房位置开始了。这次试掘共发掘了墓葬57座，并从中了解到墓葬的保存情况是比较好的。但是第二次的发掘却一直推迟到1976年才进行，这是因为第一阶段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出土遗物的保存技术上。试掘的57座墓中，最令人兴奋的发现之一就是大量的彩绘陶器随葬，而难题也就在这些彩绘身上。彩绘是画在烧制完成的陶器表面的，颜色花纹凭目测判断可知是矿物颜料，而且有一定的厚度，不论在作画时是否加入了黏合剂，历经几千年的岁月，忽然间暴露在空气中，都十分容易出现脱落的现象。而且，这些彩绘陶器从湿润的黄土埋藏条件下，忽然转变到干燥的空气中，不仅要细致的剥离表面附着的泥土，又要防止色彩会随土脱落，还需要进行加固颜色附着力的技术保护，发掘进度快的时候，要在短时间内处理大批量的彩绘陶器，这是有相当难度的一个挑战。按照试掘的工作进度，可以推测一季将发掘数百座墓，如何为彩绘陶器的处理做好充分准备？如何才能避免可以预见到的损害？严谨的考古队员们为此作了将近两年的准备，终于在1975年冬天选定了最佳处理方案。
1976年到1977年是大甸子工作的第二阶段。先后两个年度的发掘，一共发现了墓葬603座。这次发掘，墓地的大部分已经被揭开，大家看到的是一片片排列整齐密集，而又没有相互破坏的墓葬群。毫无疑问，这片大规模的墓地有一定的规划和布局，这也就成为了研究者努力想探寻的主要内容。
1977年发掘之后，工作转入了室内的遗物整理和编写报告。1983年，大甸子进行了最后一次发掘，一方面是补充未发掘的局部、探明个别的边缘范围；另一方面，则是想对5年多研究的认识作一个实物的验证。这一次又挖到了129座墓葬。
就这样，经过整整十年三个阶段的工作，大甸子墓地基本呈现了它的全貌，共发掘了墓葬804座，墓地面积约有一万平方米。
在这块墓地中发现的墓都是长方形土坑的形式。从骨骼可以分辨出墓主人的头向都是西北面。按照墓的规模大小，以及随葬品的数量质量，研究者将这里的墓葬分为四个等级。
彩绘陶器是大甸子墓地随葬品中最为精彩的一个部分。数量多，内容繁复，可以被剖析为多种式样，并且与茔域的区分有很大关系。
彩绘用毛笔着色，在烧制完成的陶器表面绘画花纹。在大甸子出土的1600多件随葬陶器中，曾经彩绘的约有400多件，占了四分之一，其中保存较好还能够辨认的有300多件。所绘的花纹都是图案，式样被发掘者分析出了170多种。虽然在墓中埋藏了三千多年，颜色依然鲜明如新。这也是大甸子彩绘之所以闻名的原因所在。
施有彩绘的陶器主要有各种鬲、罐、鼎、壶、尊和簋。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一个墓内出土的器物，制作最精良的爵却是绝不施行彩绘的。可见大甸子先民在使用彩绘的问题上，对待不同类型的陶器是有自己特定的选择的。同样是彩绘陶器，彩绘的精细和粗劣差别也会很大，这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墓内，甚至一个墓内出土的彩绘陶，一望便知是相差悬殊的两个绘画水平的作品，显然是出于不同的画工之手。而从墓葬的等级来看，质量粗劣的彩绘都不会出现在礼遇隆重的墓内，可见彩绘装饰本身就是一种级序的表示。
这些陶器上的彩绘都是以黑灰色的器表为底色，绘以白、红两色的花纹。陶器上脱落下来的碎屑曾经经过测定，出乎意料的是同样的红色颜料，却不是一样的成分，然而都是矿物颜料没有疑问。有关颜料的工具在墓中发现了两种，一类是小石皿，其中一件发现时，里面还有一团红色颜料，外表印有纺织物包扎的痕迹，质地细腻，似乎经过澄洗。石皿内的研磨痕迹很纤细，说明它不是加工颜料而是使用颜料时的器皿，类似于今天的调色板。另一类是研磨杵，从形状上看，放在石皿中使用略嫌大，因此还应该有其他配合使用的盛具。
仔细观察，可以通过陶器内部的痕迹了解彩绘的过程。虽然各种陶器形态各异，但是体腔内都有一个轴心，在陶器上面绘画相当于在轴心的旋转面上做画。一般是围绕这个旋转面沿一个方向，或分别向两个方向连续展开绘画。彩绘的部位主要在陶器的腹部，这个部位在陶器使用时比较瞩目，也是表面曲度比较均匀平缓的部分。
发掘者将三百多件器物上的彩绘花纹进行式样的分割和分类，这样最后有171种之多。多数纹饰以复杂的卷曲线条构成多种二方连续单元。也有一部分的纹饰以兽面为主，以一般的二方连续单元为辅助纹样。图案大多以白色画出主纹，再以红色勾勒填地。从整个器物画面的分割、布置与主、辅纹饰装饰手法，都显示出它与商周青铜器图案之间的密切联系。
大甸子彩绘的发现与研究，扩大了以商周为主题的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视野，在其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原青铜文化之间发生的互动与交融，为各自的社会与文化增添了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