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10月21日（阴历九月十二日）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村，父陈杞佰是新加坡商人。
1882年9岁。在南轩私塾就学。
1890年17岁。奉父函召，第一次出洋新加坡。
1891年18岁。在其父所营顺安米店学商。
1893年20岁。归国与张氏成婚。
1895年22岁。第二次出洋新加坡。
1898年25岁。回国奔母丧。
1899年26岁。携妻张氏第三次出洋新加坡。
1900年27岁。归国葬母。
1903年30岁。第四次出洋新加坡。
1904年31岁。在此后三年间，创业颇有成果，奠定一定经济基础。
1910年37岁。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被推举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及道南学堂总理，向闽侨募捐五万多元建筑校舍，这是致力教育事业的开始。
1911年38岁。辛亥革命胜利，福建光复，被推为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会长，筹款二十多万元支援福建财政，另筹五万元接济孙中山先生。
1912年39岁。携眷回国，筹办集美学校。
1913年40岁。集美学校正式开学，购地扩建校舍和操场。第五次出洋新加坡。
1915年42岁。租轮四艘，经营航运，获利颇巨。
1916年43岁。购进三千吨轮船一艘，命名为“东丰号”。
1917年44岁。购进三千七百五十吨轮船一艘，名为“谦泰号”。因两年来营业顺利，派胞弟敬贤回国创办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学校。筹款二十多万元救济天津水灾。
1918年45岁。集美师范和中学正式开学。发起筹办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1919年46岁。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正式开学。回国筹办厦门大学。组织同安县教育会，对各乡小学给予常年补助，受益者三十多校。
1920年47岁。集美学校增设女子师范和商科。创办集美水产航海学校。
1921年48岁。厦门大学在集美开学。
1922年49岁。第六次出洋新加坡。
1924年51岁。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
1925年52岁。创业有成，资产达一千二百万元，是他一生中登峰造极，得利及资产最巨之时。
1926年53岁。扩建南洋华侨中学校舍。创办集美农林学校。开始面临逆境，胶价暴跌，营业亏损甚巨，被迫将厦大和集美两校校舍建筑工程局部停工，但经费仍竭力维持。
1928年55岁。5月3日，日军侵占济南，组织山东残祸筹赈会，募款救济受祸难胞。
1937年64岁。“七七”事变发生，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被推担任主席，捐募新加坡币一千万元，支援祖国抗日战争。
1938年65岁。被选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致电汪精卫反对其主张同日本和谈。
1940年67岁。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并率团返国到重庆、延安等地视察慰问。
1941年68岁。被推为南侨总会第二届主席。组织南洋闽侨总会。创办南洋华侨师范学校。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总会。
1942年69岁。新加坡沦陷，避居爪哇三年，写成《南侨回忆录》和《住屋与卫生》。
1945年72岁。日本战败投降，重返新加坡。11月18日，重庆各界召开“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主席特送条幅，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个大字。
1946年73岁。创办新加坡《南侨日报》。
1947年74岁。召开新加坡华侨大会，反对荷兰殖民军屠杀印尼巨港华侨暴行，议决准备对荷兰实行经济制裁。为集美各校开拓经费来源，在香港创办集友银行，实行以行养校，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1949年76岁。抗日战争胜利后首途回国。9月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10月1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0年77岁。最后一次出洋新加坡，结束未了事务。当年回国定居故乡集美村，亲自主持集美、厦大两校校舍的修建。
1954年81岁。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55年82岁。视察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
1956年83岁。当选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1959年86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创立厦门华侨博物院。
1961年88岁。在北京逝世，遗体移集美鳌园安葬。
人物简介
杨昌济（1871—1920）伦理学家、教育家。又名怀中，字华生，湖南省长沙县人。杨昌济两次参加乡试不中，后在家设馆授徒，常与密友杨守仁讨论国事，认为“非改革不足以图存”。1898年就读于岳麓书院，不顾他人劝说阻挠，毅然加入进步团体南学会，努力宣传新学、新政，赞同谭嗣同的“以民为主”的政治思想。戊戌政变失败后，避居家乡，研究经世之学。无论是研究学问还是做人，都具有坚忍精神。他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他的这种精神，学子们称为“达化斋法门”而竞相仿效。1903年，杨昌济考取官费留日学生，分别在弘文学院和东京高等师范攻读教育学6年。1909年，杨昌济由日本赴英国，入苏格兰爱伯汀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获学士学位。1913年回到长沙，他先后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任教。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192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49岁，归葬长沙县板仓。
教育思想
杨昌济早年在乡下读私塾。后在家乡设馆授徒。继而出国留学，先后入日本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院、英国阿伯丁大学攻读日语、英语、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并赴德国考察教育9个月。学成后归国从教，1913年6月之前，在湖南一师任修身、教育学教员，并相继在湖南四师、湖南师专和湖南商专兼课。之后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从乡村塾师到北大教授，其教育思想自形成、发展到成熟，由改良主义教育思想转变为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杨昌济的教育思想是教学相长、与时俱进、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完整而科学的体系。其精髓是以德育为中心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他说“道德教育，在于锻炼意志。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所为无不成矣”、“自来论教育者，往往分为智、德、体三部”，与这三部相适应的教育方法为“教授”、“训练”和“养护”。“教授”、“训练”关系着学生的精神素质，而“养护”关系着学生的身体素质。精神素质与身体素质的统一，就是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杨昌济教育思想的渊源是深厚而广泛的，但主要来自儒家经典、宋明理学和英国功利学说，尤其是以曾国藩、王船山、谭嗣同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他将斯宾塞的合理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特别是道德教育思想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并赋予时代精神，指导教育实践，因而取得了显著成就。
1903年，杨昌济考取官费留日学生，分别在弘文学院和东京高等师范攻读教育学6年。身处扶桑，不忘祖国，改号怀中，以求心怀中土。对日本老师诬蔑中国人的言论予以指斥，说日本“不怀好意”、“有入主中国之思想”，同时他还参加了拒俄运动。1909年，杨昌济由日本赴英国，入苏格兰爱伯汀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到德国考察教育，立志献身教育事业，报效祖国和人民。1913年回到长沙，被湖南省政府聘为教育司司长，他断然谢绝，表示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他先后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蔡和森等一大批有志青年都是他的学生，领受教诲颇多。他对国事颇为关注，曾设法营救被袁世凯迫害的杨德麟，规劝杨度不要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吹，支持和参加新文化运动，为创建湖南大学奔走呼号等等。他还为《新青年》撰写论文，推荐文章。与徐特立、黎锦熙等组织编译所，编辑出版中小学各科教科书，翻译了《西洋伦理学史》，编辑了《论语类抄》、《教育学讲义》等书。《达化斋日记》、《杨昌济文集》为其传世之作。
他对教育提出过许多有见地的观点：主张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反对空谈；主张以道德教育为中心，德、智、体全面发展，提出“立志、理想、爱国、殉国、勤勉、存诚、立功、勇敢、坚忍、贵我通今”等十个方面内容，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主张教育普及应与提高相结合；主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反对赶时髦的留学之风；注重发现、爱护和培养人才，此乃“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主张洋为中用，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国惰，而善应宇宙之大势”。
1918年6月，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五四运动时，发表《告学生》一文，表达对青年的热切期望。192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49岁，归葬长沙县板仓。
杨昌济是一个有着时代叛逆精神的人。从其加入南学会，积极宣传新政和新思想可以知道他把自己置身于改革的浪尖前沿。杨昌济极其关心时事，对日本欲吞并中国早有所感。“余前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其西洋历史讲义，谓中国人与罗马人同，唯宝爱其文化；虽外人入主其国，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私心揣测，谓日人不怀好意，颇有继满洲人入主中国之思想，此吾国人所当深念也。”1914年6月，当时日本正逼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达化斋日记》涉及此事时说：“外人之谋我者着着进步，而我之所以自卫者毫无进步，甚可忧也。”1915年2月，袁世凯屈于日本压力接受“二十一条”，日记写道：“此国民之耻也”。“五七”国耻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怒潮，杨昌济“至第一师范学校，为国事而讲演，余以‘不死、求己、猛进、坚忍’八字勉诸生。”在袁世凯阴谋称帝时，第一师范的爱国师生是一致行动的，毛泽东曾以学生会名义，集康有为、梁启超的反袁文章，印发过小册子。对于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杨昌济也很关心。《达化斋日记》中有多处涉及了战事，报纸上关于交战双方武器装备的情况，他都择要摘记。他对时局的关心毫无疑问也影响了他的学生。杨昌济在教学中，常常把自己接触到的国外的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介绍给学生。这些都对其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在湖南思想文化界还相对沉寂的状态下，长沙出现了全省第一个提倡文化革新的团体——新民学会，它的发起者主要是毛泽东、肖子升、蔡和森等一批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正是在其导师杨昌济的影响下，他们目睹当时社会的黑暗，人心的动荡，封建复辟思潮的泛滥，逐渐意识到非进行一场文化启蒙、道德改良运动不足以拯救中国，于是集合同志，于1918年4月14日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溉肠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新民”之名出于“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并表明革新国民性是它的最终目的。学会规定会员必须具备纯洁、诚恳、奋斗和服从真理四个条件，并制定了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嫖妓等五条会员必须遵守的道德自律。学会成立后，除第一师范外，长郡中学、周南女校、商业专门学校等长沙进步学生和青年教师相继入会，后会员发展到七八十人。新民学会原先所持有的是道德改良主义，直到五四政治运动之后，新民学会会员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倾向于用暴力革命的形式改造社会。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是杨昌济，《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说：“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由此可见杨昌济的影响之大。
1918年夏天，杨昌济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伦理学和伦理学史。这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北大师生最为活跃，各种组织、社团和刊物很多，系内有，跨系校的也有。杨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进德会等活动。1919年10月，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办《国民》杂志，杨昌济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告学生》，这是他教学生涯中最后一篇文章。文中表达了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以及对新思潮的态度。杨昌济这时的思想倾向仍属于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未能脱离“教育救国”的理想，同已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李大钊、陈独秀很不相同，但也不同于胡适所认定了杜威的实用主义，而是要积极研究各种西方的新思潮，根据中国国情，“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加以比较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