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免身为幸，戒在子孙。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齿，承伪指而进书，有若崇（即陈崇）、竦（即张竦）称莽（即王莽）之功，亦将逼于无祸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赢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余万于昆阳之郊。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及至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邻于阳平，势究虑悔，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获，旋还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继之以篡。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即苏秦）、张（即张仪）诡靡之说，奉进兜滔天之辞，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为也。又《军诫》说：“万人必死，横行天下，”昔轩辕氏整卒数万，制四方，定海内，况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可得干拟者哉！
这是一篇援古证今、凝炼深沉、义正辞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歌。
诸葛亮受刘备遗托辅政，祭由刘禅，“政由葛氏”。“事无巨细，皆亮专之”。能够有这样的权力和地位，对一般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这个吸引力就是再向前迈一步，即位称尊，创立个人的天下。远的不说，就说禅代汉帝的曹氏、禅代曹氏的司马氏都是如此。然而这种吸引力在诸葛亮面前却像磁石遇到玻璃，没有丝毫作用。他一如既往，克尽臣礼，戮力国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此期间，李严曾劝他加九锡，向至尊之位靠拢，诸葛亮却义正辞严地回答：“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大臣，禄赐百仇，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这个回答，充分地表现了他邪恶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对此，古人评论说：“至于职为臣，行为如君，其名近嫌也；位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昔周公赋《鸱鹗》之诗，成王启金滕之诰，此虽大小有异，托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兴流言，苟非诚信结于人，格于神，移于物，则莫能至是。”这种不追求个人地位，一心为国的凛然正气，至今看来仍感人至深。
他的做人原则不可侵犯。范文澜先生说：“诸葛亮的行为在封建时代，道德标准是很高的。”诸葛亮对己要求标准很高，但对别人则主张用人所长，容许别人存在某些不足。如法正心地不宽，李严善营私产，何祗不持节俭，魏延高傲自大，杨仪心性狷狭。诸葛亮在同其相处或任用他们时，虽不加以苛求，但从修身角度上，对这些人的毛病却防范极严。诸葛亮在与他们长期交往中，只有对其批评帮助的记载，绝无沾染半点恶习。诸葛亮的立身原则是凛然不可侵犯的。
第二，诸葛亮的品德表现为一种宏仁大义。这种宏仁大义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仁之大。裴松之在评论诸葛亮隐居隆中躬耕而不北上中原发展时说：“以诸葛亮之鉴识，岂不能自审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时，情见乎言，志气所存，既已定于其始矣。若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能沉翳哉！委质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余哉！苟不患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孔子讲“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从而达到使“天下之民归心”的目的。天下之民归心，即天下之民归仁。因为在儒家看来，只有大仁才是民心所归者。克复即克己复礼，这是被孔子直接称为是“仁”的事情。诸葛亮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追求的显然是儒家的大仁。他把兴复汉室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为此奋斗一生。我们不能把“兴复汉室”的主张简单理解为要恢复东汉的统治，要开历史的倒车。因为东汉，也有前期与末期的区别，有其兴盛与衰落的时期。对于亲小人，远贤臣的桓、灵之世，诸葛亮是“叹息痛恨”的。他所向往的，是“光武中兴”那样统一、强盛的汉朝。史载光武帝刘秀“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朝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其后的孝明帝，“遵奉建武制度，元敢违者”，在其当政时，“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孝章帝时，“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这三段记载，正是东汉“光武中兴”后社会统一、安定、强盛的写照。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安定是人民的迫切愿望，强盛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诸葛亮所追求的，正反映了历史的进步，反映了他那博大的仁爱之心。第二层意思是仁之广。诸葛亮的仁爱是表现在多方面的。他治理蜀汉，主张“薄赋敛，无尽民财”，使得“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体现了对百姓的仁爱；他征伐南中时，以心战为上，坚持对少数民族实行安抚政策，体现了他对少数民族的仁爱；他对被迫投降曹魏的将领黄权的家属实行保护政策，不搞诛连灭门，体现了他怜爱无辜；他对因犯错误被罢官流放的李严的儿子不搞歧视，依然任用，并勉励他为国立功尽力，体现了对晚辈的仁爱；他对魏延、杨仪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废，体现了对人才的呵护之爱；他对张裔与杨洪闹个人意气严加批评，又加训导，体现了对下属的仁爱。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序》说：“大勋未集，行师而殒，戎狄野祠，氓庶巷祭，遗爱所使，岂求而得之？”这里深刻揭示了诸葛亮的仁爱精神与人们对他的怀念的因果关系。
第三，诸葛亮的美德具有一种循名责实的躬行特点。
东汉末期，社会黑暗，政治腐败，一些封建官僚和无行士人，既要过奢侈糜烂生活，又想捞取好的社会名声，在道德伦理上十分虚伪。他们“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奢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当时流行一句谚语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策良将怯如鸡。”这种虚伪的道德已经完全丧失了对人们行为规范的约束力。曹操反其道而行之，公然求举“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这固然是出于曹操代汉的政治需要，但同时反映了虚伪的道德已不得人心。
诸葛亮提倡对蜀汉政权尽忠，自己虽受刘备遗托，集蜀汉大权于一身，但始终兢兢业业，将全部精力贡献于蜀汉的事业。他以自己的忠诚无私之举，使蜀汉“上不生疑心，下不生流言”，保持了最高统治集团的和睦与稳定。
他提倡为官要廉政爱民，自己则“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始终保持俭朴的生活作风。
他提倡为官要勤政，自己则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甚至“自校簿书”，“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
他提倡讲信义，自己则“赏罚必信”，决不朝令夕改，决不因亲疏恩仇而改变赏罚标准。
他要求后主开张圣听，勿塞忠谏之路，自己则多次下令，让部下指出自己的缺点。
正因为诸葛亮的美德具有循名责实、躬行实践的特点，所以，他的品德最令人信服，最具有感染力，最具有说服力和号召力。
他的品德征服了蜀国的君臣百姓，也征服了敌国的上上下下。百姓心存诸葛，无论是古是今。就其当时而言，自身的品德的征服力作为定国安邦的助力（至少在客观上如此），不失为一种智慧；就其后迄今的长远历史而言，同样他的品格也为万世所敬仰，而他的品德中所内蕴的智慧，其外在的积极效用，也足以使历代治国者汲取参照。
[今用]：以德服人是流传已久的一句俗语，但在现代仍是我们为人处世的一句警言。尤其是在这个科技发达，竞争激烈的社会，具有优秀的品德是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仁智兼备，忠诚无私，才能让别人欣赏、信任。才能在这个社会立足、发展，这是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
10．严俭持家，治家有方
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都需要严格管理，以达到国家繁荣昌盛，家庭幸福和睦，诸葛亮治国可谓有道，治军可谓有方，对于治家，诸葛亮也有自己的感观和见解。
治家严格，是诸葛亮治家的一大特点。
在早年，诸葛亮同其弟均，一起流离，对其弟倍加爱护。入蜀后，亮身为丞相，绝不以权谋私，对其弟要求甚严，故官位不显。诸葛亮北伐，以将军向庞为中都督，掌管卫禁军实权。而诸葛均为长水校尉，名义上为禁卫军长官之一，但为闲职，故终身默默无闻。
诸葛亮日夜操劳国事，直到刘备白帝城托孤时，还没有自己的儿子。刘备要求孩子们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诸葛亮，恐怕也有平慰诸葛亮无子之憾的用意。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受儒家文化熏陶很深的诸葛亮在家庭伦理关系上要想办法解决后代传承问题，以不绝先人之祀。他与在东吴的胞兄诸葛瑾商量，请求把他的次子诸葛乔过继过来。作为自己的儿子。诸葛瑾自然同意，在请示过吴主孙权之后，便把诸葛乔送到了蜀汉，诸葛乔是诸葛瑾的二儿子，所以本字仲慎，仲即第二之意。过继之后，诸葛亮为其改字伯松，伯即老大之意，从这一件事可看出，诸葛亮已把诸葛乔作为自己的嫡长子了。
对于这个过继来的嫡长子，这个诸葛亮家族的唯一的传承者，诸葛亮是视为掌上明珠，爱得不得了。但诸葛亮对诸葛乔的父爱，决不是一味放纵的溺爱，而是通过严格要求和教育表现出来的。
诸葛亮要求儿子做人要从修身养德做起，要有远大的志向，要刻苦学习，为将来干一番事业打好基础，不要虚度年华。他在《诫子书》中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比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谣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个《诫子书》，不但讲明修身养德的途径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他的另一篇《诫子书》说：
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生，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
意思是说：摆设酒宴，目的在于合乎礼节和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这就达到和谐的极点了。当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的时候，可以饮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错乱的程度。这是诸葛亮在具体事情上对子女的关怀。
有人认为，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诸葛亮死时才8岁，而上述两封《诫子书》所言内容，不像是对儿童讲话，因而怀疑这两封《诫子书》是后人伪造。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为嗣子这件事，就不会对上述两封《诫子书》有怀疑。诸葛乔建兴六年（公元228年）25岁，早已是成年人了。诸葛亮的两封《诫子书》，就是给已经成年的嗣子诸葛乔的。诸葛乔与在东吴的哥哥诸葛恪俱有名于当世，很多人都认为诸葛乔的才气不如其兄诸葛恪，但在品性修养方面则超过了诸葛恪，这应当是诸葛亮教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