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有一句名言：能够震撼我内心的，一是头顶灿烂的星空，二是人类崇高的道德法则。可见道德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繁衍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以德治家治国，方是人心所向。纵观诸葛亮的言、行、功业，处处体现着他的优秀品德和智慧，诸葛亮把兴复汉室，统一全国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道德与智慧，与这个高远理想结合在一起，成其贤德，乃是诸葛亮的内心自觉，是他对自我品质的要求，同时，又为他的远大政治理想所必须。在诸葛亮身上，自身与国家相关联，道德与智慧相一致。
诸葛亮重德，在他的言论中，有许多关于德的论述：
他总结历史经验说：“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
他称赞刘备说：“刘公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莫不归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
他称赞刘禅说：“天资仁敏，爱德下士。”
他评价自己说：“德薄任重，惨惨忧虑。”
他劝告杜微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
他教诫其子说：“俭以养德。”
上述诸葛亮种种言论所述之德，其内容包括道德修养、德治教化、实施德政三个方面。
这里主要谈谈他的道德修养。
诸葛亮的美德主要体面言、行、功业等方面。
先看诸葛亮关于德的论述。
诸葛亮给我们留下的主要著作，有《隆中对》、《前出师表》、《正议》、《劝将士勤攻己阙教》、《与群下教》、《戒子书》、《兵要》、《兵法》、《军令》，以及《便宜十六策》中的大部分。
《隆中对》议论风发，剖析精微，有理有据，不仅反映出他洞悉全国形势的睿智，预测天下三分的政治军事远见，为以后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勾勒出一幅熠熠生辉的蓝图，而且也表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也充满了他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自信心和非凡的勇气。
《出师表》志尽文畅，述明素志，严辅后主，恳谏众贤，受纳雅言，善谋国事，乃是一篇对蜀汉政策方针具有指导意义的政论文。全篇之言，发自肺腑，为国为民的一片忠贞之心跃然纸上，深切感人。南宋文天祥《怀孔明》诗称：“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一千多年来，这种为国为民的忠贞不知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献身。
十六国时期，西凉主李玄盛还把诸葛亮的《训诫》抄写给儿子们，教导他们说：“览诸葛亮《训诫》，……周（公）孔（子）之教尽在其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于此。”这反映出诸葛亮《训诫》对修身治国的指导作用。
诸葛亮的《正议》，是在刘备初亡，蜀国处于危难时期，一些魏国元老重臣劝蜀汉降魏称臣的条件下写的。文章正气凛然地驳斥魏国众臣，拥曹篡汉，“起不由德”，不得人心，并表示自己忠于蜀汉，“据正道而临有罪”，必定要完成统一大业的坚定意志，反映了他威武不屈的高贵品质。
此外，如《与君下教》中的“集众思，广忠益”，《戒子书》中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等等，这些都成为后世人们立身处事的不朽格言。
西晋陈寿评价诸葛亮之言说：“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西晋人张辅也说：“观其（指诸葛亮）遗文，谋谟弘远，雅规恢廓。已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于遐迩也。”陈寿、张辅二人都指出了诸葛亮著作不但在蜀国大政方针上所具有的重大价值，而且也反映出作者的崇高品德及对后人的深刻影响。
综观诸葛亮的宏文雅论，包含着正心、立身、待人、治国、治军、用兵的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其中感人至深者，莫过于他对国家、对君主、对同僚、对下属、对百姓、对家人所表现出的那种浓厚的人情味和博大的爱心。正是其雅博的思想和深切的爱心，给人们心灵深处留下极大的撞击和感召力。
再看诸葛亮的行。
诸葛亮一生，曾在隆中躬耕隐居，曾追随刘备创建霸业，曾受遗命辅佐弱主，曾为理想五次北伐，而每一个社会实践活动，都表现出他崇高的品德和人格魅力。
诸葛亮青年时期，曾在湖北隆中高卧隐居。他置刘表亲戚关系于不顾，不在刘表政权内出仕任职。他视好友徐庶北上于无睹，不为狭隘的功名利禄所惑。他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然而他并非真做隐士，在那高逸超脱的“出世”假象背后，却跳动着一颗忧国忧民的人世之心，有着一个匡世济民的人生价值取向。诸葛亮的人世态度，从他自比管仲、乐毅中可以证明。面对军阀混战、动乱不已、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诸葛亮并不想躬耕于世外桃园，更不想终老于山林幽谷，而是希望能像当年的管仲辅佐齐桓公那样，成就一代霸业；像乐毅破齐兴燕那样兴复汉室。诸葛亮的人世态度，从他提出的“隆中对”中也可证明。“隆中对”是对天下大势广泛深入的了解的结果，是对各种信息不断研究、分析、综合的结果。“隆中对”中集诸葛亮二十余年之学识，数十年之经验积累，数年之潜心研究之大成，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若不是身居垄亩心怀天下，怎能够提出这个千古名对。
但是，诸葛亮的入世又决非一般人的人世所能比拟，他的标准很高。他不是像好友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那样只想发挥个人的才干，追求个人的前途，建立个人的功业，而是审时度势，等待机遇，有朝一日实现自己“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理想，他希望那时能出现一种天下民众“箪食壶浆以迎将军”的场面，实际上是体现了“天下归仁”的理想追求。这种个人修养的高度和功业观，远非一般人可及。
从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起，诸葛亮就开始加入刘备集团，辅佐刘备成就霸业。诸葛亮认识刘备之初，刘备并非据有州郡的霸主，亦非千军万马的统帅，而是一个“不阶尺土”，“亡命于行旅之间”的落魄英雄。而诸葛亮却偏偏选中了他，并且从此以后亲若鱼水，彼此不分。考其原因，一是看中他面对“汉室倾颓。奸臣窃命”而求“信大义于天下”的政治抱负，二是看中他求贤若渴的人才观念，三是看中他身上种种符合儒家道德观念的品质。按照曹操的话，刘备是当时天下唯一可与之共称英雄的人。但这两位英雄，在道德品质上却形同水火；曹操急，刘备宽；曹操暴，刘备仁；曹操谲，刘备忠。刘备临终时，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作为遗嘱留给刘禅，也体现了他一生立身行事的准则。可以说，诸葛亮选中刘备作为自己的辅佐对象，道德品质的同气相求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诸葛亮有一篇《论交》的议论：“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诸葛亮与人交往中，绝无势利之交者。例如孟建，字公威，是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的好朋友。后来，孟公威离开荆州，到北方曹操那里施展自己的才干，做了曹操的凉州刺史。20多年以后，诸葛亮北出祁山讨伐曹魏时，还给司马懿写信，问讯孟建的情况。20多年相隔仍念念不忘，这种经远历久的感情决非势利之交。体现诸葛亮交往情操最典型的，是他与刘备的君臣之交。诸葛亮27岁结识刘备，54岁溘然长逝，始终未离刘备，未离蜀汉的事业，可谓经年历久。夷陵战败，蜀汉荆州未得，反而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当时的形势是：孙吴联盟破裂于外，黄元之乱兴起于内，刘备病危将亡，刘禅庸弱才少。蜀国处于危亡之秋。在此危急时刻，刘备意识到，只有诸葛亮才能力挽狂澜，拯救蜀汉。此刻，君臣间的信任升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果不才，君可自取。”这番话，可以说是把整个蜀国及对后继者的处置大权全都交给诸葛亮了，对诸葛亮的信任达到了极点。陈寿对此评论说，刘备“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元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而对刘备的至诚至公之托，诸葛亮接受得极有分寸，他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断之以死。”所谓股肱之力，即大臣辅佐君主之力，诸葛亮只答应他能够做到的事，这从诸葛亮与刘备交往的角度看，不是“温不增华”的表现吗？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攻入荆州，当此之时，刘琮降曹，刘备大败于当阳，被迫放弃向江陵进发的计划，而孙吴对于抗曹态度分歧，犹豫不决。在这危急时刻，诸葛亮只身前往江东，促成孙刘联盟，取得抗曹胜利。诸葛亮在江东期间，张昭有意让诸葛亮留下来，而诸葛亮却坚决不肯留下。对此，南朝刘宋史家裴松之说：“观亮君臣相遇，可谓希世一时，终始之分，谁能间之？”诸葛亮的这种态度，不是“不改叶”的“士之相知”吗？夷陵战败，刘备去世，诸葛亮再一次“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军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不也是对交往“能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生动的写照吗？
为了转弱为强，为了重建新的两路夹攻中原的钳形攻势，也为了实现兴复汉室，重返旧都的理想，诸葛亮从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起一直到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逝世，进行了五次北伐曹魏的战争。以弱攻强，以征对守，粮运不继，用人失误，悲观情绪一度蔓延，敌方主帅棋逢对手……总之，诸葛亮面临种种不利和挫折，但诸葛亮没有退缩，而是北伐出兵不已。若不是天年不允，诸葛亮肯定会仍将北伐继续进行下去。有人认为，诸葛亮《后出师表》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说法调子低沉，情绪悲观。其实不然，这正表现了他自强不息、知难而进、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道德情操。这种道德情操，前继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后启王安石“殚吾力而不能致死，可以无悔矣”的情怀。诸葛亮表现的自强不息，知难而进，百折不挠，锲而不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德情操，一直被后世之人所赞颂。今人王文德有一首《沁园春·过襄阳怀武侯》写得好：
汉祚艰难，四起群雄，虎视帝京。看董曹乱国，王纲不振，民于水火，地陷天倾。喜有隆中，卧龙待出，济世胸怀百兵。匡先主，更连呈抗魏，众志成城。
南征北伐劳形，上两表宏文荡激情。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私无畏，千古豪英。六出祁山，呕心沥血，禳斗营中殒臣星。千秋后，吊武侯不朽，万载流馨。
这是后人对诸葛亮匡世济民人生价值取向的肯定，对诸葛亮聪明睿智的钦敬，对诸葛亮知难而进、自强不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情操的景仰。
诸葛亮的崇高品德无可厚非，皆为后人所称道，对于政治家而言，功与德是紧密联系的，有崇高品德的人方能建立造福百姓的真正大功，在建立的为百姓造福的真正大功中。方能显现出一位政治家的崇高品德，诸葛亮德高望重，以至他在功业上的成绩卓著、军功斐然。
三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此期间，各国人才辈出，疆土开拓，政治修明，经济发展。如果同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经济破坏，民不聊生相比，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促成三国形成是两大战役：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后者乃是孙刘联合抗曹的结果，其关键人物便是诸葛亮和鲁肃。此后，才有曹、孙、刘的三分荆州，刘备的西进，蜀汉的建立，三国鼎立才得以形成。显然，诸葛亮的历史功绩，首先表现在，他在三国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人们常将功德二字联用，大德者建大功，大功者现大德。诸葛亮的大功，体现了他政治家高瞻远瞩、以天下为己任的品德。
诸葛亮一生中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对蜀汉的治理。
当代著名的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评论诸葛亮治国时说：“他在主观上的努力，确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作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此，“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是最有条理的一国。”通过这段评论，我们看到了一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呕心沥血、勤政为国的形象，这不也反映出诸葛亮的优秀品德吗？
诸葛亮在军事上也是有功可述的。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众南征，几个月内，便将南中之乱平定。诸葛亮的南征，是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战争中杀戮最少的一次。在南征中，他坚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对少数民族进行心理征服，使得少数民族渠帅大为感动。孟获在诸葛亮的心战加兵战的攻势下，向诸葛亮表示：“南人不复反矣。”击溃南中的叛乱武装要用军事力量，但让南中之人永不复反，让南中之人心服口服，世代怀念，恐怕就要归于仁德的力量了。他提卒10万远进魏境，与著名军事家魏国司马懿所率20万大军对抗。在对抗中，蜀汉军一直处于主动进攻地位，魏军却处于被动防守地位。在两军长期对抗中，使魏统帅“畏蜀如虎。”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却保持头脑冷静，他对祝贺他取胜的人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口。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在诸葛亮看来，用兵的目的，是使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百姓脱离于豺狼之口，不再使人死于战乱。这正体现了诸葛亮的仁爱之心。在北伐曹魏的战争中，诸葛亮慎而又慎，拒绝任何悬危计划，决不拿士兵的生命冒险，不用蜀汉的军事力量作赌注。在他的生命最后时刻，还安排了周密的撤军行动，保存了国家的有生力量，这不也体现了他公忠爱国的品质吗？
我们从诸葛亮的言、行，以及功业中可以看出，诸葛亮的优秀品德贯穿了他的一生，无论在哪方面都完全体现了他的博大的胸怀、仁心仁德，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他的优秀品德有三个特点：
第一，他充满了凛然正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南宋文天祥把这种浩然之气说成是浩然正气。他在《正气歌》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说浩然，沛乎塞苍冥。”
正对邪而言，正气者，不可侵犯之气也。
诸葛亮的思想品德中，就有这样凛然不可侵犯的东西。
他的政治思想不可侵犯。诸葛亮把兴复汉室，统一全国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一生始终为这个理想而奋斗。夷陵战败，刘备新亡，蜀汉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这时候，曹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人，纷纷写信给诸葛亮，陈说天命人事，劝他举国归藩曹魏。这实际上就是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对此，诸葛亮作《正议》一文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