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既然要“为民请命”，就不能不调整自己在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就阶级局限与历史局限而言，魏征当然不可能站在人民一边，他的所作所为，与李世民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他曾说：“臣闻涸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可知他并不否认封建剥削统治的“合理性”，他的考虑的仅是如何长期保持这种对人民的剥削统治。不过，魏征善于将封建统治的根本权利与封建统治者“保民而王”的义务相结合，于是得以取得调整国君与臣民之间关系的效用。贞观八年李世民与魏征之间有一次对话，李世民说：“隋时百姓纵有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以来，存心抚养，无有所偏差，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得。魏征则不认为这是李世民功高德大的表现，也不愿突出国君对百姓的“恩赐”，他努力将国泰民安的政治局面解释为国君和百姓上下齐心协力的结果。
[今用]：不仅国家如此，企业也是如此，尤其是现代社会的股份制企业，更应该团结职工，只有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才能使企业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蓝天六必治牙膏，”之所以能不断拓展市场发展壮大，就是因为一位职工的一个小建议：将其口径增大一毫米，就解决了市场上滞销的场面。看来，领导如果失去了职工的同心协力，也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3．鉴古知今，以史为据
魏征不仅博学多才，能以史为鉴向唐太宗李世民诤言进谏，而且能以事实为依据劝太宗用适应中国传统实用的思维方式去身体力行解决现实问题。
就思想方法而论，魏征总是采取历史认识论的方法。在与李世民论治时，魏征常常用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故事，满足李世民以史为鉴的要求。这一方面当然与魏征本人在经史方面有较高学术造诣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士人习惯于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所致。
理性认知绝非西方文明的专利，中华文明也有一个理性发展的时代，不过与古代对祖先崇拜的观念相联系，更偏重于对人事的认识罢了。正因为中国的理性发展受传统观念的制约，于是，中国的理性认识便对传统文化遗产格外关注。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不仅是孔子的复古情调，而且是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法。从历史中去汲取教训，获取经验，成为中国史学在世界上尤为发达的原因，也构成了中国以历史认识论为基础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这一特征。司马迁修《史记》时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家之言”是区别于先秦诸子百家的“史家之言”，即通过对历史的叙述，反映对历史乃至整个宇宙人生的总体认识。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就是强调史学的功用，强调历史认识论的价值。虽然司马迁本人曾遭受封建统治者的野蛮摧残，但是《史记》所提倡的历史认识论，却在中国历史上不绝拒缕，终于在唐代李世民、魏征等贞观君臣论治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这在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发展史上，也是一个进步的标志。
魏征既然以历史作为自己实现政治主张的武器，自然必须对历史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于是他参加了贞观初期修订梁、陈、齐、周、隋五朝史书的工作，“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时称良史。”可说具有合格史家的地位。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历史的编纂，源远流长，主要是对事实的叙述。自司马迁修《史记》开始摆事实，讲道理，在对事实的叙述过程中表达作者个人对历史的认识，这样，史学著作便成为修撰者历史认识论的集中体现。魏征写了《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尤其主持了《隋书》的全部修撰工作，这样，这些著作便集中反映了魏征的历史认识论。
魏征虽然重视历史经验，重视史学的教化功能，却不拘泥于历史陈规，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推陈出新。贞观元年7月，李世民问臣下行何政体，可保长治久安？尚书左仆射萧瑀说：“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大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李世民也认为汉代的经验值得仿效。在这里，魏征并非仅仅用历史上的忠臣明君故事劝导李世民要纳忠谏，不避直言，而是通过讲述历史，表达他对君臣关系的特殊认识，他讲了有莘失伊尹，项羽失韩信，终于导致政治事业失败的故事，从而肯定了人才的价值，指出了人才与事业成败之间的关系。然而人才并非工具，他需要自身价值的肯定。所以，魏征讲述了历史上的礼遇人才的故事，并且指出人才与君主之间，也有一个相互理解的关系，并非一方对另一方绝对服从。虽然臣下忠于君主，不应当有二心，但是，臣下忠于君主的程度却要看君主“恩之厚薄”。所以，君主不但不能将臣下做为工具，而且不能“无礼于下”。魏征重复了孟子的“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仇寇”的结论，正是对君臣关系的一种重新定位。魏征以历史故事来反映他推陈出新的见解，使李世民不得不承认其见解的合理性，从而使他的现实政策，更多一些理性的指导，少一点因封建传统政治体制导致皇权无限膨胀时为所欲为的失误。
魏征鉴古知今的思想方法是他得以在政治上取得极大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思想方法适应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使封建皇权不得不置于一种理性指导与监督之下。一方面使李世民减少了许多失误，一方面也造就了李世民这样能够以古为鉴的明君。中国史学自司马迁修《史记》时便有了纪传体例，说明早在西汉时中国人便已认识到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于是，重视人的主体认识能力，重视人的历史实践，而并不诉诸于鬼神“天命”。魏征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且将史学修纂与现实政治活动紧密结合，从而推动了以政治实践为依据的历史认识论的发展，这就当是魏征本人不曾想到，却又在历史上很有影响的贡献。
[今用]：魏征的鉴古知今的方法现在也值得运用，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要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借鉴历史成败，可以保证企业不重蹈覆辙。企业的行为也要符合“理”的规范，以理服人，取得财富以理为依据，必将取得极大的成就。
4．防微杜渐，循序渐进
魏征每次深思熟虑的进谏都是希望李世民保持励精图志的进取精神，凡事他都希望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解决问题，治国其如此。
魏征的社会实践主要是贞观期的政治活动，并且主要是以劝戒、引导李世民推行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措施体现其价值。李世民世称“明君”，他所推行的政策措施较其他封建统治者，有着许多高明之处，魏征却能不时发现李世民的缺点，及时提出有利于时政的批评建议，使李世民认为“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李世民取得贞观之治的巨大成就，应与魏征善于防微杜渐，从而引导国君推行正确措施的思想方法有密切关系。
魏征对李世民提出防微杜渐的谏言，有着具体的历史条件。当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争夺皇位继承权时，魏征站在李建成、李元吉一边，没有帮助李世民夺取政权的机会。当李世民做了皇帝，魏征除了帮助李世民巩固政权、求得天下大治之外，已无其它求仕进的捷径。李世民说：“贞观以前，从我定天，间关草昧，玄龄功也。贞观之后，纳忠谏，正朕违，为国家长利，征而已。虽古名臣，亦何以加！”说明魏征对李世民的作用，只是在李世民做了皇帝以后，起到了帮助李世民取得贞观之治的效果。魏征的办法，是要李世民居安思危，时刻发现成功背后掩盖的祸端，及时预防，庶几无患。例如贞观四年，正是李世民取得极大成就之际，“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同时，唐军在对东突厥战争中取得全面胜利，连做了太上皇的李渊也不得不承认儿子比自己强，说：“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甚至情不自禁地“弹琵琶”、“起舞”。在此情况下，魏征仍与李世民谈论“安不忘危”的道理。
魏征进谏既然基于防微杜渐的目的，自然不会等到李世民已有明显失误才来当“事后诸葛亮”。他以自己坚信不移的理性原则来指导个人的生活实践，并影响李世民所控制的政局，魏征认为仅仅是思想上认识到防微杜渐还不够，还要从行政命令手段上体现皇帝的认识。由于“上风既扇，则下生百端，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为此，必须有拨乱反正的态度，迅速改变已有的失误，维护政治的清明。为了保证李世民能够居安思危，不因其它干扰而发生思想上的动摇，魏征又上了第四道疏。他首先要求李世民不可言而无信，已经制订的“与民休息，安不忘危，从谏如流，治吏治民，偃武修文”等各项政策，不能轻易变更，尤其是与臣下不断讨论朝政，纳忠谏、斥谗言的经验，不可废弃。
魏征肯定了贞观以来的各项政策措施，使得“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不过，他认为以居安思危的原则来衡量，则“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其中最重要、最危险的，是李世民本人发生了变化。
这说明就在李世民、魏征的贞观时期，由于封建专制政治体制所致，朝廷上仍然弥漫着不正常的风气。总有那么一些“便佞”之人，以攻击他人为能事。他们指控别人为“朋党”、“至公”、“擅权”、“诽谤”，以证明自己对皇帝的无限忠诚。这样一来，大臣们也不相互交朋友，不敢说真心话，尤其不敢顶撞皇帝，都以献媚取宠以求仕进，自然会造成政治事业的损失。这种“妨化损德”的风气是依附封建专制权势者所喜欢的，魏征却深恶痛绝，他辞门下侍中之职，或许与这些人的攻击有关，我们无法确认是哪些人罢了。
为李世民的事业竭尽心力，却被某些人攻击谩骂，而且李世民或许也有“狎小人”而轻信一面之词的可能。所以，魏征要大讲君子和小人的差别。不过魏征仍然忠于李世民的事业，想实现他那“使天子如尧舜”的理想，因此，他不忘自己的责任，不断对李世民提出近君子、远小人的忠告。
魏征以一介书生参预朝政，唯一凭藉的是他对历史、社会、政治、现实的深刻认识。他提出的防微杜渐、居安思危原则，是当时朝臣中很少有人提及的内容。说明他的认识，在大臣中占有着领先地位，因此最能引起李世民重视，最能起到“为民请命”的作用。虽然魏征的政治目的，仍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为了李唐政权长期存在，但是，以防微杜渐来限制、监督封建皇权的恶性膨胀，并且在成功之际也不敢“纵欲”，对历史的进步，多少起一点积极作用。为此，魏征的思想认识水平在当时的朝臣中，具有领先的地位，因此才在实践中产生重要的影响。
[今用]：魏征的这种居安思危的思想即使在现在也值得借鉴。我们做事也必须具备这种思想，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5．守正如一，尽心尽力
魏征对李世民的进谏并不因其喜怒哀乐而止步，而是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真是呕心沥血，费尽了心思，最终还是得到了后人的称颂，不愧为一代直谏贤臣。
魏征以道尊于势的浩然正气，。居安思危的深刻认识，偃武修文的政治决策，保民而王的社会责任，鉴古知今的思想方法，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通过李世民的一系列精明的行政措施，实现了士人的许多政治主张。李世民曾经问臣下：魏征和三国时的诸葛亮相比，哪一个更可称贤臣？岑文本说：“亮才兼将相，非征可比。”李世民却另有见解，他说：“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这是对魏征的政治地位和人生价值的一次重要评议，值得进一步分析。
李世民善于用人，也十分“知人”，他将魏征与诸葛亮作比较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诸葛亮也是一名自称“村夫”的士人，他受刘备礼遇，出山辅政，凭藉自己的知识阅历，以及奋斗不止的政治实践，使刘备凭人力与“天时”、“地利”抗争，得到三足鼎立的一席之地。尤其当刘备死后，他实践对刘备许下的诺言，辅佐幼主，力图匡复汉室。虽然魏强蜀弱，而且自己也年迈多病，可是，诸葛亮却不惜以弱伐强，六出岐山，终于病死在五丈原，完成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价值追求，也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视为忠臣、智者、贤相的化身。李世民以魏征比诸葛亮，自然也是以这三把尺子来衡量，故对岑文本的短视，采取了批评态度。在李世民看来，诸葛亮以仁义行事，辅佐刘备，魏征也以儒治国，辅佐自己，这并无二致。但是诸葛亮是以个人的行动，代替皇帝行“王道”。而魏征是引导皇帝为尧舜，让皇帝做出伟大的事，两相对照，魏征比诸葛亮还要强。因为诸葛亮尚有些个人的功劳可言，魏征却是将一切荣誉奉献给了皇帝，难怪李世民要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可见，魏征的忠谏之心，李世民是r解的。不过，魏征既然以不断进谏显示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却是一种冒风险的事。就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体制而论，批评皇帝，意味着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挑战，对“三纲五常”的“离经叛道”，所以被视为“逆龙鳞”。虽然封建皇帝也允许臣下提一点不同意见，其原则只能是“小骂大帮忙”，而且要视封建统治者所允许的“度”行事、超过了“度”而引起杀身之祸的例子，可以说屡见不鲜。魏征以下犯上，以不畏逆龙鳞的精神不断进谏，就个人生死抉择论，超过了诸葛亮的以弱伐强。自古艰难唯一死，魏征却敢于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勇敢与智慧的结晶。为此，魏征得到了李世民信任，一直就任高官，并且能够在李世民多次固执己见时，扭转李世民的态度和偏见，避免政治上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