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以直言进谏而独获殊荣，由谏议大夫、尚书右丞、秘书监逐渐升任相当于宰相的门下侍中，并得到“特进”的职位，这对魏征本人是一个考验。当他刚刚由李建成、李元吉集团转投李世民麾下时，“无功于国”，只有依靠犯颜强谏，为李世民避免政治失误，稳定政局效力，才会有政治前途。所以，贞观初年魏征前后谏言二百余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他官居高位后，是否要如当年那样逆龙鳞强谏，却是一件困难的事了，不但李世民出现了“渐恶直言”，“轻狎小人”的毛病，朝廷内也出现了攻击直言进谏之人为“朋党”、“诽谤”的议论，使得魏征“深惧满盈”，终于在贞观十一年辞去门下侍中的职务，以无权的散官身份在朝廷供职。由此而论，魏征并非没有明哲保身的思想，他之所以能够坚持一生进谏，必然是战胜了这种思想的挚肘，以儒学士人的社会责任感指导生活实践的结果。正因为魏征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所以在贞观十一年四上疏，多少诉说了一点“委屈”之后，又利用参预朝议的机会，继续他的进谏事业。即使贞观十二年三月，李世民肯定了“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魏征不仅不断对李世民本人提出批评，对朝廷上的不正常现象、不合理的制度也同样敢于指出其弊端，如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便对当时围绕皇权出现吏治混乱的现象提出异议。
这里魏征提出吏治混乱，原因是皇帝本人处理失当；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必须考虑“刀笔之吏，顺旨成风”的事实。所以，皇帝必须从制度上避免这类现象发生，“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责任、职权分明，便可以判断臣下的是非功过，作出赏罚决断，不至于“曲成其罪”，冤枉好人。这些谏言，不仅是对李世民的批评，对于那些善于拍马屁、见风使舵的人，也是一种警告；当然也难免引起他们的不满，而受到攻击、诬陷。由此看来，魏征能够一生坚持进谏，而且就任高官后，仍能够守正如一，确实难得可贵。
魏征守正如一的进谏，集中体现在贞观十三年所上《渐不克终疏》中，分析这道奏疏对于理解魏征的政治思想与人生态度有极大的意义。当时魏征已是散官，不过他从突厥人阿史那结社率发动叛乱一事发现：正在鼎盛时期的唐政权也并非没有危机潜伏，而且李世民“近岁颇好奢纵”，更是一种危险的征兆。出于维护唐政权长治久安的需要，也出于对李世民的忠诚之心，他于是以“恐太宗不能春终俭约”为名，毅然上疏。在这里魏征先概括了他与李世民多次讨论而共同承认的“君道”，包括’先淳朴而抑浮华”，“贵忠良而鄙邪佞”，“绝奢靡而崇俭约”，“重谷帛而绝珍奇”等，然后指出历史上不能居安思危的现象，并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即封建君权的无限膨胀。为此，魏征指出贞观初年取得巨大政绩的原因便在于当时李世民能够对封建专制权力自我限制，“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可是，自贞观十年以后，“渐不克终”，李世民的缺点开始显露。魏征将李世民“渐不克终”的缺点分为十项，首先是施政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
在魏征看来，皇帝是“无为无欲”，还是好大喜功，决定着施政的基本方向。李世民既求奇珍异物，又想向少数民族显示威力，必然要“扰民”，使得贞观初期“偃武修文”、“抚民以静”的原则受到歪曲。因此，李世民首先必须在指导思想上提高警惕。魏征再指出李世民因为指导思想上的动摇，于是忘记了“保民而王”的义务。
魏征的一生，是直谏的一生，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后唐的兴盛，他一系列的“根于道义”的治国方案就现今仍被沿用，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可见，他的远见卓识令后人称颂是有规可循的。
[今用]：水有万端，终于一源。商业也如此，只有坚持信誉、宣传、坚韧，方是成功之路。
在市场酒业品牌很多，既有洋酒，如法、英的白兰地、葡萄酒，也有国产茅台、竹叶青。但张裕葡萄酒却畅销不衰，独领风骚，缘于张弼士先生注重提高产品的信誉；为打开销路，建立了一个健全的销售网络。在宣传上，讲究广告艺术，这一切迎合了人们的心理，使他终实现了“实业兴邦”之理想。
奠基元朝大业的智谋名相耶律楚材，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系契丹皇族后裔，他从政三十余年，历经三朝四代。无论在用兵西域和南国，还是出谋划策和辅佐君主，引导蒙古走向“汉化”教育，在锐意治国方面，均可谓如龙蛇之肆波澜，若江海之放其力，使武功极盛的蒙古军事帝国，大收“文治”之功效，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功业卓著的杰出人物。
1．高瞻远瞩
耶律楚材生在金朝中都燕京（今北京）的一个世宦人家，其父耶律履，本是金代的学者，因其品学兼优，官至尚书右丞，是有很大权力的宰相。耶律楚材三岁时，父亲殒命，这当然对他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幸得其母杨氏良好的书礼教育，加上他天资聪慧，自幼勤学苦读，博览群书。待至青年时期，竟然已在天文、地理、律历、术数等方面颇有造诣。他深谙儒学，修以佛道，精于医卜之术。他还多才多艺，善抚琴，好吟咏。由于很早就接受“汉化”，精通汉文，所以，用汉文写作潇洒自如，而且文思敏捷，下笔为文，似随意挥就，极其自然纯熟。
耶律楚材成长在动乱的社会中。当时，整个中国正处在元朝大统一之前的列国纷争阶段，大金国为最强，它占据中原，统治着北中国。但时过境迁，它的全盛时期已过，国势一年不如一年了。南宋王朝虽是偏于江左，但时刻也没忘记北上收复失地，不时地向北方挑战。立国甘陕的西夏，也对称霸中国怀有野心，趁机与南宋结交，在西北方向侵扰。真是诸强对峙，战事频生。此时，金国西北部的附庸蒙古族也乘机崛起，铁木真自被本部族推举为首领后，经过连年的征战，统一了蒙古。金章宗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成为全蒙古的“汗”（皇帝），尊称成吉思汗，是为元太祖。这个新起的蒙古，更是雄心勃勃，在北方不断地向金国发动进攻。金国对其咄咄逼人之势难于应付。
就在这一年，耶律楚材十七岁，他可以出仕了。按照当时金国的规矩，他这个宰相之子享有赐补省掾（协助政府部门长官掌管文书、处理日常事务）官职的特权。可是他本人希望参加正规的进士科举考试。章宗认为旧的制度虽然不可更改，但是考试更可以发现人才，于是敕令他应期当面受考。在同试的十七人中，耶律楚材独领风骚，掾吏之职自然成他囊中之物。从此，他便步入政界。此后，他还曾任职开州同知。
成吉思汗的蒙古军事政权确立后，靠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开始征战四邻。为了免于受到西夏的牵制，成吉思汗决定在攻金之前，先用兵西夏。公元1205至公元1209年间，成吉思汗对西夏攻伐三次，大大地削弱了西夏的力量，使之没有出外征战的能力。接着，经过周密部署后，从公元1211年起，成吉思汗便大举进兵金国。已走下坡路却一意图谋威服南宋的金国，哪里是成吉思汗的对手，蒙军“所至都邑，皆一鼓而下”、“凡破九十余郡”，直到兵临金国中都燕京城下。
金宣宗贞祐二年，金主完颜永济为了逃避蒙古南下的威胁，一面委送其女入蒙，以和亲争得金国喘息的时间。同时，决定把首都南迁至汴（今河南开封）。耶律楚材的全家随同南下，只有他本人被任命为左右司马员外郎，职掌尚书六部日常奏章，协助金国右丞相完颜承晖留守在中都燕京，时年二十四岁。
成吉思汗十年（公元1215年）五月，围攻燕京年余的蒙军，一举攻克燕京，右丞相完颜承晖自尽殉国，耶律楚材眼看金朝大势已去，于是，在城陷之后，便“将功名之心束之高阁”，空怀经天纬地的才智绝迹于世，弃俗从佛，在万松老人（行秀）门下钻研佛理，一去三年。艰难的时世，磨炼了耶律楚材，他关注着时局的发展，等待着实现壮志的机会。
成吉思汗十三年（公元1218年），机会终于来了，成吉思汗既定燕地，他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这时，他听说了耶律楚材是位难得的人才，而且又是被金国所灭、与金国有世仇的原辽国宗室后裔，便遣人求之，询问治国大计。耶律楚材虽然修身养性，过着隐居的生活，然而，他时刻也没忘掉干戈扰攘、生灵涂炭的神州大地，极想倚傍靠山，伸出双手去拯救水火中的芸芸众生。得知有胸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召见他，感到是一个图谋进取的好机会，他二话没说，即刻应召前往，以便使自己的盖世才华得以施展。有一首自咏的诗可以表明他此时心迹：
“圣主得中原，明诏求王佐。
胡然北海游，不得南阳卧。”
耶律楚材身材魁武，髯长鬓美，极其英武。回答成吉思汗的询问，更是声音洪亮而流畅。成吉思汗说到：“辽金世仇，我要为你洗雪国仇家恨。”耶律楚材的回答十分得体：“那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祖父已经人侍金朝，既然作了臣下，怎敢和君主为仇呢？”成吉思汗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认为这人重君臣之情，又恪守信义，是值得信任的。便把他留在身边，以备顾问。由于耶律楚材的学识渊博，受到成吉思汗的宠信，并亲切地称他“长胡子”。耶律楚材此时想的是，历史上董仲舒辅佐汉武帝以“文治”，使得汉家气象恢弘，如今，他也找到了这一样的机会。
[今用]：耶律楚材是一位高瞻远瞩之士，在列国纷争之际，他能够独具慧眼，潜心学习应知的文化与知识，并且雄怀大略。他不仅重君臣之情，又恪守信义。现代企业间的竞争极为激烈，高瞻远瞩之士并不多见，在这个高速科技发展的社会更是一种变相的人才竞争的社会，更需要的这种博学多才，有远大志向之人。
日本软银公司总裁孙正义，就是一位卓有远见，胆识过人的商业奇才，1995年，他花8亿美元买下美国最大的电脑展主办权，1996年他付21亿美元买下出版个人电脑杂志等电脑刊物的齐失·戴维斯出版公司，又于同年投入15亿美元巨资，购买30家与国际互联网相关的公司的部分股权，也许在许多人眼中，孙正义具有冲动购买的个性，其实不然，这正是孙正义独具慧眼，深思熟虑，从而使软件银行成为日本第一大软件经销商的关键所在。
2．“文治”定国
成吉思汗的西征，除以武士开道抢占先机以外，采纳耶律楚材的主张，以“文”治国后，经过无数次戎马倥偬，在遐荒异域的环境中，耶律楚材充分利用自己熟知的天文、地理、医卜等用在军事上，得到大家的由衷叹服。
成吉思汗十四年，成吉思汗的军队，在对自己的宗主国金国实施了一连串痛击之后，在军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动，于是，除了仅用小股兵勇继续对中原金地蚕食鲸吞外，集中精锐之师，进行了著名的西征，攻打花刺子模国。
成吉思汗对西方的征讨，早在公元1204年就开始了，那时主要是征服西辽国，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终于灭掉西辽，使之领地尽归了蒙古。在征西辽过程中，中亚大国花剌子模，曾与西辽结过盟，使蒙古和花刺子模两国结下冤仇。近来，花刺子模国王摩诃未又背信弃义，杀死了蒙古派出的使者和骆驼商队，两国又生新恨，这旧恨新仇连在一起，使成吉思汗发誓，非灭掉花剌子模国不可。
在进行西征的前一年春天，成吉思汗特地派人到燕京，召请耶律楚材随军西征。耶律楚材十分兴奋，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个锻炼机会。于是，他即刻收拾好琴剑书籍，慨然上路。从燕京到成吉思汗的军营，相距甚远，且路势险峻。但所有这些，都没有阻碍耶律楚材决心报答亲顾之恩、践平生壮志的鸿愿。他出居庸关，过雁北，穿阴山，越沙漠，经过一百余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如期到达了目的地。
成吉思汗西征出师的这一天，虽时值夏六月，却忽然狂风骤起，黑云密布，转瞬间大雪飘飘。成吉思汗有些疑虑，不知此为何兆。于是，立即把耶律楚材召至帐前，卜问吉凶。耶律楚材决非是庸俗的阴阳先生，他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水平，他了解日月星辰运行规则，可以测知月蚀之期，可以修订历法。此刻，他没有简单地按大自然的规律去解释天象，而是以一位精明的政治谋略家的思维，把天象的解释添加上政治内容。他巧妙地利用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蒙古将士对天文、星象知识了解得很肤浅，又非常迷信的心理，以及蒙古军人人对花剌子模国的行为义愤填膺、誓死雪耻的军心，毅然断言：“隆冬肃杀之气见于盛夏，这正是我主奉天讨伐，克敌致胜的好兆头。”成吉思汗盼的就是这种吉相。于是，发十万大军，离开也儿的失河（今额尔齐斯河），奔西南越过天山，向花剌子模国杀去。公元1222年，蒙古军占领了整个花剌子模和中亚。可谓兵锋西指，所向披靡。
此次西征大胜，成吉思汗认为与耶律楚材的卜吉有关。从此，凡他出战，总是必须有耶律楚材随侍身旁，预测吉凶成败，参赞军政大事。耶律楚材也正是利用这种机会，运用自己的文武韬略，阐发自己的真知灼见。
成吉思汗这个十分勇悍的“一代天骄”，面对西征的赫赫战绩，自然是重武轻文。耶律楚材也深知这一点，意欲以文治国，那就应该不失时机地利用每一个“舞文弄墨”的机会，向君主灌输创治天下，绝不可藐视文士作用的道理。西夏人常八斤因善造弓弩而受成吉思汗的宠用，这更增添了这位武夫的自恃，他不把文臣放在眼里，常常当着耶律楚材的面讽刺说：“国家正是用武之际，像你这样的儒者，究竟有何用处？”耶律楚材当仁不让，针锋相对地回敬他：“制弓须用弓匠，制天下者岂不用制天下匠？”这机智的词锋，巧妙的辩诘，引起了成吉思汗内心的思绪，是啊，光靠武士虽然可以夺得天下，然而“制天下”时还真得“制天下匠”不可。成吉思汗内心折服。此后，他便常对其子窝阔台说：“此人（指楚材）是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他处置。”
在进军花剌子模国过程中，耶律楚材曾力主并主持在塔刺思城（在西辽都城虎思窝鲁朵西）屯田。这个地方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且土地富饶，经济繁荣。这一恢复发展后方的社会经济之举，对于只知道打仗，掠夺财富的蒙古军事贵族来说，从军事活动转变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意义重大。蒙古军也正是以此为基地继续西进的。
公元公元1223年夏天，成吉思汗回师驻军铁门关，当地人送来一只怪兽，独角，身形似鹿，尾巴像马，浑身绿色，嘶鸣声咿唔又似人言。成吉思汗感到奇怪，询问耶律楚材。耶律楚材便从此次西征军事、政治目的均已达到，应尽早结束战事的大前提出发，根据古书上的介绍，借题发挥地说：“这种兽名叫角端，它的出现表示吉祥。它能作人言，厌恶杀生害命，刚才的叫意是大汗你应该早点回国了。皇帝是上天的长子，天下的老百姓都是皇帝的儿子，愿大汗禀承上天的意旨，保全天下老百姓。”成吉思汗听罢，立即决定结束此次西征，班师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