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历代名相智慧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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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司马光智慧今用(5)

嘉佑七年十月,朝廷下诏特赐寺观名额。对此,司马光坚决反对。他以为释老之教无益治世,反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他说,以前国家已有明令,禁止新建寺观,盖因崇尚释老,积弊已深,不可猝除。朝廷“立法以禁之于前,而发赦以劝之于后”,让人民怎么相信和服从国家的号令?现在百姓贫困,饥无食,寒无衣,作为人君岂可复唱释老之教,劳民伤财,而不忧心百姓?

仁宗在世时,曾在帮星观画了一幅寿星图。仁宗死后,管理道观的内臣妄称这是“先帝御容”,奏请将寿星观改名“崇先观”,英宗准其奏。对此,司马光极不赞成。他以为这是内臣欲借此“大张事体,广有兴修,自为效劳,别图恩赏”。这样一来,土木之用又要耗费几千万。对于仁宗的遗留物品,照惯例要颁赐君臣,司马光自己所得,即值近5000缗,况名位越高,赐赠愈厚,这样下来,所费何止巨万。他上书英宗,以为国家用度不足,祖宗的积累几乎消失迨尽。为了满足赏赐,必然重敛于民,州县官吏鞭挞百姓,逼取钱物。民为饥寒所迫,流为盗贼,这将威胁国家的安全。他请求英宗深思远虑,不可忽视这些小事,应以国家虚实缓急的不同时期、不同情况,对旧例进行更改。在这份奏状的封面,司马光贴黄(宋代大臣奏状封面贴黄,表示所奏事情急迫)写道“臣今来札子,乞降中书省商量施行”,以催促朝廷急速办理。

他给朝廷上《劝农札子》,以为食为生民之本,为政的首务;饥馑之时,珠玉金银如同粪土,惟谷物一日不可无。他说,朝廷年年下诏劝农,然而农夫日少,游手好闲者日多,这不是因为利害所驱使的吗?农夫虽身劳动力,却恶衣粗食;虽植百谷,却受着赋税、徭役的重压;岁丰则贱粜以应官税私债,岁凶则流离异乡,转死沟壑。而那些“商贾未作之人,坐渔厚利,鲜衣美食”,这是嘴上喊劝农,为政却害农。他建议实行平籴政策。请朝廷传令诸路转运使及州郡长吏,遇丰年广谋籴人,务使仓库实满,增羡多者赏之。若无水旱灾荒、益兵之费,而积蓄耗减者罢黜。对农民则应鼓励其努力种田,积存谷物。如此,则谷重而农勤,虽有饥馑,也不至发生流亡或变生盗贼的祸患。

喜佑八年,京西、陕西两路自夏以来干旱少雨,稍好一些的地方,秋田收获不过五成,枯旱之处基本绝收。而官府逼租催债,务为聚敛,对于农民百姓的哭诉不肯接受,已有不少百姓离乡背井,流亡他乡求食。九月十三日,司马光上书朝廷,请求下诏给两路,责令官吏体谅百姓灾伤之处,“倍加存抚,宽其租税”。对那些隐瞒灾情、刁难农民、不接待告诉的官员,要严加谴责,使穷困之民有起诉之处。

司马光还多次上疏,反对朝廷不顾国力,大兴土木。治平元年五月,朝廷下诏拆修京城感慈塔。他上疏说,开封府界以及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西川等路,去冬无雪,今春少雨,麦田既收成。至四月初下了一场雨,秋干才得播种。自后一月有余未落雨,使刚刚出土的禾苗“随复焦枯”。这些地区“农民嗷嗷,大率无食,弃去乡里,流落道路,鬻妻卖子,以接糇粮”。而州县仓廪素无蓄积,供应驻军犹恐不足,那里还有剩余用以赈贷?在这个时候,朝廷本应该?侧身刻意,降服损膳,以救其患”。陛下非但不这么做,反而“更修佛塔,以费国财”,我以为这是不分事情的缓急先后所为。佛塔不修,以僧侣亦无什么大害。但百姓饥穷,朝不及夕,而国家不能及时救抚,老弱者死于沟壑,青壮者聚为盗贼,那时纵有千座佛塔又有什么用处?府库的财物皆是人民的脂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岂可轻费?他请求罢修此塔,以后凡属不急之用有如此类者,“一切寝罢”!

治平元年秋天,西夏又屡屡在边界挑起事端,先后入侵秦风、泾原等地,劫持熟户,杀人掠畜。为加强西部边境的防御力量,震摄西夏,英宗采纳宰相韩琦的建议,派屯田郎中徐亿等人到陕西,将156873名百姓手上刺字,征为义勇军,这就发生了有名的司马光与韩琦对罢刺陕西义勇之争。康定、庆历年间,宋与西夏战争爆发之初,朝廷曾在陕西百姓中三丁取一,召为乡弓手后来将这些人从刺为保捷正军,派往沿边戌守。那时候陕西乡间惶扰愁怨,不可胜言。乡下的庄稼汉子从来没打过仗,这些人从军后骨肉离散,背井离乡,使得田园荡尽,比屋凋残,20余年尚未恢复元气。司马光以为这样做不符合陕西的实际,对国家有害无益。提议者只知陕西没有义勇,殊不知陕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正军。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十二月五日,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连续6次上书,请求罢止此举。在第一封札子中,他除申明陕西之民三丁之中已有一丁充保捷正军外,主要强调自和西夏交兵以来,陕西“困于科调”,“民力减耗三分之二”,近年来又屡遭灾荒,百姓“切望自肩”。正在这时边境传来警报,民心已经动摇。若闻知朝廷又要征集义勇,必然更加恐慌、愁苦,此是“贼寇未来,而先自困弊也”。

第一封札子呈进后无有下文,再上第二封。他将札子写好后,上殿当面呈给皇帝。他以为国家留意备边,加强防御,并非只是“添屯军马,积贮粮草”一项,“择将帅,修军政”则更为重要。现在陕西沿边的正规军数量并不少,朝廷若能选择有勇有谋之人担任将帅,令其“简去疲弱,先取精锐,勤加教习,明行赏罚”,完全可以直捣西夏的老巢银川,生擒赵谅祚而制其命!他说,今“朝廷不孜孜以将帅军政为争,而无故籍耕桑之民使其执兵,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司马光再提旧事,他说,康定、庆历年间朝廷籍陕民为乡弓手,当时明出敕榜,只作为民兵守护乡里,必不充刺正军屯戍边境。但榜文未收,朝廷却把这些人尽数充刺保捷,令其开往边州屯戍。那时他正在家乡服丧,亲见“人人有丧,户户被惊,号哭之声,弥天亘野,天地为之凄惨,日月为之无色”。后来,这些保捷军并无战斗力,流亡逃跑的很多,官吏急加追捕,逼得他们的父母妻子“鬻卖田园,以充购赏”。这些人一经刺面,便如同囚犯,不敢外出谋生,加上田业已空,欲归不得,流落冻馁,不知所在。他请求皇帝“轸念民生,深察得失,刺义勇之事,早赐寝罢”。

英宗将他的第二封札子批送中书省和枢密院讨论。司马光到中书省询问两府大臣商讨的结果,得到的回答是:此事拟议已久,疏下本路已近旬日,难以更改。闻此,司马光心急如焚。但他是个执著不谕的人,仅隔一日,又上第三封札子。他说。臣备位谏官,“不可畏避死亡不为陛下力言之”,朝廷若不追回成命,这些义勇一经刺手,就使“十余万无罪之人永充军籍,不得复为平民”。我想,现在陕西之民已“狼狈惊扰,不聊生矣”,朝廷若安安然然坐而视之,不予悯恤,这哪里像“为民父母”的天子!司马光心里清楚,现在生米已成熟饭,只有皇上决定收回成命,才能解除陕民之苦。在这封札子的封面,司马光贴黄写道:“若更迁延数日,则陕西拣刺已毕,无由改更。臣此札子乞早降付中书、枢密院,速赐指挥。”

自后,他又连续进呈了3封札子。英宗对他说:命令已经执行,难以更改。司马光争谏说:古之人君闻一善言,立为之变。他以为古往今来,更改号令的事情很多,借命令以行,不能更改为辞,就是遂非拒谏。

尽管他反复陈明利害,苦苦以争,最终还是无济于事。对此,司马光非常气愤。他到中书省闯进宰相韩琦的议事厅和其争辩。

韩琦解释说:“兵贵先声。现在西夏谅祚狂傲得很,他如果闻知我方在陕西突然增兵20万,能不吃惊害怕么!”

司马光反驳说:“所谓的‘兵贵无声’是指诈术而言。你这种办法只可以瞒得西夏很短的时间,我们增加这20万军队,训练无素,实不可用。不过10日夏人便知详情,还怕你什么?这哪里能起到兵贵先声的作用!”

韩琦无话可答,就另找理由说:“你只见康定、定历间将陕西的乡弓手刺面充为正军,担心还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次朝廷已降敕榜,永不让这些义勇充军戍边。”

司马光据理争辩:“朝廷前已失信于民,老百姓不敢再相信敕榜上说的那些话了,即使是我,对敕榜也不能不怀疑。”

“有我在此担任宰相,请你不必担心。”韩琦如此解释。

“你能长久地在这个位子上吗?异日他人为相,见你征得现成兵员,即派其运粮戍边,不是易如反掌么!”司马光寸步不让。

韩琦又被司马光说得无言以对了。

辩论归辩论,两人的唇枪舌战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朝廷依然是我行我素,继续刺义勇竟不为止,这种办法导致的后果,正如司马光担心和预料的那样,一是兵额虽然大增,但纪律疏略,训练无素,毫无战斗力可言;二是其后不到10年,朝廷果然背弃诺言,命义勇运粮戍边,率以为常。

司马光满怀为国分忧,为民请命的激情,苦苦争谏了近一个月,该说的话说了,该做的事做了,但终究未能阻止住这场灾难的发生。这对他的刺激很大,意识到原来的想法太天真、幼稚了,大宋王朝的“痼疾”,绝非区区一谏官所能根治得了。他心灰意冷了,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司马光写了一道题为《鸡》的七言绝句诗:

羽短笼深不得飞,久留宁为稻梁肥。

胶胶风雨鸣何苦,满室高眠正掩扉。

他不愿囚于深笼之中,却又无力破笼飞出,旁观者还误以为他贪稻梁之肥不想走呢!当朝者对忠于职守,苦心孤诣,要唤醒主人的“雄鸡”根本不予理睬,全都高枕无忧,紧闭房门酣睡不醒。

从十二月五日至次年的正月初九,司马光连上5封疏状,请求降黜。提出的理由是:一、乞罢陕西义勇,朝廷以为“言无可采,寝而不行”,我又是个“性识庸昧,不达大体”的人,尸禄旷官,再没有比我更为严重的了;二、已任谏职3年有半,“不能悉心竭忠以补益明主”,国家纲纪隳紊,百姓困穷,衣食日蹙,戎狄悖慢,军旅骄惰,与我未做谏官时相比,没有“分毫之胜”没有脸面再居谏职,“尚窃荣宠”了。

司马光请求降黜没有获准,朝廷却“蒙恩给假”,让他回故乡省亲扫墓,以此来对司马光进行安慰。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三月清明节前,春和景明,司马光沿着靠黄河的官道西行,在三门峡谒禹祠、游开化寺。谒禹祠时,看到这地方长山中断,巨浸横流,悬崖青耸,浊浪滔天,十分怀念大禹的功绩和美德,写道:“迹与天地久,民无鱼鳖忧。谁能报盛德,空尔荐醪羞。”开化寺座落在黄河岸边的山上,这里的山色、水声还同过去一样,也永远不会变化,但群木枯荣却不知反复了多少回,久居官场,操不完的心,议不完的事,仿佛只有到了这个地方才觉得清静安宁。十五日夜,司马光歇宿在陕州魏云夫的山庄。云夫即魏闲,他的父亲魏野是宋初著名隐士、诗人。云夫是司马光的老朋友,博学多才,诗写得很好,又爱好音乐,只是厌恶官场,不为物所累。从前他曾在云夫山庄小住,这次故地重游,使他倍感亲切:“不惜烟霞地,暂容缰锁身。明月空回首,白云应笑人。”

从陕州北渡黄河,便进入了平陆县境。他策马登平陆北山,再回首俯瞰陕州城,觉得离家乡更近了。“柏垄依仁域,棠阴接故园。怀归聊露请,予告辱推恩。”这里有虞芮让田的美好传说,故称其为“仁域”。日前在陕州,看到桃、李花零落已尽,但平陆的峡石山中却桃红李白,开得正盛,他在马背上口占一绝句云:

西望春花千树暗,东来芳蕊一番新。

行人不惜泥途倦,喜见年光两处春。

回到故乡,司马光心情感到沉重,自皇佑二年至今,已经有16个年头不到故乡了,这不能不使他怆然感怀:

十六载重归,顺途歌《式微》

青松弊庐在,白首故人稀。

外饰服章改,流光颜貌非。

巫成旧山在,相见尚依依。

《式微》是《诗·邶风》的篇名,说的是黎侯流亡于卫,随行的臣子劝他归国,后人用作思归之意。这时司马光已年近50,长期在外,这次回来虽然青松、简庐依旧,但人事变化极大。熟悉的老年人多数已故去所剩无几,年纪轻的不但服饰改变,颜貌也非旧时模样了,只有巫咸山色仍与过去相同。

清明节司马光拜祭了祖宗及父母坟墓,更使他感到伤心。嘉佑元年他在并州通判任上。因公干到绛州,匆匆忙忙返乡给父母扫墓,至今也已10年了。他在《辞坟》诗中说:

十年一展墓,旬浃复东旋。

岂岁襁褓爱,横遭章绶缠。

更来知几日,遗恨恐终天。

恸哭出松径,悲风为飒然。

司马光对父母是极孝敬的,终生难忘养育之恩,只是居官在朝,身不由己呀!这次省亲也待不了几日,何时再回还不得而知。他放声恸哭走出坟园,松树和着春风也为之悲凉。

司马光在故乡停留10余天,便离开夏县返回汴京了。四月十九日,即以沿途所见写成《钱粮札子》进呈英宗。他说,这次省亲沿路所经过的州县,都是仓无粮,库无钱。官吏俸银、行政开支以及驻军的料钱月粮,处处紧张,“并须逐旋收拾,方能支给”。我没有到过的其它州县,恐怕多半也是如此。一个国家若没有足够3年的财政积蓄,那将不成其国家了。现在穷困如此,一旦遇到水旱虫灾,或是边境有警,需兴师动众,不知将何以应付?他劝英宗多关心天下钱粮之事,特降诏书,明谕文武臣僚,凡“有熟知天下钱谷利害,能使仓库充实,又不残民害物者”,上书自言,朝廷不要计较上书人的官职高下,文词鄙恶,只要说得有道理就加以召见,使他们能够直接陈述穷困的原因,足丰的办法,“有可取者,即为之施行”。再选其中才干出众者,派他们担任正、副转运使,正、副判宫,或者到中央三司任职。司马光以为:“如此,行之不懈,’数年之后,可使天下仓皆有余粟,库皆有余财。”

[今用]:如此看来,只有使百姓的生活安定了,富裕了,才有可能使国家稳安发展,不仅国家如此,对每一个企业或公司,也同样如此,一个领导只有让手下员工感到有利可图,有事’可做,他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工作、付出。否则,会引起很多争议,弄得乌烟瘴气,公司、企业又谈何发展呢?“民静自向前”有一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