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动荡的建安时代
建安时代，因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建安纪元（196—220）而得名。史学上所称的建安时代往往超出这二十五年，大体指汉灵帝末至魏明帝初的四五十年，因为这四五十年具有共同的特点，同时又紧密衔接。
建安时代是一个矛盾重重、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同时它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东汉末年，朝廷极端腐败，政治黑暗，卖官鬻爵，贿赂成风，上下沆瀣一气。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矛盾不断，集中表现为宦官与外戚两大官僚集团之间为争权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和“党锢”之祸。除“人祸”之外，东汉末年天灾不断，水灾、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因此导致土地荒芜，大批农民出走逃亡，社会上到处存在“万民饥流”的问题，而这也进一步激化了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了以巨鹿人张角兄弟为首的黄巾农民大起义。黄巾起义得到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的积极响应，队伍迅速壮大。起义军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革命口号，所到之处，烧官府，杀污吏，摧毁很多豪强府第，消灭了很多官僚与地主，以摧枯拉朽之势，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黑暗统治。黄巾军主力虽然在短短九个月就被官府联军镇压下去，但各地黄巾军残余力量仍然坚持战斗了十几年，这充分反映出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英雄气概和顽强斗志，正是这一强大阶级斗争的威力，为比较开明的政治局面的出现扫清了道路。
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权的统治陷入了瘫痪状态。地方世家豪族的势力空前膨胀，全国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混战的局面，“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最初是以夺取了朝廷大权的董卓一方和以袁绍为盟主的另一方的互相攻伐，他们之间混战不休。董卓为人残暴异常，法令苛刻，乱杀无辜。据史料记载，董卓率军攻陷长安时，被屠杀的人不计其数。董、袁斗争的结果是董卓大败而逃，袁绍成为北方实力最强的割据势力。随之又展开了袁绍集团和曹操集团之间的较量。曹操的军队是在公元192年击败青州黄巾军后，在所得的三十万降卒中选拔精锐建立起来的。公元200年，官渡一战，曹操以少胜多，大败袁绍，一跃成为北方最强的武装力量。与之同时兴起的还有刘备和孙权的力量。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国鼎立形势基本确定，并且随着各方力量的不断发展，三方都建立了独立的政权。从此，三国的统治者为了能成为统一天下的明君，进行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斗争。一直到公元263年魏国消灭蜀汉，公元280年司马炎消灭孙吴，才打破纷争数十年之久的三国局面，中国再次得到短暂的统一。
建安时代虽然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组合的历史发展阶段，但乱中有治，大分裂中有小统一。三国鼎立之后，三方统治者都积极发展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项事业，使各自的政权保持稳固。三国正是这样一个由割据走向统一的过渡阶段，这就是包括曹植在内的建安作家活动的历史舞台。
（二）灿烂的建安文学
建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过渡和转折阶段。这期间，社会思想进入大解放的状态，建安文学正是在这种新的社会条件下诞生的。建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发展打破了文坛许久的消沉，掀起了诗歌发展的新高潮，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成为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高峰。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般所称的建安文学，主要是指建安时代的北方文学。因为此时江南文风衰弱，作家作品极少。建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继往开来、成就辉煌的重要阶段，时间虽短，却出现了许多天才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为后世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
建安文学的灿烂兴盛主要表现在：第一，俊才颇多，群星灿烂，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领袖的邺下文学集团。据《诗品》称，邺下文学集团人数“盖将百计”。名家主要有孔融、丁仪、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邯郸淳、繁钦、路粹、杨修、荀纬、祢衡、蔡琰、吴质、王朗等，确实是“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第二，作品数量和种类丰富。建安诸子一般都有自己擅长的文体和文学形式，如曹植“诗丽表逸”、曹丕“乐府清越”、陈琳“章表殊健”。同时，他们还把注意力放在多种文体的共同发展上，因此，建安时代的文学发展是百花齐放，五彩缤纷。第三，论文兴盛。据《文心雕龙》载，建安诸子，邺下盛会，“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赋诗论文，彼此唱和。当时出现了很多名篇，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杨修的《答临淄侯笺》等。第四，整理作品，结成文集。建安文人非常注重对文章的搜集和整理，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源。像建安时代的《孔雀东南飞》这样规模巨大的长篇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与建安文人的努力有很大的关系。
建安文学在现实主义创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方面，对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给予了很深刻的描写。王粲的《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这首诗表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无奈。像这样的作品数不胜数。建安诗人对人们的疾苦表现了高度的关注，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基于此，建安文人在作品中高呼国家统一的理想，但统一是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所以他们的作品中又充满了浓郁的悲伤气氛，如蔡琰《悲愤诗》：“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不但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建安文人能够根据内容选择适当或者创新的形式，令内容和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建安风骨”的艺术特色。
除了特殊的社会状况为建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大背景之外，曹氏父子的努力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曹操父子很尊重文人，非常善于笼络优秀文人，像邺下集团的许多文人都得到了曹操父子的青睐，乃至封爵列位，知遇之恩甚隆。据史料载，在曹氏父子的庇护下，建安诸子过的是“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上层社会生活。同时，曹氏父子还是建安文坛的卓越领导者，和建安文人有着融洽的关系，他们本身又都是出色的文学家，对建安文学的兴盛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尤其是曹植，更被称为“建安之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