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半钟，我们上了泛美航空公司飞往香港的班机。
我几乎来不及向美国的土地告别，飞机象弹头一样在空中划个半圆，便进入太平洋的上空。旧金山被远远甩在后面，机身下奔涌翻卷的云层遮住了我的视线……一个多月奔命式的访问结束了，我有什么收获呢？想把对美国的印象归纳成几条，可是办不到，脑子里很乱又很空。仿佛带着谜而来，又带着谜而返了！
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要想把一个社会看透，显然是不可能的。我的“日记”不过是参观访问某一地某一时的感想而巳，不可能没有偏颇。花花世界，各有所见，眼光不同，也会给世界涂上不同的色彩。读者在翻阅旅外游记之类的文章时，透过纸背，看到了作者的思想、才情和个性，不是很有趣味的吗？
我恪守写日记的规矩：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信笔游思，不必苦心结构，不用渲染，也可能会以偏概全，但决不虚伪。
我尽力把自己对美国的印象全都记录下来，那么还有没有遗漏呢？“日记”之外还有没有可值得补记的东西？何不利用在飞机上的这十几个小时，写一点《过海日记》的拾遗呢？既是访美的最后一篇日记，又可作为本文的结尾。
到中国去的西方人，大都喜欢挑落后的东西拍照或著文；而有些到西方来的中国人，又专门介绍人家最先进的东西，以人之长比己之短，这就越发显得外国无比先进，中国非常落后，造成了宣传上的“逆差”。差距是有，但不象宣传的那样。
一般白人的“傲慢与偏见”用事实可以医治。某些侨居国外的华人，有意装来一种“傲慢与偏见”，你把铁的事实摆在他面前也无济于事。去年，中国花钱，请史坦福大学的庄因等7个所谓中囯血统的学者回国观光，他们在国内兜了一大圈儿，回到美国后写了几本小册子。我只见过庄因写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文学粗俗，格调低劣，只顾一味地咒骂，连秦皇墓、秦代兵马俑也不放过。不顾基本事实，是一种低廉的政治宣传品。
昨天，在史坦福大学的座谈会上，我见到了这位庄先生，一目了然，他写出那样的“回国观感”毫不奇怪。
他坐在大学生中间。会议的主持者叫我们先做一番自我介绍，轮到我时，我说：“作家应该以文会友，如果大家对我的作品一无所知，我纵然在这里自报一番家门，又有什么用处？！到大学里来毕竟不同于过海关，我看还是省掉填写履历卡的这道手续吧！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谁有什么问题就请提。不过，最好问他们，别问我。”
教室的后面立刻有人喊了一声：“我向蒋子龙先生提个问题。”
嘿！偏偏找到我头上，只得答腔：“蒋子龙在洗耳恭听。”
“你自己认为是乔厂长好，还是金厂长好？你为什么要写个金厂长？中国社会对这个人物有什么反映？”
还是老问题，我目前的心思并不在乔光朴和金凤池身上。眼睛望着庄因这些华人学者，心里另有所想。我想起了契诃夫的一句话——大学培养各种才能，包括愚蠢在内。
骂娘是最容易的，也最容易激怒和伤害母亲。这对儿子来说并不光彩，用；个逆子或丧家之子的名声去讨好某种政治需要，或赚取一点私人名利；罩不可悲也夫！
这种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中国穷嘛，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人穷志不短的。“你吃着人家的，还能说人家不先进？！”不只是端人家饭碗就说人家好，而且用咒骂自己的袓宗，来陪衬人家的先进。
其实，正因为中国“落后”，才养活了一批文人。他们骂落后，嘲笑落后，著书立说，迎合外人，吃的是祖宗饭，赚的是“中国落后”的钱。我们自己似乎也应该学灵一点，不要尽干花钱买骂的事情！
我在参观龙门石窟的时候，看到许多珍贵的佛雕像被人偷走了脑袋，深感惋惜，也爆发出一股无可名状的愤怒。这次在美国圣母大学的博物馆里却看到了一个龙门的佛头。
用别的佛头装璜自己，这叫“雅兴”，还是“雅贼”？当然，佛头不一定准是外人所偷，也可能是佛的子孙把老袓宗的脑袋偷去，然后又卖给了洋人。
摩门教义上规定人有两重性：灵魂和肉体。肉体是外壳，灵魂是生命。灵魂就是不性，它的归宿是在上帝生活的地方。那么人的灵魂都是一样的吗？
美洲银行大厦，是旧金山最高、最漂亮的一所建筑，在楼前有一块巨大的黑色大理石雕塑，它是一件抽象派的艺术品，呈心状。据说这是象征资本家的心是黑的。而资本家也不在乎，就花钱买下来摆在自己的门前。
看来西方世界有人并不把灵魂看得很重，死后也不想去上帝所在的地方。心的价值不在其颜色，而在它占有多少财富。那个资本家的胸襟还是值得称道的。
我想打个比喻来解释美国的社会，老虎怕大象，大象怕老鼠，老鼠怕猫，猫怕老虎。基本能维持这个世界的自然平衡。
政府控制着美国对内对外的政策，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直接关系着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家们，比如大的财阀，又可以影响政府，甚至直接向制定政策的人们施加压力。资本家又不能完全置工人和顾客于不顾。比如一个商店的老板，实行计算机收账，不再为每一件小商品标出价格。这对顾客是不方便的，人们不知道价格就无法决定购买还是不购买，于是大家都不买这个商店的东西。商店老板只好再改回来，他宁愿自己麻烦一点，为每件商品标出价格。
商人离不开顾客、又捉弄顾客。一件商品他想卖20元，就标价19.7元，买主一看还不到20元，认为便宜，就买下来。想卖10元，就标价19元。所以美国商品的价格带“9”字的特别多。
电视、报纸、广播控制着社会。电视广告上吹嘘一种药有奇效，大家一窝峰都买这种药。前不久，一个公司生产的感冒药毒死了7个人，电视上一播放这条新闻，这个公司的药再也甭想卖出去了。
美国是个开放的社会，美国人的灵魂却是闭塞的。大家都很匆忙，谁也不管谁，上班玩命，下班玩乐，不开会，不串门。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对生活中的一些事物作出选择，只好听任电视和报纸出主意。
谁能控制电视和报纸呢？政府和资本家。
美国是重法制的，什么事情都有法管着。然而法律有好几大本，五花八门，一般人很难吃透。有的教授填个表格也需要请律师帮忙。可是刺杀总统的凶手，因为他父亲有钱，花60万美元顾请大律师，就把凶手判为精神失常，无罪而释。倘若凶手的父亲拿不出这60万美元，岂不要掉脑袋？
60万元不仅买了一颗人头，也买走了美国的法律！法律和金钱共同调解着美国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
身为一国之主的里根总统，见剌杀他的凶手消遥法外，似乎并未怒火中烧或利用职权横加干涉。也许是元可奈何，要不就是宽宏大量。
美国的高速公路网很发达，可是路不熟的人上了就下不来了。走错一个岔道，一绕就是几个小时，不是“高速”，而成了“慢速”。
美国的社会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连锁运行。其中一个环节出了毛病，换上一节新的照常运行。没有一个环节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一坏便使整个机器瘫痪。这样的链条上不容易出“独裁”，不至于因一时一地一人的错误而造成大的历史性倒退。所以，美囯这个社会尽管无奇不有，甚至很荒唐，却仍旧能维持下去，原因就在于此。
我不愿再想下去了，因为这一切已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的心没有留在美国，而是提前飞回了家乡。胸腔里鼓荡着新的激动、新的兴奋，迫不及待地想见到自己的亲人，站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用家乡话大声说笑。
任何旅行，最偷快的还是回家的这一段路程。
萨瓦河的涛声
午夜，一场黑沉沉的浓雾，悄悄地袭击了贝尔格莱德机场。候机大厅象被一个无边无沿的幔帐罩住了，8千瓦的光束在大雾面前显得昏黄而又微弱无力。扩音器里传出了服务员懊丧的声音：我们即将乘坐的中国民航班机因大雾不能降落，又返回了苏黎世，请旅客返回旅馆，明天早晨再等候机场的通知。下午和主人告辞的时候别情依依难舍难分，现在却走不了啦，甚感闷闷不乐，心情沮丧。为我们送行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同志，首先从沙发上站起来愉快地说：“好嘛，下雾天，留客天，人留天也留。你们就再多住一两天嘛，走，我送你们回旅馆。”
我们没有回老贝尔格莱德，在新贝尔格莱德找了一座-据说是最“高级”的“旅馆”住了下来。已经是夜里一点多钟了，主人请我们到餐厅用饭，餐厅里还响着音乐，响着歌女的歌声。在国内我的胃口还不错，但深更半夜实在享受了不西方的那种真材实料的牛油牛肉，便回到房间休息。先舒舒服服地烫了一个澡，这一烫不要紧，把疲乏烫没了，把睡意烫跑了。我披上衣服来到平台上。眼前浓雾如布，新贝尔格莱德的灯火象星星一样，千点万点，闪烁迷离。萨瓦河紧贴着旅馆大楼流过，在我脚下激起了一阵阵涛声。这涛声猛然唤起了我一阵思乡之情。我想起了祖国的江河。这也许是我在南斯拉夫的最后一个夜晚了，半个多月来参观访问活动安排得很紧张，我看了很多，也听了很多，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和总结，回国后该怎样向同志们介绍自己的感受呢？
漫长的一天
10月14日清晨，我们乘中囯民航的班机和太阳一同起飞，象棋盘一样方方正正的北京城很快就在机翼的后面消失了。波音707以每小时900多公里的速度紧紧追赶着太阳向西飘去。
我所以用“飘”而不用“飞”字，是当飞机保持在1.4万米的髙度以后，一点儿也感觉不出它在飞，它平稳的象水面上一叶不动的小舟，顶多是轻轻地往前飘。我们飞了4个小时，还没有飞出祖国，长城还在机翼下伸延，中国实在太大了。登高望远，也只有坐在这超过音速几倍的飞机上，象颗卫星一样围着国土旋转，才能感觉到祖国的“伟”和“大”！
天气极好，阳光灿烂，陆地上的景色尽收眼底。一道象彩虹般的七色飘带，始终紧紧围绕着我们的航机，而且不断地变化颜色，忽而浅蓝，忽而金黄，忽而深紫，飘舞不定，象是袓国为我们送行而放出来的绸带。传说中的火焰山，果然一片通红的岩石，如火似焰。山间没有一点积雪，大概是被烈焰烤化了。穿过火焰山，大地的景色突然变得生动而壮观，深蓝的天幕，衬出褐色的山峦，白白的积雪，飘浮的祥云，多象一幅笔力雄劲的中国画。但只有飞机才具备这样的大手笔，才能让我们看到这样的画。我的眼睛久久不愿离开窗口，连精美的饭食也不想动一动。
进入巴基斯坦境地，土地显得干燥起来，卡拉奇周围有稀疏的树木，没有绿草和庄稼，一个灰色的干巴巴的城市。我们要在卡拉奇做短暂的停留，飞机到达时已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钟，卡位奇却正值中午，气温髙达摄氏34度，当地人还穿着短裙短衫。我们从初冬一下子来到了盛夏，身上还穿着毛衣毛裤，燥热难挨。我坐在候机室的电风扇下不想动弹，观赏着候机室里琳琅满目的巴基斯坦工艺品，多数是玉雕石刻。也观赏着进进出出的异国人物，巴基斯坦的小孩较痩弱，仿佛是被炎热的阳光烤得萎缩了。他们的大人却很强壮，尤其是妇女，面色微黑，眉目间却存有秀气，妩媚动人。
5点钟，飞机从卡拉奇起飞，沿着阿曼湾、波斯湾，穿过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大一点的国家用一个小时，小一点的国家用几十分钟就飞过去了，跨过一个国家就象在地图上下跳棋一样便当。当我手腕上的手表指向夜里11点半的时候，飞机降落在贝尔格莱德机场上。贝尔格莱德城的西方还留着一抹夕阳，正是当地时间4点钟的时候。在初冬的季节，白天的时间不过8个多小时，我们飞行了17个小时，太阳还没有落下，波音707载着我们把这一天拉长了一倍还要多。我们走下飞机，首先见到的还是同胞，他们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一秘和二秘等同志。塞尔维亚共和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部主任伊万伊万尼亲自驾车送我们去旅馆，半路上他心急抢道，被警察拦住。按规定应该罚款，他讲明车里坐的是中国作家，警察笑着摆摆手，放我们走了。
晚上，经过漫长而疲劳的一天，60岁的延泽民同志有些吃不消，回到自己的房间睡了，我却兴致勃勃，独自一个人来到大街上，想看一看贝尔格莱德的夜景。走过一家电影院的门口，一个卖烤玉米和烧栗子的小伙子突然跳到我面前，伸胳膊抬脚，做了个打拳的架式，我没有防备，吓了一跳，赶紧准备应战。对方却用手一指墙上的电影广告，高声喊道：“李小龙！”我明白了，香港的武打影片正在这里上映，尤其是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轰动了南斯拉夫，这是李小龙功夫片的代表作，在旅馆里、餐厅里，已经有不少人向我们打听中国武术的情况，在他们的眼里，好象中国人都会两下子。专门扮演武师的李小龙理所当然成了南斯拉夫一部分青年人眼中的超级名星。小伙子请我吃烤玉米，我谢绝了，继续往前走。
近处一个饭店里传出一阵阵乐声，隔着玻璃窗可以看到里边的人在吃、在暍、在唱、在跳，尽情而又尽兴。大街上的霓虹灯五颜六色，画着裸体女人的招贴画和性电影的广告，在光怪陆离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剌目。但是没有多少人去注意这些东西。我早晨还在东半球，晚上就来到了西半球，难道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吗？回到旅馆我还久久地思索着南斯拉夫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古堡寻古飞呀飞！飞向太阳或者飞进狂风暴雨！|发出无情的轰鸣，惊醒世界！在南斯拉夫的教堂里和古代壁画上，都可以看到一些背上长出两个翅膀的人，从陆地到天空，跳跃飞腾，来去自如。他们身姿强健，神彩俊逸，令人驰魂夺魄，浮想联翩。陪同我们的南斯拉夫作家介绍了许多关于古代飞人的神奇传说，但我总觉得并未真正领会了长在人身上的这两个翅膀的含意。
参观泽蒙教堂的时候就更令我惊奇了，一对翅膀居然也长在了卡拉骄耶维奇的背上。在塞尔维亚共和国，他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14世纪抗击土耳其侵略的民族英雄。许多城市都矗立着他的塑像，商店和咖啡馆里也挂着他的画像。但那些雕塑和绘画都和他真人差不多，背上并没有翅膀。泽蒙教堂里的卡拉骄耶维奇像不是雕塑，也不是画成的，而是采用“集锦”的方式，用一厘米见方的25色琉璃瓦拼成的。甲胄上的黄色以及头上黄灿灿的金盔，全是赤金铸成。光是他的鼻子就有一米半长，两只张开的翅膀至少有十几米，表情神机莫测，雄伟绝伦。他手掌里托着一只象征勇敢的双头鹰，头上罩着威猛的神光，身边是一队披甲执锐的勇士，雄姿勃勃，英气浩浩。这一生动的形象深刻地印进我的脑际里，一直拌随着我在南斯拉夫各地进行参观访问，甚至还在梦境里纠缠过我的睡眠：翅膀，是谁给民族英雄的脊背上加了一副翅膀？这翅膀岂不等于加在了南斯拉夫民族的身上！是画师，是人民，还是历史？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吉祥，是勇敢，还是象征着鹏程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