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两个谈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人经常进进出出，而且时有争论，叽叽嘎嘎。特别是那位副部长，好象只吃了一两道菜就出去了，偶而进来坐一会儿，也是心神不定，吃上两口肉又出去了。饭桌上几乎就剩下我们和米哈伊尔了，他也明显地表现出神不守舍，好象只是为了礼貌，为了不慢待客人才坐在那儿陪着我们。我不明白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正想问一下，副部长又走进来，使劲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脸色很不好看地问：“蒋，你支持红星队，还是支持游击队员？”
我明白了，外面客厅里的电视机一定在转播足球赛的实况。我是个外国人，对他们两个队的情况都不了解，没有任何倾向。但看副部长那劲头，我不表态不合适，就顺口说：“我尊敬革命的老战士，所以支持游击队员足球队，希望他们能够打赢。”
副部长泄气了，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屋子里爆发出一阵哄笑。原来副部长是“红星派”，“红星队”又恰恰以一比二暂时失利。房间里的观众有的支持“红星”，有的支持“游击队员”，你争我吵，面红耳赤。
我虽然不是足球迷，但不反对看球赛。再说对那些真材实料的大肉大鱼颇有望而生畏之感，就站起来也去看电视。我一走，等于解放了米哈伊尔，他也跟出来。于是，宴席暂时中止，全体去看足球比赛的实况转播。
京剧有国界吗？
巴兰卡市文化局长杜申卡对我说过：“京剧是中国的国剧、这种美好的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支奇葩，它只能属于中国。”
前不久，杜申卡看过武汉京剧团的演出，这位热爱戏剧，虽已40多岁仍被同事们称做“巴兰卡市最漂亮的女人”，看得如醉如痴。她极为称道《拾玉镯》，演员表演網腻，做和逗都很出戏，虽然听不懂台词，可是剧情看得很明白，通过这个戏使欧洲人了解了东方姑娘的恋爱程序。泉剧带有强烈的东方色彩，是中国的特产。
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就是刚到贝尔格菜德不久，在参加一次国际作家的圆桌会议之后，我迷路了。异国他乡，城市很大，街道纵横交错，我还没有逛过大街，路线不熟，连方向也辨不过来，加上没有翻译，语言不懂，又无法打问。已经3点多钟了，我还没有吃午饭，两个小时后还要继续开会，现在连开会的地方也找不到了。我焦急地在大街上的人流里寻觅，听着人家有说有笑，我却如置身于一片语言的沙漠之中。多想碰上一个中国人，多想听到几句中国话啊！
忽然，我耳边似乎听到了一种轻轻的、若有若无的京胡拉出的乐声。我集中了全部神经去捕捉这京胡的声音，大街上的喧闹声似乎一下子全停止了，我什么也听不到了，只听见了熟悉的京剧过门，是《霸王别姬》，也许还是梅兰芳先生的唱片。我仿佛在沙漠中发现了绿洲，看见了清泉，寻着乐声追了过去。越走声音越清晰，是乐队在演奏《夜深沉》的曲牌。这支曲子我也许听过不下几百遍了，从来没有象现在觉得这样亲切，这样好听。是谁有如此雅兴，在这现代文化盛行的西方城市里，不听现代乐，排斥了电子琴，却播放中国的京剧曲牌，追着乐声我来到一座漂亮的小红楼跟前，门口竖着一个用中国字写成的大牌子：北京饭馆。
以后的事就不用说了，北京饭馆的中国专家请我吃了一顿家乡饭，然后又送我回到开会的旅馆。我从上初中就迷京剧，为此花了不少冤枉钱，挨了不少冤枉骂，有今天这一件事，就全补回来了。京剧姓“中”，中国人到国外才更检验出了对京剧的感情。
可是几天以后，我们到巴兰卡市去访问，在杜申卡为我们组织的气氛极其热烈的联欢会上，对这个问题却又有了新的认识。晚会是在文学倶乐部的大厅里举行的，大家围坐成一圈，舞台在中间。一开始，由巴兰卡市艺术小组的青年演员先为我们演唱了塞而维亚民歌，跳起了民间舞，音乐欢快，舞姿优美，尤其是演员脚尖上的功夫，快似旋风，急如闪电，令人目不暇接。演员在中间跳，四周的观众情不自禁地轻声伴唱。塞尔维亚人特有的民族艺术的细胞，在每个人身上膨胀、跳跃。50岁的老诗人胡可马诺维奇终于忍不住，跑到前面拉起姑娘的手跳起来，杜申卡也晃动身姿大声为他伴唱。欢乐友好气氛溢满大厅。忽然，厅里的电灯全部熄灭了，姑娘们点起了一根根细长的蜡烛。按照塞尔维亚族的传统习惯，只有在最隆重最欢乐的节日，招待最亲近的客人才这样做。手擎蜡烛，唱着歌，跳起舞，用各种美味的食品和饮料招待客人，每个人的情绪都到了沸点。我不懂塞语，可是突然觉得语言的障碍不存在了，自己的感情和他们的感情完全溶在了一起，似乎听懂了他们的歌词，跟上了他们的旋律，我全部身心都感受到了塞尔维亚民间艺术的魅力。它是那样动人，那样美，把我征服了。在这一霎那间我仿佛被这艺术的魔杖点化成了塞尔维亚人。
难道人真有所谓第六感官？还是优秀的艺术具有奇特的穿透力？它能够不受国界、民族、语言和不同风俗习惯的局限。
稍事休息之后，该我们出节目了。联欢嘛，这样的场合任何人都不能不唱，不能不跳。细心周到的杜申卡担心我们这些摇笔杆的人不会唱也不会跳，使我们感到难堪，就叫我们朗颂自己即兴写的诗。他不知从哪儿找来我的小说《今年第7号台风》的塞文译本，特意请电台的女播音员朗读。我刚才十分欢乐的心情一下子紧张起来，塞族姑娘和小伙子的精彩的歌舞演出把大家的情绪烧得十分热烈，一改为干巴巴的小说朗颂岂不要使大厅的气氛冷下来吗？而且《今年第7号台凤》写得仓促而幼稚，朗诵这样的作品能收到什么效果呢？即使在国内我也没有经受过这样的考验，电台广播过我的一些小说，象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作者的面，倘若大家都睡着了，岂不难堪！杜申卡好象十分有把握。果然，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听众爆发出一阵阵笑声，然后根据人物的命运，听众时而欢笑，时而叹息。小说不长，朗诵效果大出我的意料。我低着的头抬起来，感激地看着这些热心的听众。心里忽然明白了，今天参加联欢会的人，除去作家和诗人，大部分是青年，是大学生和中学生，他们喜欢文学，更有一腔对中国的友好的热情。
胡可马诺维奇小声对我说：“我喜欢读描写你们真实生活的小说，我们可以在小说里看到活生生的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
这话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对了，在贝尔格莱德的国际作家会议上，在同30多个国家的作家交谈中听到过同样的谈话。越是强烈而又深刻的具有民族色彩的作品，越具有国际性。“洋人”不喜欢模仿他们的“洋”，而喜欢别的国家里的“土”，正是各民族的“土”，聚成了世界的“洋”。
掌声打断了我对文学的思考，思绪又回到了联欢的现场。小说读完了，我站起来同朗诵者握手，向听众鞠躬，但掌声一阵接一阵还是不停。我心里慌了。读小说哪有返场的呢！难道让我再读上一个中篇，把你们读困了不可？有人在后边大声喊：“唱京剧，唱一段京剧！”杜申卡笑着冲我耸耸肩，摊开了双手，那意思是说：“这不怪我，你脱不过了，还是唱吧！”
唱京剧我倒不怵头，早知如此开头就唱，省得读《今年第7号台风》了。况且湖南老作家康濯同志对我的演唱艺术已有过定评。他说：“蒋子龙喝《盗御马》象马（连良）派，唱《借东风》象裘（盛荣）派”。现在我顾不了那许多，就唱了几句《盗御马》：“将酒筵摆置在聚义厅上，我且与众贤弟叙叙衷肠……”
艺术的语言是在全世界通行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而且越是那些被称做某一个国家的“国宝”的艺术，就越没有国界，被世界人民所喜爱。
南斯拉夫朋友一再鼓励，我只好又唱了一段《借东风》。我的唱腔是“四不象”的。正式的京剧演员听到后也许会气歪鼻子，甚至可能会说我糟踏艺术。但我真诚的想唱好，朋友们听得也很认真。他们欣赏的不是我这个蹩脚演员，而是为中国京剧鼓掌。
没有想到我那两口京剧清唱把晚会推向了另一个高潮，杜申卡代表巴兰卡市委赠送给我们一人一大堆纪念品，其中有纪录铗托总统生平的珍贵的画册，还有古代塞尔维亚民族英雄穿的皮鞋的仿制品。我掏出去年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发奖大会上得到的英雄金笔，送给杜申卡做为回赠。杜申卡当场又把这支钢笔交给巴兰卡市艺术博物馆馆长，叫他把这支笔存放在艺术博物馆里。并递给我一张纸，要我写上几句话和笔摆在一起。我写道：
这支笔是文学的奖品，
我把它转赠给热爱艺术的巴兰卡人民。
艺术架起了中南人民感情的桥梁，文学连通了两国作家的心。
1981年12月4日写于芥园里
尽力赚外国人的钱
XX同志：
你好，我到南斯拉夫已经十多天了，开了5天会，到各地的工厂和农村参观访问了几天，收获很大，感慨也不少。贝尔格莱德现在正是夜里1点钟，我刚从一个农民家作客回来，洗了一个热水澡，疲乏顿消。想到北京现在已是早晨8点钟，你也许坐在办公桌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便产生了一种想和你谈谈心的愿望，信笔写来，先告诉你一点关于南斯拉夫朋友是怎样赚钱和花钱的。
南斯拉夫的人民是很富的，一般地区每人平均年收入2，400美元，富庶的斯洛文尼亚每人年收入可达4，000美元。大小城市里都有豪华的超级市场，商品齐全，供大于求，贝尔格莱德的“黑大楼”（超级市场）有商品七八万种。各商店都想尽办法招徕顾客，甚至在商场的门口和墙角摆上电动的木马、汽车、飞机之类的儿童玩具，吸引带儿童的妇女。
论消费水平，南斯拉夫在东欧是首屈一指的。妇女们进食品店买东西都是挎着铁篮子，自己从货架上任意往篮子里装，门口的售货员用电子计算机计价，还要花老半天功夫才能把成篮子的食品价钱算出来。水果都是装在塑料袋里面，一袋是5公斤或10公斤，一买就是这么多（当然小商店也有零卖的）。我还特别留神南斯拉夫人买报刊，他们的书刊价格比我们的要贵好几倍，而买者却很少只买一本，一买就是挑选好几本，他们花钱可谓够大方了！我们在工人和农民家作客时，好客的主人也总是摆上十几个菜，虽然质量都大同小异，除了肉还是肉，味道也都差不离儿，但确是真材实料，足见其生活的富足。
然而，他们在有些方面花钱又极其“小气”。象这样隆重的贝尔格莱德国际作家会议，有30多个国家的65位作家参加，南斯拉夫作家协会并不为代表们准备交通工具。作家协会是民间组织，国家补贴的钱很少，原则上不给经费。作协在办公楼的地下室开了个饭馆，赚的钱贴补作协的其他活动。作家们私人有汽车、而作协却没有汽车，要为代表提供交通工具就得租汽车，那要花很多钱。因此代表们只好步行去开会，不愿步行者可自己花钱租车。最有意思的就是大会闭幕的那天晚上，南斯拉夫作协请代表们在自己的饭馆里吃饭，从旅馆到饭馆乘公共汽车要四站地，下车后七弯八拐还要穿过好几个胡同，天又下着雨，我猜想那些和南斯拉夫关系不甚亲密的国家的代表，不会冒着雨去吃这顿饭的。我们和南斯拉夫人民是战友，就是天上下刀子也得为主人捧场，好在出国前每人买了一件风衣，权当雨衣，穿上去赴宴。等我们浑身湿漉漉地赶到作协饭馆，代表们一个不漏，全都到齐了。可见西方作家对这一套接待方式是很习惯的，并不认为主人是小气。十分豪华的“南斯拉夫旅馆”和“斯洛维亚旅馆”的房间里都撤掉了电视机，不让旅客不花钱就看到了南斯拉夫的电影和戏剧，每到一地想看戏就花钱去买票，而票价又很贵。有些国家的代表是自费来开会，食宿自理。我们的吃住则有南斯拉夫作协安排，但不如南斯拉夫作家到中国来所受到的接待优裕。尽管如此，我却赞成他们的做法。
南斯拉夫的工厂和企业更是把赚钱的目标盯在外囯人身上，象著名的高莎机械车辆工厂这样的大企业自不必说，它的产品面向全世界，远销到许多发达的国家，每年获取的上千万美元的利润全是从外国人的钱包里掏出来的。哪怕就是象巴兰卡市蔬菜加工厂这样一个只有200人的小企业，每年也向苏联和西德出口7，000吨酸黄瓜。我认识一个种水果的农民，每年收入高达100万第纳尔（折合人民币5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