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对有关资料的分析，中国古代的马球运动在发展的历史上以汉魏、唐、宋辽、明清为其出现和发展的四个重要时期，而且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时代特点，而整个中国古代马球运动的盛衰也在这四个时期表现得非常清晰。
马球是马术与球类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它的兴起必然在马术和球类运动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之后。我们认为马球运动出现于汉代，这与马球运动产生的最基本条件——汉代兴盛的马术和球类运动是相吻合的。在历史上，作为少数民族集聚地的西北地区，是牧马活动比较兴盛的一个地区，而考古资料中最早的马球实物资料也首先发现于这一带。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的考古工作者，在位于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中，发现了一件西汉中期的球形实物。根据报告的描述，这一球形实物“内填丝绵，外用细麻绳和白绢搓成的绳捆扎成球形，直径5.5厘米”。原报告称其为蹴鞠，并认为是当时军队中“随军子女之玩具”。在甘肃省的嘉峪关市长城博物馆，也展有一件这样的球形实物，其形制、结构与该球形物基本相同。有的学者根据其大小、结构，结合文献的记载，认为这是一件当时打马球活动中所用的马球用具。这为我们提供了马球活动出现于西北地区的较早的有力证据。汉魏时期的马球运动，由于刚刚兴起不久，因而流行范围并不广泛，只是作为一种游艺性的活动在宫中和民间开展。如曹植《名都篇》中有关“京洛少年”于郊外“击鞠”的描述和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记当时风俗时说的“寒食为打球、秋千、藏钩之戏”等，至于其他方面的马球活动，并未见记载。
我国古代马球活动真正盛行的时期是唐五代时期。如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中发现的打马球壁画，其全图高130—240厘米，宽600厘米，画面以众多的人物、宽阔的背景完整地再现了当时马球竞技活动的盛况。整幅壁画保存有参与击球的人物二十余人，皆着各色窄袖袍，足登黑靴，头戴幞头，手执偃月形球杖，身骑奔马，做出各种竞争击球的姿态。画面构图疏密有致，动中有静，有较强的节奏感、运动感，充分体现了唐代马球活动较为完整的形态。此外，还有发现这一时期的马球俑，描绘当时马球活动的铜镜等等，均是当时马球活动盛况的真实反映。不过从这些文物资料来看，打马球者装束多为官宦打扮，再加上1956年于长安城唐大明宫含光殿发现的记载修建马球场的石志，说明马球运动在宫廷和贵族阶层有着广泛的拥护者和参与者。据文献记载，唐代的皇帝唐中宗、唐玄宗、唐穆宗、唐敬宗、唐宣宗、唐僖宗、唐昭宗等也都是马球运动的提倡者和积极参与者。可以说，马球运动在唐代应该是一种贵族性的运动，而且从发现的有关文物资料的分布看，这种活动在西北地区的军中也极为流行。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昌盛时代，其对外文化交流也达到了历史上的高潮。而马球运动的对外传播也成为这一时期马球运动的时代内容之一。在当时的文献中，相邻国家如高丽、日本等国都有盛行马球运动和与唐王朝进行马球竞技的描述，他们受到唐代盛行的马球运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唐代马球运动流行范围，主要限于上层社会。上自皇帝，下及贵族官僚、诸军将士、文人学子、富家少年，多迷恋之。球场几乎遍布宫城禁苑、显贵宅第、诸道都邑和军队驻地。马球竞赛司空见惯，其盛况在中国古代堪称空前绝后。为什么唐代马球运动流行的范围只囿于上层社会呢？依据社会心理学原理，大凡时尚的流行，皆须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以社会的相对富裕和相对闲暇为基本前提。唐代马球运动的流行同样也不例外，而且实际上对经济条件的要求，更远远高于当时其他的体育项目；其所需器材、场地设备，诸如球、球杖、球场、骏马乃至球衣、马具等等，不仅要求质量优良，并且消耗量还很大。以球场和骏马为例，球场为马球运动专用场地，须宽广、平坦、坚实、洁净，三面围以矮墙，一面建有观礼台。唐人诗赋有云：“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广场惟新，扫除克净；平望若砥，下看犹镜；微露滴而必闻，纤尘飞而不映”。诸如此类生动形象的描写，足以证明唐代马球场规格标准之高，工程耗费之巨。再看马球运动所需要的骏马。数量众多且品种优良、训练有素的骏马，是马球运动必备的主要条件。这些骏马必须膘肥体壮，奔跑速度快，反应灵敏，耐力强，要像唐代文献里所描写的那样，能在宽广的球场上“东西驱突，风回电激”“迅若流电”。而另一方面，即使是骏马良骥，在长时间的激烈比赛中，也难保不发生运动事故，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卷六《打球》中也承认“马或奔逸，时致伤毙”的事实，并且援引同时代人刘钢的话说：“打球，一则损人，二则损马。”据此可知，马球运动不但对骏马质量的要求十分严格，同时又对骏马的数量提出很高的要求。故而唐人有所谓“宛驹骥骏”“善价千金未可论”之说。
上述仅以球场和骏马为例，已见马球运动是一种高标准、高消费的体育项目；其赖以流行的基本前提条件，必须一是社会经济的相应发达，二是时尚的“领潮者”与“赶潮者”的相对富裕和闲暇。考察唐代社会发展的状况，可以说这两项基本的前提条件均已具备。先就前者而言，唐代社会经济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长足的进步，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养马业，都呈现出空前繁荣发展的局面；手工业部门以其达到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能满足马球运动对场地、器材、服装的高质量的巨大需求。尤其是当时异常发达的公、私养马业，有所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的美誉，更构成了马球运动赖以流行的至关重要的物质保证。这充分表明，唐代社会发达的封建经济，已为马球运动的流行奠定了坚实雄厚的物质基础。
再以后者而论。毫无疑问，上述唐代丰饶的物质条件，还只是针对社会财富的总和而言的；实际上，这些财富在社会上，是以社会成员通过一定的“分配”方式而分别占有的形态存在的。这就意味着，社会上各种物质需求不同的体育运动所能流行的范围，其实又是与不同的社会成员、阶级或阶层所分别占有财富的真实状况密切相关的。唐代作为一个封建社会，其社会财富的“分配”所造成的结果，依然是贫富悬殊的基本格局。分别生活于唐代前、后期的著名官员李峤、李翱曾先后明确指出：“天下编户，贫弱者众。”“岁大丰，农人犹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灾，则农夫先受其害。”另一方面，又如天宝十一载（752年）唐玄宗的诏令所披露的那样：“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田庄，恣行吞并，莫惧章程。”两相对照，唐代下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之间贫富悬殊的状况足可略见一斑。因此不言而喻，纵然是在封建经济繁荣发达的唐代，面对马球运动这样高标准、高消费的体育项目，“贫弱”的广大民众（即下层社会）也只能望洋兴叹，而唯有“广占良田”、富裕且有闲的“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即上层社会），才有能力趋之若鹜。我们认为，唐代马球运动之所以始终流行于上层社会，根本原因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