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家”之体例，是否为司马迁所首创，历来聚讼纷纭，我独信梁启超之言，以为司马迁乃“史界不祧之祖”。在《吴太伯世家第一》中，司马迁以其“皮里阳秋”之笔，淋漓尽致地表述了自己让国、让权的理念。
吴国具有数百年让国、让权的历史。与中国数千年杀戮争权的历史比较，吴国的传统算是个叛逆，相对于争权争国，让权让国无异于泥中濯衣，未对其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不起的影响。但作为遗产，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总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丝慰藉，而且可以让我们警醒：真正该为之“奏黄钟歌大吕”的并不是那些杀戮大王，而是吴太伯等让国英雄。
司马迁的记叙十分明晰：
吴太伯的生卒年月应在武王伐纣之前。吴太伯、仲雍、季历都是周太王的儿子。季历最小。季历的儿子昌很贤德，所以太王欲传位于季历。对此，吴太伯、仲雍不仅不争，反而以出走的方式表示支持。他们来到荆蛮，自称“句吴”，像蛮人一样剪了头发，以示不再染指世俗政治。当地蛮人很尊敬他，尊立他为“吴太伯”。武王伐纣的时候，将仲雍的后代周章封侯于吴。
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死。死前欲传位于四子季札。季札不受，他说：
（以下变字体）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
（《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变字体完了）
公元前548年继位的诸樊死前留下遗言，不传位于子，而传位于弟，意在最终把王权传到季札手中。就这样，传到了老三余昧。公元前527年，余昧死前示意传位于四弟季札。季札避权如避祸，离家出走。臣僚们决定自此改变兄弟传位的定例，改为传子。于是余昧的儿子僚，被立为吴王。
以上便是从吴太伯至季札的让国让权故事之梗概。
遗憾的是，尧、舜、禹之后，中国历史上让国让权的事情，几乎千载独步，唯此一例，剩下的就都是杀伐了。杀人成为最好玩的游戏，以至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蓝狱”案中就杀死“凡万五千人”，杀得他自己都腻味了，想换换花样。皇子之间的杀戮已是家常便饭。皇帝生的儿女多，为权力殿堂供奉的牺牲也多，这成为一道中国政治独有的风景线。
历史是什么？就是集体记忆，就是集体的价值取向，就是集体的共识。中国的历史没有接纳吴太伯与季札的仁爱之心与他们的政治理念。毋宁说，吴太伯与季札成为了历史的反面教员，为政治家们所不齿。物以人贵，人以官显。“让”的结果只会使自己一无所有，一事无成。让了权的，哪个能身名俱泰，善始善终？没有权力，怎能不卑言频频。诚如权贵的鹰犬韩非子所说：“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独断的资本就是权力，权力不争何来？
司马迁写让国、让权，本意在于扬善弃恶，抒发胸臆，针砭时弊。然而今日读来，像是一个绝妙讽刺。官卑名亢的司马迁的经历不就是讽刺大餐中的一道主菜吗？在权力面前，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绝不能任由情性，圭角毕张。
在嗜斗的种族中，在传统人治的政治框架中，让国让权属于乌托邦，是永远实现不了的。“让”是一种品德，而非一种机制。作为个别现象，让是可歌可颂的。但从实际考察，让不具有普遍性。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固然需要品德，但更需要机制。所谓机制，就是确保政治体制运行的动能，在必要时，这种动能便自动地被释放出来。就字义来说，“争”具有普适性。即使在现今的民主政体中，“争”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润滑剂。问题在怎么个争法，是否非要以杀戮人头的多少为判断胜负的标准。显然，我们的先人只考虑过“让”，没有考虑到：只有合理的争，才可能形成有效的政治运行机制。如果一味地“让”，回避政治操作问题，那就永远停留在乌托邦的水平上，毫无实际意义。——当然，这些属于司马迁力所不逮的地方，不能苛求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