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是春秋时期道德最先崩坏的一个诸侯国。正是这个残酷的现实刺激与造就了圣人孔子。
管中窥豹。鲁国的混乱乃华夏大地分封制度式微的一个缩影，值得今人予以探讨研究。
司马迁在结束对鲁周公世家的描述之后总结：
太史公曰：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龂龂如也。”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隐、桓之事；襄仲杀嫡立庶；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鲁周公世家第三》
太史公对不讲道德的无义杀伐深恶而痛诋之。国家将亡，必出妖孽（《礼记·中庸》）。鲁国确实出现了许多妖孽，庆父最为典型。
庆父作乱，竟然根源于他与庄公夫人哀姜私通，为男女私情而把鲁国的政治搅得溷浊不堪。他与哀姜合谋派卜齮杀死了湣公。鲁人群起而攻之，逼迫庆父自杀，哀姜也被杀死。
在庆父生前与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鲁国篡权弑君或臣子互相杀戮的消息不绝于耳，难以足闻。孔子大声疾呼：礼崩乐坏！然而于事丝毫无补，事情愈演愈烈。
没有谁能够阻止礼崩乐坏——包括圣人、亚圣及其弟子。
中国人习惯把“礼崩乐坏”理解“历史必然”，甚至理解为“历史进步”。
“历史”有宏观微观之分。宏观之历史，其来有自，没有力量可以改变；而微观历史并非天然地、自发地遵循它应该遵循的轨迹运行。不可将“历史必然”的符咒套用在一切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上，如是，历史学家就无事可做了。大凡历史事件，分为两大类：必然的与偶然的，换言之，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与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
显然，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是偶然的，不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因而是反动的。
“礼崩乐坏”最深刻的原因存在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之中。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喜新厌旧的价值取向。喜欢变换，不喜欢保守。没有一样东西，中国人能够自古保守至今。这种情形，放置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
最应该保守的当然是分封制与维护分封制的血缘秩序。然而就是按血缘传承社祠，也保持不长，总是有人出来瓦解规则，重新“洗牌”。大一统皇权专制不去镇压“洗牌”者，就无法确保政治秩序的稳定。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认为秦始皇的郡县制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
大谬不然。
从世界范围考察，近代资本主义恰恰是与分封的封建制接轨，而不是与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接轨的。分封的封建制所积累起来的地方自治意识与自主意识，乃资本主义之基础。资本主义很难与大一统皇权制度接轨，因为在那种制度中自由的空隙太小了，不足以酝酿出积累资本的意识与冲动。可见，封建制比大一统皇权专制离现代社会制度更近。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诞生于封建城邦之中。
中国人好变的习性从何而来呢？这是一个天大而又从无人过问的问题。
仅仅从历史的视角出发找不到圆满答案，必须综合地理、文化、人种等多种因素一起考察。最重要的因素是：生存环境的特殊性使得中国人不必太依赖集体协作，以家庭为本位足以完成生产作业。自古交换就不发达，只有食盐等少数消费品依赖交换，绝大多数消费品可以自给自足。自给自足的结果使得中国人契约意识淡漠，不善于制定契约，遵守契约。中国人把个人利益看得很重，为了个人利益，不惜践踏契约。前文所说的中国人喜欢“变”，其实就是追逐个人利益的一种表现。只有“变”，才能打乱利益格局，实现利益再分配，以便混水摸鱼。经久积习，渐渐地，中国人就习惯于在“变”中求生存了。正是由于“变”的心理作怪，春秋战国作乱犯上、弑君杀父的事情屡见不鲜。庆父的肆无忌惮，是有文化背景的，他并不孤立。
按照惯例，权威与权力是分立的，这是封建制的基础。但是中国人非常不适应这种分立。当权者不甘心在自己的上方高悬碍眼的权威之剑，必欲取而代之。秦始皇的“统一”中国，说到底不过是将权威与权力合一，将封建制瓦解，将旧的权力秩序打乱罢了。其结果是自由的缝隙被堵塞，发展的空间被剥夺，相对的竞争被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