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庄王与楚平王，一明一昏，一宽一苛，一仁一暴，恰成鲜明对照。
楚庄王开始也是昏君，不纳忠言，后来幡然改途，创造了一系列不错的治绩。
“一鸣惊人”的典故就出自楚庄王：
（以下变字体）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
（《史记·楚世家第十》）（变字体完了）
楚庄王纳谏之后，立竿见影，政通人和，百业俱兴：
公元前603年，楚国灭掉舒国；
公元前598年，楚国攻下陈国，欲将其吞并，群臣庆贺，只有申叔时唱反调：牛践踏了庄稼是不对的，但把牛抢走不免失之过分。于是庄王恢复了陈国的宗庙社稷。
公元前597年，楚国包围了郑国，郑伯的一番话，使楚庄王毅然决然放弃吞并郑国的想法，与之订立了盟约；
公元前594年，楚军包围了宋都，城内无粮，百姓换子而食，宋国的华元出城道明原委，楚庄王撤兵……
公元前591年庄王去世。
作为庄王的子孙，楚平王迥然相反。他是用诈骗之法杀死两个君王之后继位的。继位之后不纳忠言，不修政治，君子受逐，宵小得志，国家政务狼藉：
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责之。伍奢知无忌谗，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无忌曰：“今不制，后悔也。”于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马奋扬召太子建，欲诛之。太子闻之，亡奔宋。无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于是王使使谓奢：“能致二子则生，不能将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为人，廉，死节，慈孝而仁，闻召而免父，必至，不顾其死。胥之为人，智而好谋，勇而矜功，知来必死，必不来。然为楚国忧者必此子。”于是王使人召之，曰：“来，吾免尔父。”伍尚谓伍胥曰：“闻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报，无谋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归死。”伍尚遂归。伍胥弯弓属矢，出见使者，曰：“父有何罪，以召其子为？”将射，使者还走，遂出奔吴。伍奢闻之，曰：“胥亡，楚国危哉。”楚人遂杀伍奢及尚。（《楚世家第十》）
纳谏与拒谏、兼听与偏听，结果天差地远。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君主纳不纳谏是政治开明与腐败的分水岭。这说明，中国传统政治始终在低层次的框子里转。纳谏与否，和君主个人的品德习性关系极大。君主的品德习性完全属于偶然因素，是人力难以改变的。如果君主不具备纳谏的条件，硬是逼迫他纳谏，简直是异想天开。楚平王身边并非没有忠臣与大贤，但都被他放逐了，徒呼奈何。
政治家昏庸是常态，政治修明则属于偶然。像楚庄王那样的明君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制衡政治才是无上上乘的政治，权力制衡实为政治之极则。
我们在赞美楚庄王的时候不要忘记：楚庄王由昏君转为明君，实在是一种偶然，他若不转变，楚国就不会有他所创造出的辉煌，楚平王时的大祸就会提前降临到楚国人的头上。历史赋予了君主太大的主宰权。春秋五霸，表面上是五个国家强盛，实际上是五个政治强人脱颖而出。一人贤明而一国强盛；一人昏庸，而一国没落。政治成为了一个人的事情，与众人几乎丝毫无涉。在多数情况下，众人的才智，作为一种资源白白流失掉了。而当贤明君王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时候，众人的才智根本无法弥补由于缺少明君而形成的真空。
治国、平天下的重担总是落在一两个人身上——这不就是中国政治脆弱的致命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