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春秋战国史实的典籍基本是可信的。替暴君、昏君文过饰非的事情并不多见。这一段历史虽距今较为久远，然而可信度却大于其后的历史。
晋国史官董狐敢于在当事者眼前下直书其丑，将生死置之度外。
读《史记》，深感鞭挞暴君昏君的笔墨多，而歌功颂德的笔墨少；揭露腐败丑恶的多，粉饰太平盛世的少。被司马迁歌颂的多是他心中的道德完人，而非权力拥身的君王。
关于“董狐之笔”，司马迁是这样记叙的：
盾遂奔，未出晋境，乙丑，盾昆弟将军赵穿袭杀灵公于桃园，而迎赵盾。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弑易。盾复位。晋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视于朝。盾曰：“弑者赵穿，我无罪。”太史曰：“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晋世家第九》）
董狐的好贤恶恶，忠于史实的精神与天壤同在，与日月同辉，其名永为后人铭记。
斯时出现董狐并非偶然，说明再不好的封建制，也留有一丝民主的缝隙（“分封”本身就有权力分散之含义，与民主相合），不像大一统皇权专制，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政出一门，一切皆由皇帝一人掌握，再耿直的史官也只剩下了唯唯诺诺。
西周、东周，史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权势们不敢明目张胆地践踏已经被全体认可的共识。这主要是因为有天子高高在上，形成一定程度权威与权力的制衡，尽管后来“权威”沦为了形式，还是有胜于无。董狐之笔，放置到后来任何一个皇帝那里，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从这个角度看，东周以降几百年历史的惨无人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说明政治游戏无序，另一方面，说明史官秉笔直书，不徇私情，没有他们的努力，也许我们永远得不到信史。
先秦，中国政争基本属于明争，秦之后，除了朝代交替之外，政争多为暗斗。权力的高度一元化与政争形式上的变化，对史官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史官畏手畏脚，不再敢按照客观情况直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董狐、太史的生存土壤已经不复存在。
以清朝为例。乾隆好大喜功，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征书3400余部，然而被定为禁书的竟然多达3100余部，能留存下来的只是极小部分。历史像是柔弱的女子，任由强权大汉凌辱。在这种情况下，史书的质量与真实性，可想而知。
董狐之笔，中国先秦历史上的扛鼎之笔。那些为特定目的而修史的御用史家，在董狐、司马迁面前会不会无地自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