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本是投机家，见风使舵，先后换了十多个主子，最后跟定了刘邦。谓叔孙通“儒狗”，是因为他有狗一样的嗅觉，狗一样对主人的阿谀顺从，谄媚讨好。他能够随时体察皇帝需要什么，也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因此能够常常讨主子欢心。
关于应该怎样做，发生过这样两件有趣的事：
其一，叔孙通是儒生，起先他是穿儒服见刘邦的，发现刘邦似有不悦，立即改穿小袄。
其二，叔孙通投降刘邦时，带了一百多名儒生，然而在刘邦面前从来不推荐跟随自己的儒生，只是推荐那些“群盗壮士”。儒生暗地骂，侍奉您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投降汉王，却不推荐我们，专门推荐那些奸狡之徒，什么道理？叔孙通不慌不忙地向他们解释：
（以下变字体）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史记·刘敬孙叔通列传第三十九》）（变字体完了）
叔孙通对汉高祖的最大贡献在于杂采古礼与秦礼，与儒生共立朝仪。汉高祖得天下之后，那些三姑六舅、功臣良将跟他没大没小，汉高祖自觉显示不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常为此而苦恼。叔孙通急皇帝之所急，及时为他制定礼仪规矩，并带领一百多跟从，边制定边演习。成熟之后请汉高祖视察，汉高祖龙心大悦。
朝廷第一次实行叔孙通制定的礼制大获成功。群臣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山呼海啸，震耳欲聋。群臣呼啦啦跪下一大片，由刘邦喊“平身”，才得以起身。这真是一种痛快淋漓的政治游戏。汉高祖在马背上度过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所以大为陶醉，脱口说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句千古名言。
权力本来就够有诱惑力的了。叔孙通在显赫的权力上面又撒上了一层美味佐料，使得一切有可能染指的人为之垂涎三尺，但凡有百分之一成功的可能，都值得冒百分之百的风险，死亦无怨无悔。
叔孙通所制定的帝王之礼，是以无限美化帝王与剥夺群臣人格与尊严为前提的。从叔孙通为汉高祖制定礼仪始，帝王崇拜就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个顽疾。帝王崇拜自刘邦起，像鸦片一样，成为君臣双方共同的需要。帝王需要用它巩固君权，群臣需要用它为帝王抬轿子，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帝王崇拜，积久成习，经过两千多年的沿袭，中国人丝毫不觉得这种崇拜与世界文明潮流格格不入。以至于直到20世纪，在世界的文明主流已经进入民主自由时代的时候，中国人仍在执着地做这个游戏。
司马迁在论赞中是这样为叔孙通做总结的：
（以下变字体）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世纪·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显然，司马迁并未看透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内里隐藏着的玄机与对后世的恶劣影响，所以他在论赞中把叔孙通说成是“汉家儒宗”，说他“制礼进退，与时变化”。什么“儒宗”，不过是条“儒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