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顾名思义，遵循王道法制之官吏也，酷吏，实行酷刑峻法之暴吏也。循吏与酷吏并不对偶，而且在概念上也并不十分明晰。司马迁使用了些小手段，达到了嘲讽当朝的作用。这些小手段包括：
一循吏皆“过去时”，酷吏皆“现在时”，暗喻“过去”不乏循吏而当今之世皆酷吏；
二在篇幅上，酷吏篇远远长于循吏篇，表明作者意在揭露当今，而非褒扬过去；
三在篇目安排上用心良苦，循吏在前，酷吏在后，而且之间相隔两篇，躲过了“对比”之嫌疑；
四在写法上，通过明褒暗贬等多种方法，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比如在写酷吏时多有赞词，但在论赞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坚决反对酷刑峻法；
五循吏只写五位，酷吏却写了十多位，仅汉文帝时代的酷吏就多达十位，意在揭示酷刑峻法之危害；
六从内容上看，循吏篇虽短小然而不失生动，酷吏篇虽长却不免有些冗杂，让人难以细读。
关于第六点，稍加说明。李离的故事感人肺腑：
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传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
（《史记·循吏列传第五十九》）（变字体完了）
为了遵循法制，李离竟然非要自我治罪，“伏剑而死”，忠于法令达到愚忠之地步。相反，司马迁笔下的酷吏，除去郅都，多多少少都有些徇私之举。就是铁面无私的郅都也远不如李离可敬可爱。
司马迁时代，还没有清官与贪官这对概念。这是因为，那时候物质利益基本包含在权力之中。官吏的主要追求是权而非利。“两千石官”意思是一年收入两千石粮食的官。“石”（DAN）为计量单位，一石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算下来“两千石”等于二十万升，养活一百人绰绰有余。“养廉”谈不上，“厚俸”是名副其实的（后来俸禄被大幅度消减才出现了“贪官”的概念）。当时，得到爵位，就得到了足够的物质利益，得到官位，生活就有了保障。刻意的“贪”为一般官吏所不为。
中国的王朝更迭呈现出这样一种规律：王朝的前期多以“争权”为主，中期及中后期多以“夺利”为主，后期往往是“争权”与“夺利”夹杂在一起。当然有特殊情况，但大体如此。元明清，之所以贪官多如牛毛，一个重要原因官俸不足以养家糊口，不贪则无以为生。清朝，一个官员的年俸连一个月的生活也维持不了。
从趋势上看，到了皇权专制的后期，朝廷实行低俸，网开一面让官吏去贪，等于洪水积蓄已多，不得不在不要紧处开个口子泻一泻洪，缓解一下“要紧处”的压力。
话归本题。数一数司马迁时代伏法的官吏，绝大多数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因为恋权。至于司马迁本人罹祸则是因为违反朝廷的规则，惹怒了圣上，与“经济”问题丝毫无涉。
西汉主要矛盾集中于“争权”，恰恰说明分封制度的最大长处就是避免孳生贪官层。
试想，分封之后，相当一部分“利益”就被独立出去了，如果配以有效的规章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很容易梳理得一清二楚，地方窥觇额外的利益，既无必要亦无可能。
如前所述，处理人际关系是中国政治的弱点，从汉高祖到汉文帝，中国人这方面的短拙暴露无遗。
司马迁是竭力反对酷刑的，他在《循吏列传第五十九》中说：“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这是在向天诘问。“天”没有给他以回答，事实可以回答：
封建制的分权政治体制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的，要维持这种制度，必须维持契约。但是中国人恰恰没有遵守契约的传统，维持契约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中国人喜欢通过争夺来决定政治格局，不喜欢通过某种契约让政治格局一劳永逸地固定于某种形式。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人最终与封建制失之交臂，一直固守着皇权专制体制。
以市场为中枢的现代社会实际上也是一种契约社会，所以它与封建制社会很容易接轨。凡封建社会（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几乎都迅速迈进了现代社会的门槛，而其它社会则需要一个徘徊期，以求适应。
西汉酷吏之出现，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不“酷”不足以维持当时的政治秩序与政治格局，不苛严，不足以压制诸侯王们的勃勃权力欲望，后来，酷吏少了，贪官却多了，屎窝挪到尿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