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记录虽然还缺少土星的数据，但其他四个行星的会合周期的预测已经比较可靠。水星由于离太阳太近，最难观测，当然它所引起的困难也最大，这种情况在西汉末年的《三统历》中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变。汉代的观测值显然更为精密，《三统历》和东汉《四分历》所测的五星会合周期已与真值相差无几。南朝祖冲之的《大明历》把五星会合周期的精度在编沂《四分历》的基础上又提高了一步，误差全部小于0．095日。然而这个精度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被隋代的《大业历》超越了，张胄玄测得的五星会合周期显示，除火星和金星的误差为百分之一日以外，其余行星的误差都已降至十分之二日以下，即小于2.53″。自此以后，历代的五星会合周期始终保持着这样高的水平。
帛书《五星占》是一件值得特别注意的文献，因为无论与中国传世的或新出的天文文本比较，它都是最可信赖而且时间最早的天文专着。这篇帛书自1973年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以后，对它的研究就始终没有间断。帛书存有约八千字，共九个章节，占文保存了甘德和石申天文着作的一部分。文中第一次使用以五行配属五星的名称，末尾三部分列有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共70年间木星、土星和金星的位置，并对它们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加以描述，这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已经把行星的动态研究和位置的推算工作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这显然比战国时代石氏、甘氏的零星探讨进步得多。
《五星占》给出了金星、木星和土星的比较准确的会合周期，其中金星的误差不足半日。古人同时还注意到，金星的五个会合周期恰等于八年，这个周期曾经被现代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用来预报20世纪后半期金星作为晨星和昏星最易观测的时间，以及1956年至2012年金星下合时可以看见光亮细环的时间。但是谁又能想到，在两千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已经利用这个周期开列出了一张70年的金星动态表呢！
星岁纪年
五星在恒星间移动，当它们以恒星为准，在自已的轨道上绕太阳公转一周，这个时间叫作“恒星周期”。地球当然是一年，土星最初被认为是28年，《五星占》中测得为30年，已与真值29．46年很接近，而水星则只需要约88天。很简单，由于公转轨道的大小，离太阳愈远的行星，恒星周期也就愈长。
木星的恒星周期差不多等于12年，这就是说，当木星从某一颗恒星出发，12年之后它又重新回到这颗恒星附近。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根据这一现象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纪年方法——岁星纪年。
这种纪年形式与十二次的产生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十二次充当了木星的12个“站”。
由于木星每年平均在天空中行移30度，12年行完一周天，这使古人必须沿黄赤道带把天球十二等分，用来记录木星每年的运行位置。十二次的划分顺序与木星的视运动方向一致，自西向东依次为星纪、玄枵、鲰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鹁尾、寿星、大火和析木。
这样，木星每年行移一次，自“岁在星纪”到“岁在析木”，十二年一纪，周而复始。
岁星纪年所遇到的麻烦在于，木星的运行方向与太阳和其他恒星的运行方向恰好相反，从而使这种纪年形式很难和传统的观测习惯协调起来。不过古人为解决这种困难所采用的方法却很巧妙，他们利用地平方位的十二支，把它附丽于天上，沿赤道由东向西将周天十二等分，创造了十二辰体系。十二辰自东向西排列，配以子、丑、寅、卯等十二支。同时古人于真岁星之外又想象出了一个看不见的“太岁”(又名“岁阴”
或“太阴”)，使它的公转方向循十二辰而与真岁星正好相反，并且使用一套诸如“摄提格”等颇力古怪的名字来表示它的位置。这样，当岁星与太岁的初始位置关系确定之后，就可以从任何一年岁星的位置推出太岁所在的辰，于是便可以十二辰的顺序纪年。如某年岁星在星纪，太岁便在析木，这一年便是“太岁在寅”，五年之后岁星行至大梁，太岁则在鹑火，这一年便是“太岁在午”。
与岁星纪年的形式相伴产生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十二次与十二辰建立了固定的对应关系，而12个太岁年名又与十二支以及十二生肖相互配属，最后它们都与二十八宿配合起来，形成了一种至少是在春秋时代已经固定下来的传统形式。这种形式通过下面的关系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而古人的演绎并没有到此结束，大约在西汉时期，星历家又创造了十个“岁阳”名称，它们是由十天干衍生出来的，阏逢为甲，旃蒙为乙，柔兆为丙，强圉为丁，着雍为戊，屠维为己，上章为庚，重光为辛，玄戕为壬，昭阳为癸，这使得干支纪年法彻底地为太岁纪年法取代了，因为人们可以把甲寅年称作“阏逢摄提格”，乙卯年称为“旃蒙单阏”，同干支纪年一样，它们只是更换了不同的名字，但仍然以60年为周期周而复始。
如果木星果真以整整12年绕天一周，那么古人的这一切安排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木星的恒星周期实际为11．86年，这意味着它并不是每年正好走完一个星次，而是一次稍多，这个误差积至86年，就会出现木星实际运行的位置比预推位置超前一次的现象，这就是“岁星超辰”。超辰现象大概在西汉初年还没有被天文学家发现，但它显然已经使本来能够看得见的天象看不见了。汉太初以后，岁星纪年与干支纪年相连接，自那时上溯至秦王统一，岁星纪年比干支纪年落后一辰，上溯至战国时期则落后二辰。此后刘歆提出岁星每144年超辰一次的算法，但在纪年法中并没有应用，以至于到东汉改行《四分历》
时，岁星纪年法终于废止。
东宫苍龙
四象以苍龙配属东宫，所辖七宿依次为角、亢、氐、房、心、尾、箕，除箕宿外，各宿名称都得于龙体。然而龙究竟是什么？由于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强烈的象征意义，使人很少把它同天文学加以联系，但是我们不久将会发现，这种偏废对于揭示龙的本义有多么不利。
龙的形象在数千年间不断替变，本来面目早已湮没。早期遗物如西水坡蚌龙，形似鳄鱼。比它稍晚的红山文化玉龙，首似猪，身尾蜷曲成环状，无角无足。与此相比，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龙的形象似乎更有意义，从最逼真的形象看，龙的角首身尾俱全，尾上扬，无鬃无足。很明显，我们所面对的三个不同时期的龙的形象是有区别的，可以说，这个形象在殷、周以前的三千年中有着不小的发展和变异。
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两件龙虽然都表现了某种实物，但形象并不一致，而卜辞及金文“龙”字所反映的龙的特征又无法归结，甚至联想到某一种动物，这些现象说明，简单地类比龙为何物并不切实际。我们理解，龙的世俗形象，也可以说它的艺术形象，乃是多种形象逐渐杂糅的综合体，而它原始的真实形象则来源于星象，商周文孛的“龙”字恰好体现了这一点。
东宫七宿的各宿距星除尾宿之外，古今没有变化。令人惊奇的是，当我们将商周古文字中“龙”
的形象与东宫七宿星图比较之后发现，如果以房宿距星作为连接点而把七宿诸星依次连缀的话，那么，无论选用什么样的连缀方式，其所呈现的形象都与卜辞及金文“龙”字的形象完全相同。这种一致性所暗示的事实不仅仅是商周古文字的“龙”字取象于东宫七宿，甚至龙的形象也源自于此。
东宫七宿中至少有六宿的名称得于龙体，古代文献在这方面可以提供许多积极的证据，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宿名的意义与苍龙形象的位置可以一一吻合，这种联系通过商周古文字“龙”字的字形与苍龙形象构想形象的对比观察已不难看清。角宿为龙角，亢宿为龙咽，氐宿为龙首，房宿为龙腹，心宿为龙心，尾宿为龙尾。箕宿名称虽与龙体无关，但至迟在商周时代，它已作为龙尾融入了完整的苍龙之象。此外，中国古代的一部权威性筮占着作《周易》，也以自角至尾六宿龙星于不同季节天球位置的变化来解释乾卦，因此可以确信，龙的原始形象乃是依东宫七宿所构成的星象。
中国古人对苍龙诸宿的认识产生很早，除前面列举的材料外，我们还可以在商代遗物中发现一些类似的证据。如商代的玉龙或呈环状，或呈半环状，龙尾多外扬。从龙星的实际形象分析，这或许可以看作箕宿已并人苍龙之象的一个有益的线索。商代彝器中同时还提供了一件值得特别注意的龙形铜觥，觥一端作龙首，觥面与两侧均布有纹饰。面纹的主纹是从龙首引出的弯曲的龙身，龙身自颈至尾共饰八枚星纹，其中龙身中心部位横列的三枚格外醒目，且三枚的中间一枚形状最大，并为强调而特意做成鋈纽，这显然象征着心宿三星，事实证明，龙的形象来源于星象是毫无疑问的。
苍龙之象在西汉时期已经包容了七座星宿，这些内容在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中很容易找到，事实上，只需将箕宿在原来包含六宿的龙形基础上加以延长，便可以得到四象中以东宫七宿构成的苍龙的完整形象。现在看来，这种演变的初始时期恐怕不会比殷商时代更晚近。不过在西汉末年的一幅星象图上仍然绘有一种古老的龙形，它从角宿开始，至尾宿结束，箕宿与另一个星官傅说绘在一起，使苍龙原来只有六宿而不是七宿的形象重新得以展现。显而易见，这幅星图如果不是描述了一种很古老的形象的话，那么，整个西汉时期就都可以看作是苍龙之象最终定型的前夜。
星象中的龙与艺术品中的龙往往差异很大，这个矛盾如何来解释？我们看到，商代铜觥的首部酷似鳄鱼，而且铜觥一侧也绘有鳄鱼和龙的图案，这似乎提供给人们一个明确的暗示：鳄是龙的艺术形象的来源之一。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所有早期龙的形象都可以得到解释，然而，如果我们说一切龙的面貌都是人们对东宫七宿抽象的自然本象所赋予的现实形象，这种解释的适用性或许更广泛些。显然，龙的现实形象的选择是由人们的观念和地域的差异决定的，但无论如何，商周古文字的“龙”字却真正完好地保留了龙的原始含义和原始形象。因此，中华民族对巨龙的崇拜，事实上就是对东方星宿的崇拜，而这一崇拜的缘起则在于这些星宿所具有的对于远古先民的授时意义。
西宫白虎
四象以白虎配属西宫，所辖七宿依次为奎、娄、胃、昴、毕、觜、参，然而这种完整形式的出现，一般说不会早过东汉，因为即使在司马迁的集成之作《史记·天官书》中，也找不出白虎与西宫七宿相配的任何线索。恰恰相反，虎最初只被看作是包括觜、参两宿的小象，但由于这两个星宿在古人观象授时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人们始终把它视为西宫之中的主要星象。
所有早期遗物显示的四象资料，都没有《天官书》的记载更有说服力。司马迁说：“参为白虎。三星直者，是为衡石。下有三星，兑，日罚，为斩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日觜腩，为虎首，主葆旅事。”这段话充满了星占色彩，同觜、参两宿星图相比，参宿一至参宿三东西直列，状似称衡，古人叫它衡石；这三星下有三颗垂直的小星，即为罚(伐)；六星之外有四颗大星，分别为参宿四至参宿七，形象白虎四肢，在参宿四、五两星之间有三颗小星，像虎头，就是觜宿。很明显，觜宿与参宿组成的形象更像是一张悬挂于天空的虎皮，这当然也是古人把它当作白虎形象看待的理由。
由于参宿的七颗星(不包括伐三星)都是二等以上的亮星，在黄河流域冬夜的天空中非常醒目，所以古人很容易将它们联系在一起。“参”本有“三”的含义，衡石三星是与苍龙星象中的心宿三星遥相对应的授时主星，因而成为中国古人最早辨识的星官，这意味着白虎星象出现年代可能与苍龙星象一样古老。
中国古人以西宫七宿的主宿觜与参作为白虎形象，这种观念至少在自西水坡星象图以后的五千年中没有改变。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并不夸张，因为在西汉末年的星图上，我们仍有机会看到一个古老传统始终被忠实地保持着。在这幅星图中，参宿被画成一只奔跃的猛虎，猛虎前爪下有一星，头顶右上方有一星，这两颗星应该表示“左右肩股”中的两星。此外，虎背与虎尾上方尚残存连成一线的两颗星，而且按照合理的推测，在星图破损的部分中还应有一星与其相连，这三颗星应该就是被称为衡石的参三星。关于这一点，在稍晚的汉代美术品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表现形式。
西宫白虎由觜、参两宿扩展而变为七宿的形象，这种转变准确地说可能从来都未曾发生过，后来人们所接受的事实如果看成是一种观念的更新，或许比简单地追求象的发展更符合实际。原因很简单，由于觜宿与参宿作为西宫七宿的主宿，因此，以主宿的形象作为西宫的形象是十分自然的。这个事实在西汉末年的星图上反映得相当清楚，我们在图上看到，自奎宿到毕宿，甚至觜宿，每个星官都有自己独特的含义，而这些含义后来显然并没有被放弃。过去某些着作曾经运用人们的想象力创造了包容西宫七宿的虎象，这种做法不仅在形象上与星官的形状难以吻合，甚至可以说几乎找不到任何文献依据。
两汉可以说是白虎之象由专指觜、参两宿转而兼指西官星象的完成时期，然而文献资料与实物证据所显示的时间却略有出入，从文献考察，白虎作为西宫主象而成为四象之一，显然在西汉时期已经完成，但实物证据显示，这个过程可能会晚到东汉。
南宫朱雀
四象以朱雀配属南宫，所辖七宿依次为井、鬼、柳、星、张、翼、轸。根据古代星名的考定，柳宿八星又名为味，意即鸟口，星宿七星意为鸟的咽颈，张宿六星与翼宿二十二星都比较容易理解，前者意指鸟嗉，后者则为鸟之羽翅。中国古人最初是把这四宿相连，组成了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鸟形象。
柳、星、张、翼四宿可以视为朱雀的核心部分，它的起源恐怕可以上溯到与龙、虎同样早的时代，在濮阳西水坡与蚌塑星象图共存的另一处遗迹中，曾经发现了龙、虎、鸟和银河，这无疑也是一幅天象图。但是，这里出现的鸟究竟是作为二十八宿中的哪些星官的形象，目前还不好确定，而且《尧典》中的某些记载，也使我们对鸟象形成的看法并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乐观，这些记载是与羲、和时代的各种天文传说相提并论的，原文如下：
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