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的大意是，当一年中昼夜长度相等的那一天到来，鸟星则在黄昏时出现在南中天，用这个天象可以校准春分。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用白昼最长和火星的昏中天确定夏至，用昼夜等长和虚星的昏中天校准秋分，用白昼最短和昴星的昏中天确定冬至。这四个星名，其中虚宿和昴宿都很明确，火星被认为是心宿二(天蝎座a)，它们分别作为二十八宿的第5、11和18宿，有鉴于此，我们当然没有理由把鸟星看怍是包容若干星宿在内的一种特殊形象。古代学者始终把它定为星宿，即二十八宿的第25宿，非常合理，因为这样安排可以使星、火、虚、昴四宿分别处于它们所在各宫的中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那个时代，沿赤道把周天划分为四个主要的宫——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北宫玄武——的办法已经形成了。
《尧典》的内容无疑保留了某些非常古老的传统，商代的甲骨文对于说明这一点很有帮助，同时利用岁差来确定它的年代，也可以将对四仲中星的观测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以前。显然，朱雀的形象在那个时期还只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星官而存在。
此后的证据可以举出我们前面提到的春秋时代的一面铜镜，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绘有四象的古代遗物。铜镜的上方雕有朱雀，它的形象显然已不是某一单独的星官所能表示的了。这种推测可以在稍晚的战国文献中得到证实，《左传》称柳宿为味，《石氏星经》则以张宿为朱鸟之嗉，都把某一星宿视为一个完整天象的一部分，可以认为，朱雀由四个星宿组成的完整形象在这时已经形成。
古人对于朱雀的想象在西汉末年的星图上依然保持着，图中将柳、星、张、翼四个星宿合在一起，画成一只淡青色的大鸟。大鸟头向西方。自鸟喙至双翼有八星相连环绕。虽然所绘的星宿在此只是示意性的，但大鸟的形象与方向却与真实天象吻合无误。
我们在这幅西汉星图上还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在南宫七宿中，除柳、星、张、翼四宿组成了大鸟形象之外，至少井宿与鬼宿还应有自己独特的含义，图中将井宿绘成正方形的水井，而鬼宿则被绘成二人抬尸之状。这些形象最终显然没有也没有必要融人朱雀形象，因此，四象的确立实际只是选择了南宫诸宿中的主宿之象，而其他星宿所固有的小象不仅没有摒弃，反而作为与主象共存的独立星官长期承传着。
北宫玄武
四象以玄武配属北宫，所辖七宿依次为斗、牛、女、虚、危、室、壁。玄武在传说中是一种龟与蛇的混合形象，从字面上理解，“玄”是颜色，“武”指实体，不过为什么古人以龟蛇合体而称为“武”，实际并不清楚。古代文献保存了一种说法，认为武有勇武之意，而龟有甲，可以防御，事实上，这种说法对于揭示玄武的本义并没有多大帮助。
玄武作为四象之一，它的演变最为复杂。在战国文献中，玄武虽然已与苍龙、自虎、朱雀——起出现，但在更早的遗物中，我们却发现被玄武取代的位置原来却是一只神鹿，而且沿着这条线索寻找下去，我们居然在与西水坡星象图有关的另一处遗迹中也发现了鹿的图象。这些迹象所暗示的事实很清楚，在四象最后定型之前，北宫的主象显然是鹿而不是龟蛇，尽管这两类动物在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是，假如我们从星象的形状上去考虑，或许可以钩沉出四象的这个久已失传的演变过程。
按照传统的理解，玄武之象应指虚、危二宿，在西汉星图上，这两宿相连形成了一个龟形，并在龟形中央绘有一条黑色小蛇。尽管龟的形象没有直接画出，但我们仍然认为这个玄武形象已足够逼真了。然而，将这幅星图与曾侯乙星图比较，我们却能看到另一幅景象。曾侯乙星图的北宫立面绘有女、虚、危三宿和雷电一星，但这里同时列出的象却是围绕危宿的两只相对的鹿，而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应该出现的龟蛇。很明显，如果说虚宿与危宿后来真正成了玄武的化身，那么在同样的位置上，鹿的形象先于龟蛇早就出现了。
从曾侯乙二十八宿星图中北斗的指向来看，危宿是北宫的主宿，因此二鹿也应是危宿的形象，这个分析可以得到另外两个立面星图的印证。假如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准确地说，假如中国古老的天文学确曾存在过一个以鹿取代玄武作为北宫之象的时代，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在文献中而不仅仅是在实物上找到更多的线索。事实上，这些线索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先秦典籍里，公元前3世纪中叶，吕不韦所作的《吕氏春秋》保留了一部古代月令，其中十二月纪以春夏秋冬分配四灵兽，春配鳞虫，夏配羽虫，秋配毛虫，冬配介虫。鳞虫为龙属东方，羽虫为鸟属南方，毛虫为虎属西方，介虫为龟属北方，正是四象的完整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月令在季夏一节列有中央一方，以倮虫相配，按照汉儒的解释，倮虫为麒麟，这样，五兽配属五方的形式便告完成了。相同的内容在稍后的《礼记·月令》中也可以读到。
麒麟作为四灵兽之外多出的一兽，最初显然就是北宫的象征，后来只是由于北宫为玄武所代，于是麒麟才转配中央，这种转变的文化史意义似乎比它的天文史意义更重要。麒麟两字都以鹿字作为形旁，可见它与鹿确有某些相同之处，《尔雅》在解释麒麟的形象时说：“鹰身，牛尾，一角”，其形像鹿，头生一角。令人惊奇的是，曾侯乙星图中绘于北宫立面的神兽和西水坡遗迹中出现的蚌鹿，头上均生有一角，因此完全有理由将它们确认为麒麟。这使我们相信，麒麟作为危宿之象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
危宿具有麒麟之象的原因同样不能脱离星象的形状来讨论，如果我们把危宿三星包括它的附座坟墓四星看成是头生一角的麒麟，恐怕并非全无道理。这个形象在中国早期天文学的发展时期曾长期存在，当玄武取代麒麟作为北宫之象以后，它曾在一段时间内被古人用来配属中央宫，后来又被黄龙形象短暂地替代了。然而，这两个形象毕竟都不是直接来源于中宫星象，因此它们后来虽然被五行家所继承，但在中国天文学体系中却很快消失了。
麒麟形象在中国早期天文学中并不是始终作为北宫的象征，在完善的天官体系形成之前，它只是代表一个星官的形象。然而古人何以对它如此重视？原因就在于危宿恰恰处于一个赤道宫的中心点上，这个位置对于古人观象授时无疑是重要的。利用岁差的计算可以得知，大约六千年前，当大火星(心宿二)位于秋分点的时候，危宿恰在日落之后处于南中天的位置，这种观测方法对后来《尧典》的四仲中星的描述产生着直接影响。我们知道，当恒星位于分至点的时候，实际是指太阳在这些节气所在的位置，而那些作为背景的星当时是看不到的，人们观测到的只能是距太阳足够远的恒星。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基本观测之一，就是在日没后或日出前对南中星的观测，每三个月的周日运动则相当于周年运动的一个象限，这意味着恒星在天球上遵循着有规律的周日与周年合成运动。现在冬至日午后六时上中天的宿，就是下一个春分日正午太阳所在的位置，这种天体的运行全部在天极和赤道坐标的框架体系中进行，而且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天文学的特点。中国古代解决恒星与太阳的相对位置的问题，所用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可见天体的位置来推断不可见天体的位置，而大火与危宿却都恰好处于两个象限宫的中心。
古人以麒麟象征北宫的做法看来确曾发生过，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形象被玄武取代了。玄武为龟蛇合体，而虚、危两宿的逐渐完善，显然是龟象形成的基础，这一点在西汉星图中表现得已相当清楚。一般认为，蛇的形象可能另有来源，它与龟互配为玄武，时间也要更晚。我们在虚、危以北的天区可以找到由22颗星组成的名为塍蛇的星官，它可能最终被移用于北宫之象，与龟共同组成了玄武。
以玄武作为四象中的北宫之象，最早只能追溯到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所撰的《淮南子》，因此，龟蛇合体的玄武形象很可能是在西汉初年或稍前的一段时间内完成的。重温那幅着名的西汉星图是必要的，我们看到，在虚、危两宿之外，北宫中的其他星官都依然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形象和意义，这些小象显然并没有因为玄武最终成为北宫的主象而遭到淘汰。所以，同另外三宫一样，北宫玄武作为四象之一也只是将虚、危两宿特别强调的结果，这种做法本身所揭示的则是四象星官最初作为观象授时的重要星象的古老含义。
其中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资料并没有反映出四神是否作为四个赤道宫的象征，但是在此之后，二十八宿平均分为四宫的形式显然已经建立。通过这张表可以清楚地看到，玄武的出现是四象体系最终定型的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认为，四象与二十八宿配合的完整形式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前2世纪中叶的百年时间内完成的。
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所谓四象，其实并不是东、西、南、北四宫中的七座星宿构成的形象，而是古人对各宫主宿形象——授时主星——的提升，这种做法显示了四象体系的古老渊源，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利用早期授时星象估算四象起源年代的可能性，这个时间在今天看来大约不会晚于公元前四千年，因为当时的实际天象表明，心宿、参宿、星宿和危宿基本上位于二分与二至点上，而这四宿所呈现的龙、虎、鸟、麟四象在西水坡遗迹中都已出现。毫无疑问，这四座星宿由于直接服务于古人观象授时的需要，因此对后世四象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彗星
有人认为商代卜辞中已有彗星记录，证明这点现在还为时过早，不过中国最早的彗星记录如果认为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末叶，却是可靠无疑的。
《春秋》经记载，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斗”，这里所讲的“星孛”，很可能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哈雷彗星。
出土于马王堆汉墓的帛质彗星图，使中国的彗星抄本比西方的至少要早4个世纪。这幅彗星图出自战国人之手。图上绘有29种彗星图象，其中一些图象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彗尾的不同形状和特征，有些似乎，还画出了彗头中的彗核结构。这些细致的描述显然是古代天文学家对彗星进行长期观测的结果。从图中的占文看，彗星的名称有赤灌、白灌、彗星、蒲彗、耗彗、甚星、蚩尤旗等18种之多，这些分类主要取决于对彗星形态的细致区别，显然，当时的人们对彗星的观测已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这些名称中的一部分在后代仍在沿用，但“彗”、“孛”二字则愈来愈普遍地成为人们命名彗星时所采用的名称。
巴比伦的泥版文书显示，公元前14世纪人们已经开始观测彗星，这意味着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最早的彗星记录在年代上要晚于西亚。然而就全世界而言，中国的相关记录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却是首屈一指的。自公元前613年起到明末，中国的彗星记录不会少于360次，这些观测结果几乎成为天文学家推算早期彗星近似轨道时所能利用的唯一资料。
当彗星运行到与地球及太阳成一直线时，彗尾实际是看不到的，由于受当时天文学水平的限制，古代的某些彗星记录常有和新星混淆的情况。
但古入称反方向的彗星为“孛星”，却表明他们至少在理论上把它与新星截然分开了。对彗星的初步分类也在很早就已开始，石申曾根据形状的差异将彗星分为四类，一名孛星，二名拂星，三名扫星，四名彗星，不过他没有对这些彗星的具体形状加以描述。大约稍晚的星占着作《黄帝占》中，则根据彗尾的长短作为区别不同类型彗星的标准，这些描述在今天看来都有一定的科学内容。
彗星的尾部一般总是背向太阳的，首先观测到这一现象的也是中国人。《晋书·天文志》有这样一条记载：“彗体无光，傅日而为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顿挫其芒，或长或短。”这种对彗星现象的规律性所做的科学探索直至16世纪西方人才完成。另一方面，中国的彗星记录同时展示了较为少见的彗星分裂现象，《新唐书·天文志》详细描述了发生在896，年的这一天象，当时一颗彗星在虚、危两宿间分裂成三颗彗星，后来逐渐消失。这个观测结果在世界上无疑是最早的。
天空中的彗星有的只出现一次便一去不复返了，有的经若干年后则会重新出现，这就是周期彗星。哈雷彗星不仅是周期彗星中最着名的一颗，同时也是所有彗星中对天文学影响最大的一颗，这主要由于中国系统的观测记录把它的历史准确地追溯到两千年以上，从而使它的周期比其他彗星确定的都早。英国天文学家哈雷的观测是在1682年进行的，当时他已知道他所观测的彗星与1531年阿皮亚尼斯所看到的以及1607年开普勒所看到的是同一颗星，因为它们有着十分相似的轨道，于是哈雷预言，这颗星将在1758年底或次年初重新回到地球附近，后来它果然如期而至。这使人们知道，哈雷彗星平均每76年回归一次。根据这个周期可以推得，自秦王赢政七年(公元前240年)到清宣统二年(1910年)，哈雷彗星共出现29次，而且每一次在中国的史籍中都有详细记录。有人认为，公元前613和467年的两次彗星观测可能是中国最早观测哈雷彗星，这些记载在《春秋》和《史记》中都可以找到，然而有些更为大胆的猜想认为，中国第一次观测这颗彗星是在公元前11世纪。这些观点能否得到证实其实并不很重要，因为已有的资料对于研究彗星的起源、演化、周期、轨道以及现今天文学的有关问题已足以显示出其重要的价值，它甚至使天文学家据此去探索太阳系中是否还有未被发现的新的行星。
彗星理论在中国古代很少进行探讨，除去一些为适应星占目的而产生的阴阳错乱的说法之外，公元前1世纪的京房倒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他在《风角书》中认为，每一彗星都来源于一个特殊的行星。这种将不同的彗星与不同的行星联系起来的看法，多少有点像近代理论的前身。相似的观点我们在同时代的其他着作中也还可以读到。
流星和流星雨
尽管春秋以前有关流星的记载还无法得到证实，但是在实物方面我们却可以拿出相当可靠的证据，考古学家在商代和西周的遗址中曾屡屡发现以陨铁铸刃的铜钺，这甚至使人联想到古文献中记载的商周时期着名的“玄钺”，它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采用陨铁制成的礼器。陨铁只能来自陨星，显而易见，中国古人不仅在三千年前就已开始注意观测流星，而且已经明白它的基本成分并成功地加以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