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哲宗时期的军训
宋神宗年间整军活动使得当时禁军训练非常艰苦，严格的军事训练对习惯于以往懒散生活士兵，不可避免造成一定影响。河北边境一度有士兵为了躲避训练，叛逃至契丹境内。因此元祐年间范纯仁奏道：“尚有禁军常日教阅弓弩，斗力太重，比之祖宗旧法，驱率甚严。”
旧党当权者着手对宋神宗的训练方式进行改变。首先减免训练赏赐：“诏诸将下遇大教，弓弩、枪刀、标牌、野战格斗，无给赏，其排日教阅，自依将法。”又删去元丰时制定的部分训练方法，认为宋神宗命令士兵诵读“教阅法”太过辛苦，并对训练无用，遂加以取消。
不过，这并不是要完全摒弃熙丰年间注重军事训练的优良传统，部分旧党只是认为宋神宗推行的训练过于严厉，元祐元年（1086），苏辙在奏折中认为既然训练中赏赐比宋神宗时期有所降低，就应降低禁军日训练强度，充分调动士兵积极性，以增加其在实战中战斗欲望：
右臣窃见诸道禁军，自置将以来，日夜按习武艺，剑槊、击刺、弓弩、斗力，比旧皆倍。然自比岁试之于边，亦未见胜敌之效，盖士卒服习，止军中一事耳，至于百战百胜，则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访闻凡将下兵，皆蚤晚两教，新募之士或终日不得休息，士卒极以为苦。顷岁西鄙用兵，士自内郡往即战地，皆奋踊而去，以免教为喜。先朝留意军事，每岁遣官按阅，锡赉丰厚，迁补峻速，士心犹且如此。臣观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劳之者如旧。臣窃以为疑也……今平居无事，朝夕虐之以教阅，使无遗力以治生事，衣食殚尽，憔悴无聊，缓急安得其死力？臣请使禁军除新募未习之人，其余日止一教，使得以其余力为生，异日驱以征伐，其乐致死以报朝廷，宜愈于前日也。
此后训练中的赏赐只是相对减少，并非完全取消，“每岁监司亲至按试，支散钱米及银帛之类。”
元祐八年（1093），苏轼知定州，“北虏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武艺军装，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军队训练情况实在不容乐观，“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但是又忌惮契丹态度，不敢明目张胆加强军事训练，遂决定进行一次大阅活动，激励士气，取得不错效果。
定久不治，军政尤弛，武卫卒骄墯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故不敢何问……会春大阅，军礼久废，将吏不识上下之分，公命举旧典，元帅常服坐帐中，将吏戎服奔走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出。公召书吏作奏，将上，光祖震恐而出，讫事，无敢慢者。定人言：“自韩魏公去，不见此礼至今矣。”
宋哲宗亲政之后，训练秉承宋神宗遗风，规制很严，“立巡教使臣罚格”，明确了将领对军事训练职责所在，增加训练松弛者惩罚力度。总体来说，军事训练大致遵循了宋神宗朝发展轨迹，变化不大。
二、宋徽宗时军训的败坏
宋徽宗时期，由宦官童贯主持陕西军伍，成为骁勇善战“西兵”的最高统帅，高俅则为“殿帅”，这两人一内一外，长期主兵，对军制破坏很大，军训不可避免受到负面影响。不过，也不是说军训就已经消失，虽有破坏，但不至于动摇根基。
（一）内地军训名存实亡、武备不修
北宋建立后，将全国精兵集中于京师开封周围，以后虽然经过发展变化，但是在京禁兵大致维持了不小规模。宋徽宗年间高俅担任三衙长官，驻扎在京师周围的禁军训练所受负面影响最为强烈，大量士兵沦为达官显贵的仆役：
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凡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权幸。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教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为衣食全废，教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
这使得在京禁兵军事素质很差，宣和七年（1125）金兵南侵，自开封发兵前去抵御，士兵“逶迤前去，往往上马辄以两手促鞍，不能施放，大凡仓促如此，不暇悉数。”以致在金兵围城时出战，“兵不成行，战全无纪律，骑兵不肯鏖战，前致敌骑冲突，遂败我师。”内地军队日常军事训练早已经荒废殆尽，叶梦得在许昌看到“器械刓朽，教场鞠为蔬圃。”
即便如此，宋徽宗等人还沉迷于军事训练开展良好的幻想之中，政和五年（1115）某次宫廷娱乐宫女表演武艺，“鸣鼓击柝，跃马飞射，翦柳枝，射绣球，击丸，据鞍开神臂弓，妙绝无伦”，令士兵“皆有愧色”，而宋徽宗表示出对军事训练的担心，蔡京等急忙上奏：“士能挽强，女能骑射。安不忘危，天下幸甚！”竭力掩盖军事训练松弛状况。
水军由于受关注程度有限，军事训练进行的也不尽如人意，陈次升谈到山东半岛沿海水军战船损坏，士兵不懂驾驶，“刀鱼战棹船，因循损坏，久而不修，兵级亦不教习乘驾。”
（二）边境地区军训开展不平衡
在宋辽澶渊之盟前，“河北最号劲兵之处”，自宋真宗以后宋辽长期和平局面，河北前线军队训练早已非常松散，虽有前述韩琦、苏轼等人尝试加强，但只是杯水车薪。
建中靖国元年（1101），张舜民上书谈到河北边境定州检阅军队，“即今春秋大教，尽数不及六七千人。定州最为河北屯兵之处，尚乃如此，其它州军，即可知矣。咫尺狄境，声迹相闻，使形势如此，岂得安便？”
宣和三年（1121），通奉大夫、新除户部尚书沈积指出河北地区军队将领对于军事训练仅仅是应付了事，“将佐未尝朝夕亲临，训以驰射格斗之事。”而且“武勇者无赏，退惰者不惩。而州郡兵官，违法占留，率不依次赴教。”全无规制可言，是极大国防隐患。
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之后女真铁骑正是轻松突破北宋河北防线，长驱直入的。甚至在磁州出现金人十七骑兵击败北宋河北路兵马钤辖李侃禁军二千人的事件。
至于在北宋中期之后取代河北成为精士健马集中地的陕西，一直号称“独西兵可用”，童贯主持陕西军伍后，专务开边，遂至“弓箭手失其分地而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死而得改隶他籍，军政尽坏。”宋钦宗时期监察御史余应求札子：
军政之坏久矣，自童贯启边事，二十年间西北之兵逃亡散失不可胜数，东南之兵游手末作，不习武艺。一旦号召，至者无几，驱之行阵，未战先遁。后有缓急，岂可复用此兵？革未弭而士马不强，为可虑者。
这样的评价虽然有些夸大，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北宋末年军事训练强度和力度均大不如前。
石公弼论东南军政之敝，以为“有兵之籍，无兵之技。以太半之赋，养无用之兵，异日惧有未然之患。”
直至敌人兵临城下，北宋上下才陡然紧张，开始对军事训练松弛状况进行反思，“将骄卒惰，赏罚无章，每战辄北”，将帅对于军训漠不关心，士兵“或以组绣而执役，或以机织而致工，或为首饰玩好之事，或为涂绘文缕之事，皆公然占破，坐免敎习名偏”，导致“兵阵敎习之法日废”。
在金军第一次包围开封之时，当政的李纲曾临时制定训练方法，颁下施行。靖康元年（1126）金军北退，宋钦宗下诏：
军兵久失教习，当汰冗滥。今三衙与诸将招军，惟务增数希赏，但及等杖，不问勇怯。招收既不精当，教习又不以时，杂色占破，十居三四。今宜招兵之际，精加拣择，既系军籍，专使教习，不得以杂色拘占。又神臂弓、马黄弩乃中国长技，宜多行教习，以扞边骑。仍令间用衣甲教阅，庶使习熟。
具体提出了一些军事训练的措施，但即便坚决执行命令，短期内也很难训练出精兵，何况还在紧张战争时节。最终由于种种因素影响，北宋倒在女真铁骑冲击下。
不过，不能据此对北宋尤其是北宋后期军事训练一概否定。宋军在西北地区与西夏战争持续十余年，军队如果没有良好的训练作为保障，怎么能够与西夏铁骑作战？童贯在西北对军政是有一定负面影响，但还不足以败坏全局，《宋史》中“军政尽坏”的评价有失偏颇。何况西北还有种氏兄弟、姚平仲、折可求等武将，能征善战，对军事训练当不会轻视。《宋史》中谈到陕西的民风时，说：“被边之地，以鞍马、射猎为事，其人劲悍而质木。”并且当时西北地区部分堡寨都建有教场，以便随时训练。宋军在收复湟鄯的战斗中已经显示出具有较高的战术素养，这些与日常艰苦训练密不可分。
北宋末年西北军队由于实战经验丰富，训练比较系统，战斗力较强，一直是朝廷主要部队。在与金兵的数次遭遇战中，宋军士兵作战不失英勇，但由于他们的对手是更加英勇善战的女真骑兵，加上临场指挥与协同作战方面的失误，造成了增援太原等几次重大战役失败。仅仅依据这些就断定北宋禁军训练不精，进而否定整个北宋军事训练体系恐怕有太强片面性。北宋军事训练的弊病在于，总是在某些时间段或地域能够将军训开展相对良好，而不能将之推广，使全国或者全军范围内保持军训水平一致。北宋帝国的轰然倒塌，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在军事训练上某些指导政策失误很值得后世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