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42年，魏伯阳总结了历代的炼丹经验，写成了世界上第一部炼丹专着--《周易参同契》。书中第一次记载了炼丹工具，以及炼丹所用的药剂，如汞、铅、硫黄、胡粉、硇砂、铜、金、云母、丹等，并介绍了汞和锔的炼制方法。书中还有“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故铅外黑，内怀金华”的记载，反映出古人已掌握铅与铅的化合物之间的转化反应。当时古人不但能从丹砂中炼制水银，而且在《神农本草经》里已有用汞剂和砷剂治疗疾病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巍，化学药物的发现是和炼丹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我国炼丹史上最负盛名的代表性人物是东晋的葛洪。葛洪继承前人的炼丹理论，系统总结当时的炼丹经验，写成《抱朴子·内篇》，内有金丹、仙药、黄白三部分，共21卷。书中详细记述了许多制药化学的试验。如“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这就是说硫化录(丹砂)加热分解出汞(水银)，汞再和硫化台成硫化汞。又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曾青就是硫酸铜、硫酸铜溶液和铁发生反应，铁能取代硫酸铜中的铜，因此，铁就会赤色如铜，这是金属置换反应。书中还记载了他所做的汞的“升华”实验得到了“升丹”和“降丹”等药物。继葛洪之后，南北朝的陶弘景也善于炼丹，他曾用朱砂、曾青、雄黄等炼出“色如霜雪”的“飞丹”，又把一些炼丹经验记录下来，着成《合丹法式》一书。另外还有《集金丹黄自要方》
1卷，《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等炼丹着作。
到了唐代，炼丹术又有了新发展。炼丹用的原料较晋代有所增加，如把硇砂、白砒等用于炼丹，在《抱朴子》里就没提到。由于用了较多种类的炼丹原料，唐代炼制化学药物的水平有较大进步。据史籍记载，当时人们已能炼制用于治疗癣疥的轻粉，拔毒封口的红升丹，治疮疽的白降汞等药物。
古代炼丹家们的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不是为了炼制化学药物，但由于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升降、蒸馏、熔融等实验操作技术，从而为近代制药化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与实验的基础。
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是世界公认的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其实，中华民族世界文明的贡献又何止是四大发明，如当今风靡全球的针灸，就是我们祖先对人类文明的又一伟大贡献，它被誉为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第五大发明。
所谓“针灸”其实包括针法和灸法两部分，但因两者的理论基础相同，临床上又常配合使用，所以自古以来就被相提并论，合称“针灸”。针法，是指用各种针具刺人腧穴或病变部位的医疗保健方法，它的前身是新石器时代的“砭石疗法”。据考证，在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懂得了使用有尖刺的石器蒯破痈疡，排脓放血，或用以刺激身体的一定部位+以消除病痛。
到了新石器时代，由于掌握了磨制精巧石器的技术，遂产生了专门的医疗工具“砭石”。这在不少文献中都有所记述，如《说文解字》说“砭，以石刺病也”。1963年我国在内蒙古多伦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枚长4.5cm的砭石，一端扁平有弧形刃，可用来切开脓疡，另一端为四棱形，可用来放血。这一发掘证实了文献的记载。其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针具也不断改进，由最初的石针、竹针、骨针逐渐演变成铜针、铁针等金属针具。在《黄帝内经》中就记载了不同形状、长短和用途的“九针”，即圆针、锋针、圆利针、针、毫针、针、铍针、大针、长针。金属针具的产生。
扩大了针刺治疗的适应症，也提高了针刺治疗的疗效。
灸法是指用燃烧着的艾条，烧灼或温烤腧穴或病变部位的医疗保健方法。比之针法，灸法的起源或许更早，在人类发明和应用火之后，发现火能消除某些病痛，或者在用火过程中，有时体表遭到灼伤，却反而减轻了某些病痛，这就形成了原始的热熨法。最初用于施灸的材料很多，有植物茎叶、木炭、竹筷、艾硫黄、雄黄、灯草等。但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后，古人认识到艾条最为理想，它的火力较为缓和、均匀，所产生的温热感能直透肌肉深层组织，因而应用最为普遍。到后来，在艾灸的基础上，又有隔盐、姜、蒜、附子、豆豉等药物灸，以及简灸、天灸、麝艾灸、太乙神针等多种灸法。
针灸疗法的发明和完善，为经络学说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古人在针灸实践中，发现在某一部位针刺或施灸，局部会产生酸、麻、重、胀的感觉(中医称为“得气”，也即今日所称的针刺感应)，而且这种感觉还能沿着一定线路传导。久而久之，又发现有些部位在受到刺激时。也能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感应。于是把相关的部位联系起来，由“总”连成“线”，产生了“脉”的概念。同时，古人在气功锻炼中，有时可以体会到“气”在一定线路上流动的感觉。古代的解剖技术又为人们提供了人体的解剖生理知识。通过诸多方面的综合观察、分析，古代医家终于发现了“内属于脏腑，外络于支节”，“行血气而营阴阳”的人体经络系统，从而为针灸疗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形成了我国所特有的一门科学--针灸学。
千百年来，我国的针灸医疗技术以其操作简便、适用症广、奏效迅速、经济安全的特点不仅深受国人的喜爱，而且也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6世纪初，中国针灸技术先后传入日本、朝鲜，16世纪开始传入欧洲各国。本世纪50年代，由于针刺麻醉的发明，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掀起“针灸热”，前苏联、美国及东欧国家纷纷派人来华学习针灸。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做出决定，将针灸疗法用于治疗周期性偏头痛、便秘、感冒、白内障等43种疾病。1987年11月，全球55个针灸学会(其中有5个国际性针灸学会)，在北京成立“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这一切都显示出，我国独特的针灸学正通过为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而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科学财富。
神奇的古代外科术
中国古代的外科手术，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据《史记》记载，上古时代的俞附就曾进行过腹腔大手术。后来的《列子·汤问》一书也有扁鹊进行外科手术的记述，说扁鹊用“毒酒”使鲁公扈、赵齐婴两人麻醉，给他们做了心脏互换手术，然后又用神药催醒。尽管这些传说过于神奇，但至少可以说明，2000多年前的我国医学，已有过施行器官移植的大胆设想，并初步尝试做过一些麻醉手术。
公元2世纪，我国伟大的医学家华佗，创制“麻沸散”开始实施麻醉手术。据《后汉书·华佗传》说，如果遇到发于胸腹里，针灸药物难以医治的病，华佗就采用手术治疗。他先给病人用酒调服麻沸散，待病人如同醉酒失去知觉时，就运用手术切除腹腔肿块和肠胃内病变。这是世界医学史上的一个惊人之举，因为西方医学在19世纪才开始作麻醉手术。遗憾的是，“麻沸散”由于华佗遭曹操杀害而失传。但是，运用麻醉药进行外科手术的做法，从此流行起来。如公元4世纪的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的医生所进行的兔唇修补术，隋代巢元方和元代危亦林所做的断肠吻合术，明代王肯堂和陈实功等进行的落耳再植、断喉吻合术和截肢术等，是至今仍令国内外医家折服的麻醉手术的典范。
我国古代的鼻息肉摘除术，在当时世界上亦是无与伦比的。除实功在他的《外科正宗》一书中说：选用两根细钢筋，筋头各钻一小孔，以丝线穿孔中，使两筋相连相距五分许，手术前先往鼻孔内滴人麻药，然后把两筋头直伸到息肉根部绞紧，向下一拔。息肉就可摘除。这种方法与现代医学界息肉摘除方法十分相似，但我国古代这一方法的采用比西方早200多年时间。
痔疮截除术也是我国古代外科中的一项重要成就。1973年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先秦医着《五十二病方》就提到痔疮的手术治疗。它把痔疮分成“牝痔”、“牡痔”、“血痔”等类型，提出治疗时可以用小绳子把痔疮结扎起来，然后用小刀把它割掉。治疗痔疮的挂线疗法和枯痔疗法，也是我国传统医学特有的治疗方法。陈实功的《外科正宗》记载说：挂线法主要是用一条或两条芫花煮过的细丝线，套在痔疮的根部，结成活扣，逐日把活扣拉紧，直到患部变紫变黑坏死为止，轻者7日，重者15日，痔疮就从根部自然枯落。枯痔法是用“枯痔散”(其主要成分是砒霜)，每天在痔疮处涂2-3次，大约7天后，痔疮渐变枯黑、干硬，就不需再继续涂药，等它自然枯死脱落。这种方法由于不必开刀，无痛苦，简便易行，经改良后，现仍在使用。
我国还是较早认识和用外科手术治疗肿瘤的国家。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里就有瘤的记载，书中提到的“肠覃”、“石瘕”、“积聚”，其实都是指肿瘤，而且对肿瘤的病因、症状和治疗，也有较为详宴的记述。宋代的《卫济宝书》最早提出“癌”的病名。稍后的《仁斋直指附遗方论》则对“癌”的特征作了简明概括，指出癌是“上高下深，岩穴之状，颗颗累垂……毒根深藏，穿孔透里”。到了明代，人们对各种癌症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而且治病方法也更加丰富。如窦汉卿曾用金属烙铁烙唇癌，陈实功曾用火针、枯瘤法治疗肿瘤等，他们对肿瘤的手术疗法都作了大胆的尝试。此外，我国古代在外科中还有许多独创性的发明，如用葱管作为导尿管进行导尿，用烧热的金属烙灼止血、用磁石来吸取折断在人体内的铁针等等。这虽是些细小的发明，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古代外科技术的高超水平。
古代人体解剖
《隋唐嘉话》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一次翻阅医方，见“人五脏之系咸附于背”，乃下令以后在笞刑中只许臀部受刑，不得击背。太宗所见之图名叫“明堂图”，即唐代医官所用的人体解图。
其实，我国人体解剖渊源十分久远，起码可以上溯至西汉末年。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捕得政敌王孙庆，“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始终，云可以治病”。
这次解剖手段极其残酷，但目的性十分明确。参加者有太医(皇室御医)、尚方官员(朝廷技术人员)、巧屠(熟练的屠夫)；研究项目是内脏的大小和相对位置，以及血管的分布和循环规律。这种血淋淋的活体解剖固然可以取得“治病”的科学根据，但从人道角度上则永远要受到谴责。
另一则外科手术的记载，却是在科学和人道上都取得成功的范例。据《唐书·忠义传》记载，武则天执政时，怀疑太子李旦谋反，令来俊臣用酷刑拷掠太子家臣，逼令诬攀。太常工人金安藏闯入刑堂，执理申辩，拔出佩刀当堂剖腹，大呼：“请剖心以明皇嗣(太子)不反！”刀过胸臆，五脏进出，血流被地，气绝而仆。武则天闻讯，“令舆入宫内，遣医人纳却五脏，以桑白皮为线缝合。傅之药，经宿，金藏始苏”。当时的“医人”对这位开肠破肚的自裁者不是束手无策，而是采用了内脏复位和缝合、傅(敷)药三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挽救了这位忠义之士的垂危生命。文中所记“以桑白皮(是桑枝的韧皮)为线”颇堪注意。遗憾的是关于外敷药物和手术器材未予记载，使我们无法看到完整的临床资料。
在我国封建社会，医学被列入卜筮星象之流，不被重视。即如孙思邈、张仲景等“神医”，在“正史”里也只能列入“方伎传”中，篇幅有限，语焉不详。
古代的妇产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