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刻印，对章法的处理非常重视，把它比作“人体”，不但要求躯干及肢体各部位的配置得宜，而且还要求脉络贯通，有形有神。他还将一方印比之“一座建筑物”，每奏刀之前，如同建筑师一样，反复构出草图，进行比较。他有时易稿多达十几次，直至满意才将印稿复到印石上。
吴昌硕从事治印艺术六十余年，一生所刻印近万枚，流传至今约有七百多方，其中有的记述了他的某些经历。
如“明月前身”一印，记录了吴昌硕对初配夫人章氏的绵厚深情。吴昌硕十五、六岁时，由父母做主与章氏文定。昌硕十七岁那年，时局战乱，章家为让已出聘的闺女跟夫婿一起逃难，将章氏送到吴家。昌硕与她还未及完婚，乱兵已及村前。昌硕随父亲仓皇逃往他处避难，章氏因缠足不便赶路，就与昌硕老母为伴留在村中，就附近山沟躲避。同治元年(1862年)乱势稍敛，昌硕满心指望与夫人重逢，不料回家后得知章氏已饥病谢世。生离竟成死别，昌硕无比悲怆。不久，吴氏再度逃难外出，至同治三年中秋回家。到家后，他打算将章夫人之遗骸挖出后进行礼葬，谁知竟一无所获，昌硕不禁含泪吞声，悲愤不已。1884年，昌硕寓居姑苏。
一天秋夜，忽然梦见章夫人。醒来缅怀不已，追念往事，无限感触，即赋长诗一首，题为《感梦》，抒发了他对章氏的深切情意。其中有这样几句：“……凉风吹衣裤，徐徐展跬步。
相见不疑梦，旧时此荆布。别来千万语，含意苦难诉。”随即他又操刀镌刊了这枚“明月前身”。印侧造章夫人像，并刊边款记曰：“元配章夫人梦中示形，刻此作造像观。老缶记。”直到晚年，吴昌硕还时常把该印钤在字画上，特别画梅花时用得更多。
又如吴昌硕五十三岁那年，有人推荐他为安东(今江苏涟水县)知事。因他致志于书法、治印等艺术事业上的追求和研究，不惯于逢迎上司，也不会欺压百姓，当了一个月的县令后，决然辞去。为此，他曾分别刻了三枚“一月安东令”印。可见他胸中郁忿之气。
更传为印坛趣话者，是吴昌硕以钉代刀刊印一事。有一次，他到苏州看望同乡朱砚涛。这天，正值朱家盖房上正梁设宴。饭后，主人兴奋地拿出一方石料，请昌硕当众奏刀留念。吴氏见印石洁白无瑕，属寿山白芙蓉上等冻石，很是喜爱，欣然应诺。但刻刀未带身边，正值大家为难之际，有人拿来一只铁钉，昌硕高兴地说：“有了，有了。”只见他一手执钉，一手握石，略思索后，胸有成竹的凿刊起来。不多时，一枚苍劲雄浑、气度恢宏的白文印“安吴朱砚涛收藏金石书画章”展现在众人眼前。在座者无不被其炉火纯青的艺术所倾服。
邓散木屡改名、号与室名
邓散木(1898-1963年)，上海人，晚年移居北京。书法学萧退庵，治印师赵古泥。早在三十年代即驰名江南。工楷、行、草、篆、隶。晚年尤工狂草。治印独具面貌。有《书法学习必读》、《续书谱图解》、《草书写法》、《篆刻学》等着述问世。是现代影响卓着的书法家、篆刻家。
“散木”这个艺名，是他中年时启用的。在这前后，他还用过别的名与号。
“菊初”是他的乳名，也是他的第一个名字。他于上海降生时，正值菊花吐香，故得名。他的学名叫“邓士杰”。嗣后，他把这两个名字都废而不用了。可能嫌其太俗。尤其对邓士杰一名，当时上海有一个善刻竹的福建人也叫邓士杰。这是他废名的又一原因。可猜度先生年少时已蕴有不同凡响的志气。
“钝铁”是邓散木先生最先用在艺术作品上的署名，因尝以丁钝丁(敬身)、吴苦铁(昌硕)二人作学习典范而名，又示自己坚强如铁，不屈不挠之性格。因钝与邓同音，又改为“邓铁”。二十岁光景，他在艺术上崭露头角，时人将他与吴昌硕(号苦铁)、王冰铁、钱瘦铁并称“江南四铁”。
“粪翁”是散木先生三十岁后取的号。粪，粪便，秽物也，为常人所不齿。因为，有人觉得好笑，也有人说他太狂、怪，更多的人感到不可理解。其实，“粪”字有“扫除”之意，如“粪除”。《荀子·强国》中有这样的话：“堂上不粪，则郊草不瞻旷芸。”意思是说，厅堂里还没有大扫除，就不要看郊外有无野草了。唐代韩愈也有“粪除天下山川”之句。那么，名字的主人要扫除什么呢？显然是指当时社会上那些不堪入眼的秽物。好在旧社会的一班官僚政客中，庸才居多，无人深究罢了。要不，一旦被识破其用意，粪翁很可能会变成“狱翁”。当时，社会上确有不少人觉得他用“粪”字署名太不雅。一次，某富商求其字，声明报酬从丰，只要不署“粪”字。散木当即拍案大骂，不客气地把他逐出门外。有人出巨资求他为亡母写墓志，也求改署名。散木怫然曰：“公厌我名耶？美名者天下滔滔皆是，奚取于我？我固贫，宁灶冷，易名非不难转也。”到了四十年代，先生的年纪大了，狂傲之气也有收敛，加上“粪翁”这一署名，也确实影响了他应有的收入，于是易名为散木。典出《庄子·人间世》：“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晋郭象注：“不在可用之数，故曰散木。”以示自谦。
郑诵先先生曾说：“‘散木’也借板桥‘樗散’一名，樗木为散材，喻徒有其表的无用之材，又谓‘樗栎’。唐欧阳詹《寓兴》诗曰：‘桃李有奇质，樗栎无妙姿。’是自谦，但还流露着一定的狂傲之。”(《名人谈艺琐记》)“夔”、“一足”是散木先生晚年时取的号。“夔”为传说中帝舜时的乐官，舜对他曾有“夔有一，足”的称赞，意思是说，像夔这样技艺精湛的乐官，有一个也就足够了。散木先生晚年时，因病截去了左下肢，这对他无疑是个沉重打击。面对这无情的现实，是消沉下去，还是振作起来？他选择了后者，有意地从“夔有一，足”这句话中取出“夔”、“一足”作为自己的号，意思是：“只要有真才实学的本领，有一只脚也够了”，并自刊“一足散印”
、“邓一足”等印以志。事实也如此，他并没有因残疾而影响他的艺术创作，而是更加刻苦自励，以惊人的毅力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艺术财富。
散木先生还有不少别署，如“天祸且渠子”、“郁青道人”、“楚狂人”以及“山人居士”、“居士山人”和“无外居士”等等。这些别署反映了他思想的一个侧面。尤其以“楚狂人”自谓，意在不随凡俗，也是对当时那些自命清高之流的戏谑和讽刺。
散木先生曾从萧退庵学书，从赵古泥学印。萧、赵都是常熟人，故又自谓“虞山弟子”。
散木先生的书斋号也别具一格。他除用粪翁以傲视、嘲笑旧社会外，还以“厕间楼”额其室，自号“厕简子”，并刊“遗臭万年”、“海畔逐臭之夫”等印。有趣的是，一次，他举行个人作品展览，请帖竟是用手纸印刷。当时上海一般人用的手纸(上海人叫“草纸”)又粗、又松、又黄，油墨耗量远远超过一般纸张，印刷厂提出加价，弄得大家哭笑不得。“三长两短之斋”是先生的另一室名。“三长两短”，若按上海人的口语来理解，那是不祥之兆，属贬词。而先生却是另有含义：“三长”，是指自己的印、书、诗；“两短”指自己的画和词。其实，他的两短也不“短”，只是不及三长之“长”
罢了。对此，诗人沈禹钟作诗赞曰：“三长两短语由衷，自许生平印最工。巨刃摩天空一世，开疆拓宇独称雄。”客观地评价了散木先生的“三长两短”。
鲁迅先生曾讲过：“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散木先生的这些名、号也是如此，不仅透射出了他的心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所处时代的风貌。
费新我的名子
素有“天堂”之称的苏州，不仅荟萃了江南园林之胜景，且以其秀水灵山，孕育不少俊采之士。费新我先生乃其中之一也。他的左笔书法独步当今书坛。曾记得一书友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一次，有位日本书法家看了费新我书画作品后曰：唐代吴郡出了个“东吴精”，现在苏州出了位“费神仙”。我认为此非过誉也。那么我们就从费新我的这幅《自铭》书法作品说起。
他的书法作品，乍看笨拙古朴，颇似童子学书，无甚动人之处，但细观，运笔柔和流畅，起笔有大篆的凝重，行笔以波磔取势，转折处以圆带方，率意之处有章草的笔致，却无其放纵，微妙之处如野鸭戛烟，流露出一种“纯朴天真”的天籁情趣；点画如绵裹铁，而安排如珠湖泻地，不固守章法又极见经营；墨色酣畅淋漓。全铭三十字，各取姿态，又互为顾盼；通篇之势，气如奔马，势若涌潮，点画飞动，来往自然，可谓雄逸超迈，天真自如，“大巧若拙”。令人想见其挥运之时，其神、其态、其情、其境，宛若眼前。作者尝言：字作为书法，要“锤炼到字中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有气、有生命；这些笔意，还是用形来表达”
，也就是说要“形神兼备”。这确是作者临池生涯的甘苦之言。费新我曾有一则砚名，借讴歌砚石表达了自己在书法艺术探索上甘苦情景。砚铭是这样写的：“历经沧桑不计年，风风雨雨炼冥顽。一朝慧眼识真趣，常伴笔墨待窗前。”
费新我原名省吾，江苏吴兴县双林镇人。年幼时受姐姐柳英的熏陶，即酷嗜临池。八岁时到离家一里多地的一家私塾上学，拜塾师吴鞠如先生门下，既学文化、又学书法，受到了严格良好的训导。十八、九岁时，家里要他经商赚钱，当了上海一家商行的学徒。于是他又拜名重海上的陈鹤年先生为师，对颜真卿的书法下了一番苦功，仅《麻姑仙坛记》就临了六七十遍，对杨沂孙的《说文部首》以及南帖北碑无不过目手习，为他后来的书法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一九三五年，费新我毅然弃商学艺，对此，同行和亲友们大为震惊，有的甚至提出反对。但他酷爱艺术的意志坚如磐石，为表决心特易名“新我”，寓重新开始之意。
费新我五十六岁那年，右腕突然患关节结核症。经名医多方诊治，仍无显着疗效。一个书法家不能濡墨挥毫，岂不等于艺术生命的终结。是在湍流漩涡中沉沦，还是在惊涛骇浪中拼搏，费新我陷入了深思……蓦地，他眼前出现了元代郑元佑和清代陈延、张照、高凤翰以及钱坫等人折右手后，用左手苦练执笔挥写的情景。情随事转，易弦更张。为此，他幽默地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FishingWood”，意思是“缘木而求鱼”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费新我在艰苦的练习中，克服了左手运笔时的生疏、势逆和手腕迟钝三道难关，悟到了左手作书更能得奇拙生动和意趣横生的韵味，他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又由于他正、草、隶、篆各体，大字、小字都练，又有丰富的临池经验和丹青、诗文等方面的艺术修养，加上那深厚的太极拳功，终于练出了拙中藏巧、拙巧互用、巧中见拙，独辟蹊径的在笔书，赢得了国内外同行们的赞誉。清人刘熙载赞书法妙品时曰：“不工者，工之极也。”费新我的左笔书所以能达到炉火纯青之境界，是与他刻苦钻研多年“之极”分不开的。
蒙古族书法家康里夔
康里夔(1295-1345年)，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又号蓬累叟，元康里(今新疆)人。他博通群书，风流雅儒，刻意翰墨，有很深厚的书法造诣。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说他：“正书师虞永光(即虞世南)，行草师钟太傅(即钟繇)、王右军，笔画遒媚，转折圆劲，名重一时。评者谓国朝以书名世者，自赵魏公(即赵孟兆页)后，便及公也。”祝允明认为：“子山最善悬腕，行草逸迈可喜。”王世贞说他与赵孟兆页齐名。有“南赵北康”之称。“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尺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古同“啻”，音chī。不翅，即不异于)金玉”(《元史》)。
时有“黄金易得，康书难求”之誉。他刻苦勤奋，善于利用时间。“每日坐衙罢，写一千字才进膳”(解缙《春雨杂述》)。据说他还是快书手，每作书，笔走如飞。有一天，他问宾客，“古今着名书法家中，谁一天写的字最多？”客人答：“听说赵孟兆页一天能写一万字。”
康里夔并不以为然，“我来试试，或许能超过赵魏公”，他边说边取笔蘸墨，随意写起元稹、刘禹锡等人的诗文。只见他运笔疾如风雨，不到一天竟写了唐诗一百六十二首。这些书法虽是小品，但也能不求法而法自存。分行布白，左右逢源，颇与精细之作一样，卓见功力。
举座目睹，无不唏嘘叹服。有的书上说他“一日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辍笔”。此言虽略觉夸张，但也可见其心手之健朗和用功之勤勉。更令人叹佩的是，他这样勤于书写，却不烂熟伤雅，笔墨中始终持有韵高气古之意境。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足以说明他对汉文化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康里夔的祖上是从武的，到他父辈不忽木时就从文了。他有个哥哥叫康里回回(1283-1333年)，字子渊，也善书法，“宗颜鲁公，甚得其体”，时人称他们兄弟俩人为“双壁”(《元史》)。
元代蒙古族书法家中还有泰不华和朵尔直班。泰不华(1304-1352年)，初名达普化，元文宗赐名泰不华。字兼善，号白野，又号原野。早年家道贫困。好读书，过目不忘。楷书宗欧阳询，骨格峻拔，“遇佳纸纱墨，辄书所作歌诗以自适，清标雅韵，蔚有晋唐风度”。他尤长篆书，师徐铉、张有，稍变其法，自成一家。行笔圆熟，温润遒劲。他常用汉代题碑额的字法书当代碑额，格调极为高古，他人所不能及。朵尔直班，木华黎七世孙。精诗、书、画。官至平章政事。书史上曾说他因会写汉字升官的故事。朵尔直班十四岁去见元文宗。当时文宗正要去上都亲自检阅皇帝穿用的衣物，他也跟随去了。文宗在上都检阅完后，命随从内侍官将衣物登记造册，文宗看了看左右的人，没有一个会写汉字的。朵尔直班就拿起笔来写了一遍。文宗很高兴，就让他做“尚衣奉御”的官职。不久，改任工部郎中。由于他通达汉字，又阅读了不少儒家着作，尤其对宋代理学的一些着述，他更是爱不释手，熟到几乎能倒背如流。后来，他又做了翰林学士，升迁为中政使，拜授中书平章政事。曾奉命为邓文原(即元代书法家)写神道碑。
据近人祝嘉《书学史》载，元代一百一十四名书法家中，蒙古族的有九名。不难看出，我国各族人民对祖国传统文化艺术都作出过贡献。
夫妻书法家——郭沫若和于立群郭沫若(1892-1978年)，原名开贞，字鼎堂，四川乐山人。平生研究文学、历史、考古学，成就卓着。书法根植颜真卿，由于他学识宏厚深远，博学约取，兼收并蓄，不落古人窠臼，自成面目，是一位学者型的艺术家。他精小楷，尤擅行草，飞扬洒脱，一时为之倾倒。沈尹默有诗赞郭沫若其人其书：“郭公余事书千纸，虎卧龙腾自有神。意造妙掺无法法。东坡原是解书人。”他的夫人于立群(1916-1979年)，原名佩珊，广西贺县人。1938年1月与郭沫若结婚。解放后，精心研摩书法。有《于立群遗墨》。她对正、草、隶、篆、行五体皆工，尤精隶书。一九五三年后，她身患严重慢性病，在郭老的指导下，配合药物治疗，挥毫临池，对恢复健康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六十年代，于立群用隶书挥写了《毛主席诗词》呈送毛主席。
毛主席看后亲笔写信赞曰：“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