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饲养家蚕和制造丝绸的国家，“螺祖始蚕”的传说，流传了很久。相传螺祖是黄帝的正妃，原本为西陵氏的女儿，是她用灵巧的双手教民养蚕。《隋书·礼仪志》记载，北周时人们尊嫘祖为“先蚕”(即始蚕之神)。1958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发掘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时，发现一批丝织品，经专家鉴定，其绝对年代距今已有四五千年，正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经过一代代先民们的养蚕织造丝绸，到了秦、汉时，丝织业的规模已经很大。据《汉书·禹贡传》
记载：国家开的丝织作坊中，已有几千人做工，在这里每年要耗费上万两银子。西汉武帝时，有一年所征收的赋税中，便有从民间征收得的绢帛五百万匹，据推算，生产这么多的绢帛至少要用两吨鲜茧。西汉时人们已知道用好的白色蚕茧制造丝绢，而那些有虫跟、泛黄的次茧则用来制作丝绵。作丝绵时需要把蚕茧煮过后，放在竹筐内，再把竹筐浸在河水中，将蚕茧冲洗干净，边冲边打至烂为止，制成丝绵后将它从筐上取下来，筐的平面部分会残留一层丝般的片，剥下晒干就成了一张絮纸。古代妇女们在长期的漂絮实践过程中受到启发，纤维原料浸在水中充分湿润后，再用机械力量敲击纤维便会分散，透过竹篾用水洗并晒干后，自然会成片。
而这些步骤在后代造纸过程中，也同样需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使用麻类植物的国家。
远古时有个叫伯余的人，便会用野麻缕缠在手指头上穿梭交织成麻布，遮羞挡风，当然这只是个传说。到春秋时代，《诗经·陈风》中已有记载：东门的池塘里可以沤麻。中国的麻类植物主要是苎麻和大麻，苎麻纤维长，大麻纤维短。由于它们所含的纤维，受打击后会分散，因而都是造纸的好原料。制造麻缕的方法与作丝绵的方法是一致的，需要将麻长时间浸在水中，不断敲打。故可以想像用乱麻造纸很早就有，只是汉以前的帛纸、麻纸，在现今的考古发掘中都没有找到确实的文献和实物，所以就不敢妄加断言了。现在发现的最早的纸张是在西汉时产生的，经检验，其成分为麻类纤维。纸就是在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受漂絮法的启示造出来的。
以往，在人们的印象中，纸被认为是由东汉蔡伦于105年发明的。范晔的《后汉书·蔡伦传》最早记载了这一情况。这一记录成为人们认为造纸术起源于东汉的主要依据。
其实，古时早已有人对呲观点持否定态度。唐代有个叫张怀罐的人，在他的《书断》中便认为，纸在西汉就存在了。南宋的陈梗在《负暄野录》中也提出，纸在蔡伦之前就已发明了。另外，北宋司马光的巨着《资治通鉴》中，也引用一个叫毛晃的人说的话：百姓们认为造纸始于蔡伦，其实不是这样的。尽管有这么多人提出这种观点，但都遭到了驳斥，因此蔡伦发明造纸的观点仍然没有被推翻。
到了20世纪，因为中国考古工作者多次在田野发掘中出土了西汉“古纸”，才又把造纸术起源问题重新提了出来。
1933年炎热的夏季，中国着名考古学家黄文弼率领一支考古队，冒着酷暑从遥远的内地长途跋涉来到新疆，沿着丝绸之路的古道，一步步艰难地行进，终于到了一个叫罗布淖尔(今名为罗布泊)的地方，并在这里展开了挖掘工作。在挖掘中，他们发现了许许多多汉代和唐代的器物。其中有一片古纸和记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的木简，经过专家考证，断定那张古纸是一张麻纸，白色、方形，长十厘米，宽四厘米，十分粗糙，显然是一张造纸初期的纸品，比蔡伦造纸早一百五十余年。遗憾的是，这件宝贵的文物已毁于日寇的战火之中，而只给后人留下了一张照片。
如果说，罗布泊的古纸还不足以证明西汉已有古纸问世的话，那么1949年后中国考古工作者对西汉古纸的多次发掘，已有力地证明纸在蔡伦以前已被发明了。
灞桥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五十里的灞水上。灞水是渭河的支系。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说，灞水在先秦时叫滋水，到秦穆公时秦国称霸，才改名为灞水。据《汉书·王莽传》记载，新莽时改灞桥为长存桥。徐坚在《初学记》中说长存桥大约在隋唐对才又更名为灞桥，自此沿用至今。西汉时，京城长安东郊的灞桥一带是墓葬区。1957年5月8日，陕西省西安市灞桥砖瓦厂的工人挖土时，在深层土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座不完整的石墓。陕西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前来清理文物时，发现有一叠古纸粘附在三弦纽铜镜下，色泽为浅褐。考古工作者用竹签小心翼翼地剥开，获得八十八块大小不等的残片，面积最大的为一百平方厘米，面积最小的为十二平方厘米。因为这些古纸是在灞桥这个地方发现的，因此被命名为灞桥纸。1965年10月，潘吉星先生请四川大学生物系的同志协助他，对灞桥纸作高位显微分析，结果表明西汉灞桥纸的原料，为大量大麻纤维及少量芋麻纤维。经考古专家鉴定，其年代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比蔡伦造纸早二百年。它是中国地下出土的西汉纸，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的麻类纤维纸。它的出土，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造纸术的国家，从而有力地否定了造纸的西方起源说。
1877～1878年，国外考古工作者在埃及费雍等地的石墓中，发掘出一大批古代写本和文书，分别写在埃及莎草和纸上，共有10万件以上。1887年，阿拉伯文专家卡拉巴塞克对这批古物的年代和内容，作了说明；维也纳大学植物学教授威斯纳，对这些石纸作了显微镜分析和化学分析：他们确定这批石纸生产年代为874～909年，成分为破布和树皮纤维。这样，人们便相信纸是在8世纪的阿拉伯发明的。20世纪欧洲人来到中国作了研究之后，这种认识才有了改观，大部分欧洲人才相信造纸术产生于中国。至于埃及莎草片，虽然它的制作原料为植物纤维，但它的加工方法与造纸方法不一致，外观形态及内部结构也不同于纸张，因此不是纸。
甘肃北部的额济纳河流域，古代泛称“居延”
或“弱水流沙”，这里气候干燥，沙丘绵延三百余公里。在居延的东西两侧有巴丹吉林沙漠和北山山脉，因此额济纳河的西岸成为中国西部的一条重要通道。其下游和居延海一带，东西毗邻黄河与天山，水草丰茂，适宜农牧，在汉代时是汉王朝与匈奴人激烈争抢的宝地。1930～1931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在这个地区作过发掘，出土汉简一万多枚。1973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又在这一地区进行发掘考察，出土汉简一万九千六百三十七枚。8月15日，在汉代肩水金关遗址中出土了两片麻纸。麻纸出，土时团成一团，经过专家的修复展平，最大的一片长二十一厘米，宽十九厘米，纸色洁白，一面光滑，另一面毛毛糙糙；另一张纸长十一点五厘米，宽九厘米，呈暗黄色，近似粗草纸，经过显微镜观察和化学鉴定，只含大麻纤维。与大纸片同在一处出土的筒，最晚年代是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而小纸片出土层则在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以前。
这两片纸被称为“居延纸”或“金关纸”，比蔡伦造纸要早上进多年。
1978年12月24日，陕西省扶风县文物部门配合农田基本建设，在太白公社长命寺大队清理一处西汉窑藏时，发现三片古纸，其中最大的一片长七点二厘米、宽六点八厘米。它们分别被放在一种作为漆器上的装饰品——铜泡中，出土时颜色泛黄，上面粘有许多铜锈绿斑，纸质结实，并有一定光泽和耐折性。据北京大学、北京造纸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们鉴定和研究，认为窑藏晶的入土时间在西汉平帝之前，纸的制造时间早于窑藏时间，可能。
是在汉宣帝的时候(公元前73～前49年)，纸的原料是麻纤维。这几片纸被称为“扶风纸”或“中颜纸”，比蔡伦造纸早一百五十至一百七十年。
1986年，甘肃省考古学家在天水市郊放马滩西汉墓中叉发现一张古纸，长5.6厘米，宽2.6厘米，纸色发黄，纸上绘的是地图，采用细黑线描绘出山川、道路等图形，绘法与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内的帛制图手法相近似。何双全在《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报告中写道：“墓葬结构与秦墓基本相同，但随葬器物特点接近于陕西、湖北云梦等地早期汉墓的同类物。所以此墓的时代在西汉文、景时期。西汉文帝于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景帝在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
挖掘报告中还说：五号汉墓出土的纸质地图片，是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纸张实物，它有力地证实了中国在西汉初期就已经发明了可以用于绘写的纸，对重新认识纸的起源、制造技术、用料及用途，有特别重大的价值。”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古纸，比灞桥纸的年代还要早。
1990年的冬天，甘肃考古学家何双全先生，主持发掘的敦煌甜水井西汉悬泉遗址，又出土了三十多片古纸，其中的三片纸上留有字迹，同时出土的还有木简一万五千枚及其他器物近万件。经考证鉴定，这些纸的产生也在西汉，这说明西汉时的纸已有少量用于书写的了。
诸多文物考古发现的雄辩事实告诉人们，纸张是在西汉时出现的，它是中国勤劳智慧的古代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摸索创造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蔡伦是造纸技术的改良者而不是发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