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陆陆堂、诸襄七、汪韩门三太史，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或诵诸诗：“秋草驯龙种，春罗狎雉媒。”“九秋易洒登高泪，百战重经广武场。”差为可诵，他作不能称是。相传康熙间，京师三前辈主持风雅，士多趋其门。王阮亭多誉，汪钝翁多毁，刘公戬持平。方望溪先生以诗投汪，汪斥之。次以诗投王，王亦不誉。乃投刘，刘笑曰：“人各有性之所近，子以后专作文不作诗可也。”方以故终身不作诗。近代深经学而能诗者，其郑玑尺、惠红豆、陈见复三先生乎。
“译文”
陆陆堂、诸襄七、汪韩门三位太史，拥有渊博的经学知识，但他们所作的诗大都艰深晦涩，这类学者的诗，读来令人不欢畅。有人读诸襄七的诗：“秋天的野草驯养了龙种，春天草木茂盛的原野给山鸡当上了大媒。”“在秋天登高容易洒下泪水，身经百战后再次经过广武场。”这些勉强还可以读，其他作品都不行。相传康熙年间，京都的这三位前辈主持风雅，很多士人登门拜访。王士祯受到许多赞誉，汪钝翁受到不少诋毁，刘公戬毁誉参半。方望溪先生将诗投给汪太史，汪斥责了他，他又投给王士祯，王也认为不好，于是投给刘公戬，刘笑着说：“人与人都有性情接近的地方，你以后可以只写文不写诗。”方望溪因此终生不写诗。近代熟悉经学而又能写诗的，大约只有郑玑尺、惠红豆、陈见复三位先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