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投赏既然代表的是中国商业创意，也需要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的创意风隔与定位。如果我们为了区格这些全球国家的创意风格，把法国定义为时尚与艺术，德国是精密与严谨，英国是创新和经典，而美国则是幽默和科技，那中国应该如何定义呢？
这中国创意风格并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早已经存在于我们中国深厚的文化中，中国的创意作品中，我们只是需要将它梳理出，找寻规律和总结，让其适合在全球和其他创意风格区隔，以及适合在世界传播。所以，如果要谈到中国的商业创意风格在全球的定位，自然要聊到中国的商业文化和西方的对比与差异。中国和西方对于商业文化的看法差异很大。我总结主要有两点，即中国的官商特色，以及儒商的商业思想。
中国的官商特色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奴隶主就依靠商业活动来积累财富，而后期的历朝历代都由官商来控制商业活动，清朝开始人们就用红顶商人来形容和官府有深厚关系的商人，政府依靠他们来进行商业活动。甚至到了民国和新中国，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和行业都是由政府或者国有企业来进行经营。而每一个朝代的政府这样做的原因既是统治的需要，又是为了安全。西方中世纪时期的英国，与古代中国的“盐铁官营”一样，有行政性垄断的“官商合流”，当时英国的法人社团都有特许权，经济组织兼有行政职能，垄断权与行政权高度合一。到了19世纪，法人资格的通路向公众完全敞开，法人失去了垄断权和分担国家职能的特殊地位。市场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无数自由追逐利润的个人平等地在规则下从事经济活动。因此，打破了市场的垄断是使西方商人完全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成功往往是因为中国的官商或者依靠政府而成功。但西方商人是得益于自由贸易、市场自由发展而成功。
儒商这个词来源于儒贾，出现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在中国所有的读书人都是希望通过科举入仕后做官，因为官员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并享有众多政治、经济特权。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书籍日益普及，希望考取功名的读书人越来越多，但科举名额未见相应增长，很多人上榜无望，迫于生计需要另谋出路，正逢当时商业发展迅速，很多读书人便弃儒从商，但早年的教育都使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到了儒家的影响，他们自然成为了儒商。后人把儒商概括成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济天下。儒学对中国以及东亚的许多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它的思想影响下，儒商与西方商人在管理思想上也很有差异。
首先，是管理基点的差别。
在管理中首先要涉及到的两个基本要素就是人和物。人与物的关系是管理的基点，管理的实质也就是要实现人与物的最佳组合，从而创造出尽可能大的效益。因此，如何来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可以说是经营管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两种基本思路：一种就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以人为本，通过调动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实现对物的有效利用；另一种是西方管理思想所倡导的以物为基础，用物来规范和激励人，使人与物达到有机结合，创造出经济效益。
儒家管理遵循的是前一种思路，即以人为本，把人当作经营中最根本的、能动的因素，并通过对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心和激励去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实现对物的有效利用，创造出优化的经营业绩。而西方管理者将雇员基本上看作一种生产要素，同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一样。在这种管理模式中，人实际上被物化，是作为整个物质机器的一个部件而存在着，而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会思想、有情感的能动主体。当然，现代的西方管理也强调人才的作用。但是，这与儒商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有着重大区别。儒商强调以人为本是认识和尊重人，是把人作为主体来对待。而西方商人的管理思想是把人当作一种资本、一种生产要素，还是逃不了人是经营活动中的一部机器的观念。但是，西方商人这种以物为基础的管理思路以及以制度为本的物质化管理方式，也有其优越性的一面，主要表现在管理有较好的统一性、稳定性，不会因一时一地个别人员的变化而影响整个管理系统的运行；其不足之处在于对人的主体地位认识不够，劳动者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就限制了效益的创造。儒商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能更好、更大程度地发挥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创造比目标更高的效益；其不足之处在于管理有不少不确定性、随意性，也就很容易造成个别人的变化而影响到整个的企业正常运行，导致效益明显下降。
其次，是管理手段的差别。
在运用哪一些手段与方式来实现管理目标的问题上，儒商与西方商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西方商人在管理中运用的基本手段与方式就是理性化的利益机制，即“以理性的契约来确立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利益上的奖与惩来激励和约束员工的行为，使其驱向管理目标”。与此不同，儒商在运用理性的利益机制的同时，也特别注重情感激励、思想发动和精神动员的作用，把伦理与人情作为激励和约束员工行为的重要因素，甚至把利益机制也打上伦理色彩。运用儒家的重人、重信、重义、重情的精神对员工进行管理，督促其实现管理目标，是儒商管理手段的特点。儒商的管理思想认为要时刻考虑如何能使员工由你让他们干好转化为他们心甘情愿地自己干好，使他们在厂同在家里一样，把厂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虽然说制度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但还必须有一些情感因素在里面。而中国的儒家管理以“求善”“求治”为目标，恰恰非常强调心理的作用，依靠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来调动和团结全体群众，达到管理的目标。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多种管理方式，但以人道、仁义和群体为中心，以心理情感为纽带，以情理渗透为原则的“德治”方式和“内圣外王”的儒家管理思想则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应该说，儒商这种把利益与伦理、理性与情感等机制结合起来进行管理的方式是一种更合乎人性，也更为有效的方式。它更能有效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当然它也包含着一种过分夸大伦理精神的作用。西方商人的理性化利益机制管理方式的优点在于比较规范，容易操作，见效快，这也符合西方人的性情。但是它过于简单，难以满足员工多层次的需要，对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也是有限的。
最后，是管理组织方式的差别。
儒商的企业管理组织方式是家族式的。把“齐家”的原理扩展到各种管理组织的行为中，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作为经纬，从纵横两个方面把血缘关系与管理等级制度联系起来，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移于君”。企业的模式类似于一个家族，企业的最高执行官就如同家族中的家长，其余职员由最高执行官选择任命。企业不断向职工灌输“以企业为家”的思想，再加上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与职工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当然任命也有其一定的规则，这就如同家族中的家长认可德才兼备的人来各司职务一样。要这种管理模式能使职工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庭，就会使员工与企业同甘共苦，努力使厂家一体。另外，儒商的管理思想也认识到要真正使员工爱岗敬业，以企业为家，就要尽企业之所能，为员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鼓励员工学习，要制定出一系列鼓励员工学习的政策等等，真正关心职工。家族式的管理方式的优势在于：一是凝聚力比较强，整个企业上下能够形成统一意志，员工有较强的自觉性和能动性，能尽职尽力地为企业而奋斗；二是当家长是一位优秀的人才时，其管理效率较高，能更有效地进行调度，更灵活地去适应市场的变化。其局限性在于：一是对高层管理人才，特别是主要管理人才的选拔带有一定的封闭性，不能做到完全开放地从社会上选取最优秀的人才来进行经营；二是对“家长”，即企业首席管理者依赖过重，制度不够完善，因而当“家长”不称职时，企业就会陷入难于摆脱的困境。
西方商人的管理组织方式则基本上是采取契约制和科层制。企业的最高管理者都是聘用来的。企业管理分工明确，分层负责，各司其职，按绩付酬。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建立在利益相互依存、相互认可的基础上，用契约关系来加以维持。因此，员工与企业的关系只是以利益关系为转移的不稳定关系。企业不景气时，靠大肆裁减员工来减少工资支出。员工找到很好的工作单位或薪水更好的职位就会跳槽。比较了儒商与西方商人的管理思路、手段以及组织方式，不难发现儒商强调的是以内制外，而西方商人则惯用以外制内。比较中可以证明儒学虽是古人之物，其还是具有现代性的一面。日、韩等东亚各国几十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和对这些国家社会和文化影响极深的儒商文化不能说没有关系。
总之，“儒商思想”就是体现在东方式经营管理中的东方价值观和思想方式，它用以弥补“西商思想”中的工具理性和分析性思维的不足。通过中西商业文化的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彼此的不同。如果用中西文化的差异来梳理出中国商业创意的最终风格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儒商对待实现商业价值的态度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