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左传》
1916年冬季，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时的交通工具很简单，走马上任还需要坐马车，当蔡先生从马车上下来以后，看见学校门口有许多人在夹道迎接。原来，这是学校的规矩，工友们必须遵循礼仪表示欢迎。随行人员对蔡先生说了声：“您请。”蔡元培先生一边往前走，一边脱帽向两边欢迎他的工友们致意，并和颜悦色的对工友们点头致谢，不住的说道：“谢谢诸位，大家辛苦了！”工友们见此情景，非常感动，纷纷赞叹道：“蔡先生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人啊！”这件事情要是发生在今天，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大肆宣扬的。但在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民国初期，蔡元培先生抛弃了旧官场上的那一套官礼陋习，对普通老百姓谦恭礼让，这种礼待庶人的行为，不能不令人佩服。
当时，有一位叫马兆北的学生，考取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报到当天，天空晴朗，气候宜人，马兆北踏着轻快的脚步，迈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谁知一进大门，就看见一张公告：凡新生来校报道，一定要交一份由现任的在北平（北京）做官的人签名盖章的保证书，才能予以注册。
马兆北看完公告以后，欢欣的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种被愚弄的感觉霎时涌上了心头。他怀着忿忿不平的心情，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不远千里而来，原是为了呼吸民主空气，养成独立自尊的精神。不料还未入学，就强迫我到臭不可闻的官僚面前去磕头求情，未免令我大失所望。我坚决表示，如果一定要交保证书，我就坚决退学。”言语中不免流露出对蔡元培先生为首的校方的不满。信发出去以后，马兆北并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本来嘛，人家是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能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呢？不过是借此保持一下自己的自尊，泄一泄自己心中的愤恨情绪而已。于是，马兆北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追求自己新的前程。
谁曾想，过了几天，马兆北突然收到一封来信，猜了半天也猜不出究竟是谁写给自己的信。打开一看，见开头写着“元材先生”（即马兆北先生），急忙再看看下边的署名，居然是蔡元培校长的亲笔：“弟元材谨启”。马兆北激动得差点没喘过气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急忙观看全文，只见信中写道：“查德国各大学，本无保证书制度，但因本校是教授治校，要改变制度，必须由教授会议讨论通过。在未决定前，如先生认为我个人可以做保的话，就请到校长办公室找徐宝璜秘书长代为签字盖章。”
信中表现出蔡元培先生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他办事绝不擅作主张，独断专行，而是认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尊重教授和教授会议所做出的决定，尽管他本人也对交保证书的做法并不赞同。字里行间还表达了蔡元培先生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诚恳之情。马兆北看完信以后，心情很不平静——蔡元培校长在百忙之中，竟然对我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无名小卒以礼相待，真是令人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后来，马兆北先生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件事使我一辈子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一个举国上下鼎鼎有名的校长，却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入学的学生的信加以重视，以礼相待，这种谦逊平易的态度让学生刻骨铭心。一个平常人做到谦虚谨慎可能比较容易，但是要让一个有着绝对威望的名人也做到同样的事，相比之下就比较困难了。但是往往还是后者做到了，而且还做得很好，让人敬佩。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