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是我国商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又称“契文”、“龟刻文”、“龟版文”、“龟甲文字”。它是我国现存最早、字形结构相当完备的一种文字，因为甲骨文记载的大半是占卜凶吉时的卜辞和占卜的记事，所以学者们常称它为“贞卜文”或“甲骨卜辞”。又由于它出土于殷商王朝都城旧址——现在河南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所以又称“殷虚卜辞”（虚即墟字）、“殷墟文字”或“殷虚书契”。它的发现改变了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商周史的研究面貌，并使中国古文字学有了一个新的分支——甲骨学。甲骨文的发现在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说到甲骨文的发现，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河南安阳市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是历时273年的殷商王都。周灭殷后，此都湮灭，故后人将此处称为殷墟。小屯村农民耕作时，经常从地下翻出刻有文字的甲骨，不知为何物，就把它当做废物用来填井或索性抛入河中。
清光绪初年，小屯村的剃头匠李成染了一身疖疮，没钱医治，痛痒难忍。一天，他试着将那些扔在河边的甲骨拣来碾成碎粉敷在脓疮上，脓水很快被吸干了，疖疮不久也好了。这个剃头匠是个有心人，为了检验甲骨的“价值”，就故意用石子在手上划个口子，再把骨粉敷上，血，即时止住了。更为奇怪的是，他把一根稻草用唾沫沾湿横向搁在甲骨上，这稻草总会转为竖向（这是古骨的吸潮性所致）。他把这些告诉村里人，一些上了年岁的人说这是神仙显灵，那些读书人则说它是“龙骨”。李成把“龙骨”拿到中药铺出卖，药铺以一斤六文钱的价格收进，再以较高的价钱远销到河南以外的地方。医药界从此识得“龙骨”，并发现它除了止血外还有多种医疗功效。
甲骨有了身价，小屯村自然就掀起了一股挖掘热潮，小至几岁的娃娃，大至白发老人，大家争先恐后。方圆百里的人也闻讯赶来，搭棚建屋挑灯夜战起来。村里村外、田埂麦场，到处像是地道战似的挖起了条条堑壕土坑，谁都想在此大捞一笔。
一个剃头匠的偶然巧遇，导致了凝结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甲骨源源涌向中药铺。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光绪二十五年（1899），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全国唯一一所大学的校长）的王懿荣害了疟疾，他家人从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中药店抓来了一剂中药，其中有一味涩精补肾的药就是“龙骨”。
王懿荣精通医道，每贴中药都要经自己过目后才送去熬煎。这次，他照例把药拿来一一细看。忽然，他发现一块“龙骨”上有刀痕。仔细辨认，原来上面刻有一种前所未见的、似字非字的刻画符号。王懿荣是一位金石收藏家，尤其对中国的古文字造诣颇深。他发现，这“龙骨”上的字迹与他正埋头研究的铜器铭文相差无几。惊奇之余，断定此物不同凡响，立即亲自到药店用高价把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买了回来。经反复揣摩研究，王懿荣认定其为殷商时代的一种文字，从而使甲骨文重见天日，为世人所认识：所谓“龙骨”，原是商代卜骨，是珍贵的商王朝的档案。
此说最早见于1931年在北京出版的《华北日报·华北画刊》，一位署名为汐翁的人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龟甲文》的文章，作了上述的介绍。后来，这种说法就成了首先发现甲骨文的一种比较通行的说法，广为人们所征引。
王懿荣辨识出“龙骨”的价值后，就四处重金收购，顿使“龙骨”身价百倍，涨到了每一个字二两银子。他一共收集到带有文字的甲骨千余片，死后全为刘铁云所得。
刘铁云即《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他与王懿荣是好朋友。1899年王懿荣第一个发现甲骨文时，他也在北京，所以曾有人说甲骨文是他俩共同发现的。王懿荣死后，王家为了还债，将王生前搜集的甲骨全部卖给了刘铁云。刘铁云自己又委托一位商人奔走在昔日“齐、鲁、赵、魏之乡”，整整花了一年，收购到甲骨约2000余片。刘还把自己的儿子派去河南专门收购。这样，前后总共收集了7000余片。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刘铁云择龟甲中字迹完好者1058片拓印为书，共六册，取名《铁云藏龟》。这便是我国甲骨文字印行之始。不久，朴学大师孙诒让考识部分文字，在1904年写成《契文选例》两卷，是为我国考证古文字之始。
罗振玉在刘铁云处看到甲骨文字，惊为奇货。也自1906年开始到处搜购甲骨，并派人专至安阳采掘，共得甲骨达3万余片，为历来收藏家所不及。他先后编印《殷虚书契》八卷、《殷虚书菁华》一卷、《殷虚书契后编》两卷、《殷虚书契续编》六卷，给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学术界的贡献极大。更应提到的是著名学者王国维。他根据发现的甲骨文，先后写出了卓绝的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一本厚厚的专著《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验证了《史记》中关于殷商30多位先公先王次序的记载，纠正了《史记》中的瑕疵，使《史记》中的《殷本纪》成为信史。
从1928年开始，国家正式有组织、有计划、用科学的方法在殷墟进行发掘。到1934年，陆续进行了九次发掘，共发掘龟甲、兽骨6513片，择出3866片，编为《殷虚文字甲编》。从1934年到1937年又组织了六次发掘，共发现龟、骨18405片，编为《殷虚文字乙编》。这些都是商代盘庚迁殷到纣亡国273年的遗物，从此我国研究甲骨文字的材料更加丰富而完整。
后来，郭沫若等把甲骨文的研究推向高峰，使研究甲骨文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到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力，编出《甲骨文合集》陆续出版，洋洋大观，集我国甲骨文文字之大成。在文字构造上，会意、形声、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在甲骨文上都已出现，是一种具有严密文字规律的古文字。在坚硬的甲骨上，刻得整齐而美观。可以看出，那时已有相当高的篆刻技巧。学者推测，中国文字发展到甲骨文时代，至少经过了两三千年的发展，才能具有如此高的水平。
殷墟的发现
安阳是我国第一个有文字可考的古代都城——商代后期王都的所在地。早在3000多年前，商朝的第二十位国王盘庚把国都从奄（在今山东曲阜）迁到安阳，即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小屯村，直到商纣王亡国，历时273年。
商朝后期这座都城的发现，是得益于甲骨文。商朝的统治者是十分迷信鬼神的，孔子就曾说商朝人办事是“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即先敬鬼神，然后处理政务事宜。他们认为龟甲和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最有灵性，能通神灵，于是就用它们进行占卜，以取得神的指示：哪些事吉利可以做，哪些事不吉利不可以做。商王做任何一件事，都要通过龟甲、兽骨来占卜问神，并把结果的一部分内容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甲骨文”。这些用过的龟甲和兽骨，过一段时间后，就把它们挖个坑埋在地下。
著名甲骨收藏家罗振玉从甲骨文中发现了商王的名字，断定“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他经多方打听，方知甲骨出自河南安阳。他把《史记·项羽本纪》中“洹水南殷虚上”这一段文字与之联系起来，还亲自到安阳查访古物，后写有《洹洛访古记》一书，记载其事。安阳小屯作为商代后期的王都就这样被发现了。
殷墟的发掘
1928年10月13日，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它早已载入了殷墟考古和中国考古学史的史册。在当时的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直接领导下，殷墟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发掘开始了。其后至1937年6月第十五次发掘结束，10年间共发掘了15次。这15次发掘，可以分为5个阶段。这5个阶段，无论在组织上、设备上、方法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有相当显著的区分和发展，但都取得了相当引人注目的成绩，出土遗物十分丰富，遗迹亦发现很多，殷墟的所在地——小屯村从此一步步走向了世界！
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
从第一次到第三次的殷墟发掘，重点放在搜求甲骨上。因为刚开始的缘故，一切设备都很简陋，工作方法也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幼稚，发掘范围仅限于小屯村中和南北一块不大的地域内，而且工作人员很少。董作宾加上河南省政府派来参加的郭宝钧、张锡晋以及临时工作人员，合计只有6人，而工人也只有15人，可以说仅仅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试掘而已。共发掘了40个坑，揭露280多平方米的面积，掘获石、蚌、龟、骨、贝、玉、铜、陶等器物近3000件，获得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收获颇丰。
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人面具
第四次到第六次考古发掘，参加的工作人员增加了，发掘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而且在第四次发掘中，不仅出土有甲骨，还发现了许多地点的建筑遗迹。这就说明，假如这小屯村真的是商代后期都城的话，这些遗址则很可能就是商王居住的宫殿遗迹。因此从这次发掘开始，发掘工作的重点由搜掘甲骨渐渐转变到揭露和研究这些宫殿基址上。发掘地点也由小屯村向四周辐射，先后发掘了四盘磨、后冈、侯家庄、霍家小庄、花园庄等处遗存。
1934~1935年，殷墟考古又进行了三次发掘，在第八九次的发掘中，考古队在后冈发现了殷商时期的大墓，墓的建筑规模宏大，知为商代上层统治者的墓葬。这给队员们以有益的启示，告知人们殷墟不仅仅有宫堂殿室遗址和遗留下来的各种古物，还有规模巨大的殷代王陵！因此，从第十次发缺憾掘到第十二次，王陵的发掘成为殷墟考古的主要课题。
经过广泛的调查和探寻，考古队初步断定殷商王陵位于西北冈。西北冈地处小屯村西北，洹河北岸。其地势略高，很可能是大墓的所在，占地面积大约60亩。这样大的面积，仅有7人的考古队无力全面揭露，发掘只能分区分期进行。以西北冈冈顶为界划分为东、西两区，首先在西区发现大墓4座，东区则发掘了411座小墓。西区4座大墓均有四条墓道，墓室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都经古代和近代多次盗掘，大宗随葬物被劫掠一空，但劫余的随葬品仍然十分可观，总计数量近千件，其中以1004号大墓中出土的两件大方鼎堪作代表。方鼎出土于墓道与墓室相接处，因其不在墓室内而侥幸躲过了盗墓者的洗劫。两件方鼎器体硕大，其上分别铸有牛、鹿纹，不仅牛、鹿形象逼真，而且空余处衬以夔纹、云纹等多种装饰，具有浓郁的殷商铜器狞厉之美的风格。惜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这两件精美的方鼎连同殷墟的全部收获，被悉数运往台湾，至今两岸仍然没有统一，大陆的人们仍然无缘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从第十次到第十二次考古发掘，殷墟考古队在侯家庄西北冈共发掘大墓10座，小墓1228座。大墓一般有四条墓道，也有两条墓道者。向南的墓道大多较其他墓道宽且长，最长的达到32米。墓室深8米以上，墓室底部正中均有方形小坑，又称“腰坑”，内埋殉人或狗。四角有的亦有小坑，埋有张口蹲踞状的殉人，从殉人埋葬时的情状看，殉人是被活埋的。墓室的二层平台上，除放置各种器物，亦埋葬殉葬的奴隶，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剪缚双手。一个大墓的殉人，多的达到一二百人以上。墓中殉人的地位与墓区内小墓中的殉人相比，无疑更加低下，可能是俘获的战俘。这些考古材料的新发现，对研究殷商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考古工作者正是从这里开始，凭借殷墟发掘中发现的宫殿和王陵以及丰富的随葬器物，逐步进行深入研究，极大地弥补了古文献记载的不足和缺憾，为后世的甲骨学乃至殷商考古奠定了基石。
1936年3月开始的第十三次发掘是激动人心的。按既定日程，6月12日结束本次发掘，但收工之前奇迹出现了。下午4时，在编号H127的坑中发现了许多龟版，主持该坑发掘的王湘先生仅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就在不到1立方米的土中起出了3670片龟版。考古工作者准备于次日用一天的时间把它肃清，但到第二天太阳落山，也只取出了上面的部分甲骨。看来，要想在短期内完工是不可能的。夏日的安阳，骄阳似火。考古队员一致认为，应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取出。于是，他们用了4个昼夜，终于把这块重6吨多的甲骨堆挖了出来。为安全起见，还派一个“自卫团”日夜守护。在当地民工的通力配合下，他们把它装进大木箱，用铁丝捆绑结实，最后终于在7月4日搬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在史语所总部，胡厚宣先生带三四个人开始了半年之久的室内“挖掘”，剥出甲骨17096片。H127坑是殷墟发掘中获得的一次最大的成就和业绩，被称为“地下档案馆”。
第十四次、第十五次发掘在13次的基础上继续扩展面积，主要目的在于完成与甲骨文同时的建筑基础的考察。这两次发掘同样获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诸如居住的半地穴房屋遗址、储存各类物品的窖穴以及车马坑。半地穴房屋与高大宽敞的王宫形成的鲜明对比，说明了殷商时的社会性质，已经进入到奴隶社会，而车马坑发现的车、马则向人们展示着早期马车的形制。甲骨文中“车”字的写法很多，有十余种，生动地描绘了一马、双马拉车的象形，这次发现的车马坑中，还发现了四匹马拉的车子，这是今天研究和认识古代中国有轮马车的难得资料。
司母戊大方鼎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