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山海经》中的大量内容，当源自周王室图书馆收藏的典籍资料其中不乏前朝历史档案记载的上古历史传说，以及各诸侯国的报表文书和自民间的神话故事（远古神话传说乃是历史信息的载体，参见笔者所著《追寻远古的信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上述典籍资料其他人是难得一见的，但却是随王子朝奔楚的史官或其后裔耳熟能详的。
五、老子的《道德经》，在当时堪称长篇巨著，但却极为仔细地隐去所有特定的事件，必然有其苦心。对比之下，《山海经》也极为谨慎地回避任何与现实有特定关系的事件，当亦有其苦心。或许，《道德经》之隐与《山海经》之隐，都出于同样的原因，即它们的作者或编写者出于某种现实的考虑而竭力想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如果《山海经》的作者或编者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后裔，那么他们确实有理由隐瞒自己的身份。此外，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颇有点“里外不是人”的难处，因此他们也不愿意对现实发表意见，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典籍文献的整理编辑上。与此同时，编写《山海经》这样的大部头著作，需要编写者有着充裕的时间、充足的财力，并且没有或少有世俗杂务的干扰。显然，这样的条件乃王子朝一行的后裔所充分具有的，而这种工作也成为他们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乐趣。
六、相传孔子50岁才读到《周易》一书，时在公元前501年。对此我们有了新的解释，即《周易》等书原为周王室秘藏典籍，外人通常是读不到的，但是自从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后，原来秘藏的《周易》等书才逐渐流传出来。这是因为，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财富来源，他们必须寻找新的谋生方式，其中就包括编辑、抄写、撰著并出售各种典籍图书资料（珍贵的原版图书应当早已秘藏起来，但也不能排除有部分原版图书流散于世的情况）。据此，笔者有理由认为，正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开创了中国的图书出版业，而大量周室典籍的传抄流行又促进了教育特别是私学的兴起，而私学的兴起又促成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术繁荣（正如敦煌藏书的外传促成了敦煌学的兴起一样）。事实上，老子撰写的《道德经》一书，应当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个人撰写的并阐述个人见解的著作，而所谓孔子删定《诗》、《书》云云，则表明孔子收集到一部分散失的周室典籍，并将它们重新整理成册（过去学者均误以为孔子从所有周室典籍中选出了一部分内容编辑成册）。
七、邹衍的大九州、小九州观念，很可能得自于《山海经》，或得自王子朝一行的后裔学者们（古代南阳地区的文化、学术发达，范蠡、晁错张衡、张仲景、诸葛亮等人才辈出，亦得益于此）。这是因为，大九州、九州观念含有以某地为中心的思想，然而齐国近海而不处于中原之中心，时只有周王室的人（包括其后裔）才有着强烈的中央一统的观念。
八、《山海经》一书既洋溢着中央四方、天下一统的观念，同时又处处露出对自得其乐、自给自足的家园小国的赞美和向往。对此，一种合理的解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仍然深深沉陷于回忆往昔美好岁月的记忆中，那周王室虽然只有很小的直辖领地，但在名义上却仍然是天下一统的宗主国，而能够过着体面尊严、富裕安宁的生活。有趣的是，老子在《道德经》里也往着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或许，王子朝及其后裔之所以编写《山海经》乃是失国后的一种感情寄托，以便在其中构筑出自己的理想。
九、事实上，《山海经》的内容既有官方性质，又有民间性质；既有央意识，又能平等地对待远方异国；既有明确的山川地貌的距离里数，又录着各地的物产和风情。显然，拥有上述资料（地理图具有军事价值，非人可见），又能以平等的心态进行描述，亦非王子朝及其后裔莫属。
有必要指出的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学者，乃是《山海经》一书的辑、整理、改写者，而不是《山海经》一书的原作者。实际上，根据笔者《山海经》长达二十多年的多角度研究，认为《山海经》一书是由帝禹时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周代的《内五经》四部古籍合辑而成的。有关论述可参阅笔者所著《山海经地理复图注》一书，以及其他相关的论文。
不过，我们今天已很难一一分辨出《山海经》中究竟有哪些内容是自上古，哪些内容是由王子朝及其后裔学者所改写或补充的（也不能完全除后世其他学者又进行过改写或补充）。例如，《山海经中次十一经》载丰山上“有兽焉，其状如猿，赤目赤喙黄身，名曰雍和，见则其国有恐神耕父处之，常游清泠之渊，出入有光，见则其国为败。有九钟焉，是霜鸣”。郭璞注谓：“清泠水在西鄂山上，神来时水赤有光耀，今有屋也。”由于王子朝避居西鄂，笔者颇怀疑上述记载与王子朝奔楚一事有关：一、“雍和”乃吉祥之名称，反言其“见则国有大恐”，当为“好人不得好报”之意，似在为王子朝伸冤；二、神“耕父”之名有勤劳为民之意，却称“见则其国为败”，亦在记述王子朝的不幸遭遇；三、所谓“有九钟焉，是知霜鸣”，此九钟乃是周王室的重要礼器，当系王子朝奔楚时带走，其时正值深秋初冬，“是知霜鸣”可能是当时政局将变的一种前兆现象，被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铭刻在心。
由于《山海经》是一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专著，具有极高的军事和政治价值，因此必然要影响到它的流传。笔者推测，《山海经》由王子朝一行的学者整理编辑成书后，被作为重要礼品送给了楚国（王子朝一行在楚国政治避难，当然要送给楚国君臣一些贵重礼物，其中应当包括典籍、礼器。事实上，今天在荆楚一带之所以出土有大量青铜礼器，或亦与此有关，因为王子朝一行很可能带走了大批周王室的工匠），并长期只在楚国上层流传，因此屈原得以读到《山海经》，并据此创作出千古绝唱《天问》等诗篇。在此前后，秦国对楚国构成巨大威胁，为了安全起见，《五藏山经》中有关秦国与楚国交通要道的山川地貌的内容被人有意删去，这部分内容便成为失传的中次一经，其地理方位大约在今日秦岭南麓的汉水、丹水一带（现存版本的中次一经原属北次二经）。
再往后，楚国被秦国所灭，《山海经》很可能与其他典籍一起被收藏于秦王朝图书馆内（在此之前，吴军亦曾攻入楚都，不知是否有文献典籍的转移）。此后，刘邦率兵先入咸阳，秦王朝图书馆的大量文献典籍被萧何收取，并成为汉王朝图书馆的重要文献资料来源。至此，《山海经》一书才逐渐被汉代学者所知，可惜司马迁在写《史记》时，由于不能很好地解读《山海经》的内容，而未能引用其资料信息。
《山海经》一书成为显学而为天下学者所知，是西汉末年的事情。公元前26年（汉成帝河平三年），汉成帝为了扩充国家图书馆馆藏，一面向天下征求遗书，一面命光禄大夫刘向等人对各类古籍进行大规模的编校整理，其中即包括《山海经》的编校工作。公元前5年，刘向之子刘歆（后更名为秀）子承父业继续古籍整理工作。此后不久，刘歆便提交《上山海经表》将原来流传的三十二篇《山海经》，整理校订为十八篇的《山海经》，我今天看到的各种版本《山海经》均源于此。事实上，《山海经》在汉代受各界人士重视，与刘向父子以及东方朔等人的努力分不开，因为他们根《山海经》的记载，解释了许多远方异国的异俗异物和出土文物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刘歆所校订的十八篇《山海经》原版，以及其所依据三十二篇《山海经》原版，均早已失传。《山海经》在汉代中期流行一阵后，便重归于平寂。大约三百年后，东晋学者郭璞（公元276—324年，具方士色彩）对《山海经》进行了全面的校订和注释，从此《山海经》一书重新流传于世，至今不衰。
关于《山海经》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山海经》与《山海图》关系。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图，多为一幅幅线描的怪兽人神插图，它们体出自明代学者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附图一卷）、清代学者吴任臣《山海经广注》（附图五卷）、清代学者汪绂的《山海经存》（附图三百幅）。此前，宋代画家舒雅、南朝画家张僧繇亦画过山海经图，可惜均失了；晋代名士陶渊明有诗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乐复何如？”从他的咏山海经诗中可推测，其所见到的图仍然属于插图质，当与郭璞所见类似。
至于刘向父子、东方朔、司马迁等人是否见到过山海经图则不得而知由于《山海经》的许多文字都具有“看图说话”的性质，因此不少学者相《山海经》乃是对《山海图》的文字说明，而《山海图》最初是被大禹铸九鼎之上的，后来部分图又被画在楚国祠堂的墙壁上，并不断出现在汉代石刻画像里。
应当说明的是，具有“看图说话”性质的山海经图属于自然地理图人文地理图，因为它们有着地理方位信息的内涵，因此与后世的山海经插性质完全不同。笔者推测，最早的《山海图》应当图文并茂，其上既有图图画，也有文字，还有大量图画式的文字（或许类似东巴文字，以及某些画、陶画图案）。其实，汉字的前身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前身是图画，而我们祖先在发明并广泛使用文字之前，曾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用图画记录信息的时期（配合以神话传说）。事实上，远古有关八卦图、河图、洛书、白泽图的传说，其实质都是用图画记事，其中河图、洛书属于自然地理图，白泽图则属于人文地理图。
虽然遗憾的是，我国远古时代的自然地理图和人文地理图均失传了，但是，《山海经》却奇迹般地流传至今。根据笔者的研究，《山海经五藏山经》是帝禹时代（公元前2200年前）所进行的国土资源普查的考察报告，当时所绘地图即早已失传的《山海图》。为了再现《山海图》，笔者与画家孙晓琴女士合作，自1995年起陆续绘就350幅白描暨水彩山海经神异图（昆仑出版社出版）、上百幅国画山海经神异图、数十幅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和山海经远古部落文明图组画，并于1999年9月9日创作出巨画《帝禹山河图》，画高5.4米、宽7.8米，将《五藏山经》记述的447座山，以及相关的水系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异动物实际上是由人装扮的）和人文活动场景95处全部绘出，显然这是数千年来的首创，具有极高的科学、艺术、收藏价值，亦可告慰帝禹在天之灵。
事实上，《山海经》是记录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起源与发展的最珍贵的历史典籍之一，它是一种与金字塔、兵马俑同样重要同样有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这正是笔者要历时二十余年探索山海经来龙去脉的原因——那是来自远古的信息，我们有必要倾听倾听再倾听，只有这样人类的生存经验才能延续下去。
从清明上河图到帝禹山河图
中国人绘画的历史，肯定比使用文字的历史更悠久。事实上，中国象形文字，原本就是一幅幅图画。在早期的中国象形文字里，有许多地名字，这些地名字的图形结构往往就是对当地的地形地貌的描绘，也可以称为地图。
在中国古代绘画门类里，含有地理、地形、地貌和人文景观的绘画品，通常被归入山水画或界画（以建筑物为主体），以及风俗画，例如著的《清明上河图》、《五台山图》。
地图是地理科学范畴的词汇，如果在其中注入文化艺术内涵，那么就以称之为艺术地图。同理，在绘画作品中如果有着丰富的地理、地形、地信息，同样也可以称之为艺术地图。巨画《帝禹山河图》，则是一种新形的艺术地图。
清明上河图
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当时的宫廷画院学生王希孟，年仅1岁，用一幅整绢创作出《千里江山图》（横1191.5厘米，纵51.5厘米），轰一时。或许，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即受此事件启发。
画家张择端，字正道，一字文友，东武（今山东省诸城市）人。宋徽时为宫廷画家，活动于政和、宣和前后（公元1111－1125年）。张择端少年时到京城汴梁游学，后学习绘画，擅长界画（主要表现建筑物及其地理方位内容的绘画种类），尤喜画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自成一家。张择端的绘画作品除《清明上河图》外，还有《西湖争标图》，描绘端午节龙舟竞渡的场景。遗憾的是，现存历史文献并无张择端生卒年月的记载，而他从事绘画活动期间，也正值蔡京、童贯等奸臣当朝，宋江、方腊起义，宋徽宗禅位，金兵屡犯，北宋王朝旋即蒙受“靖康耻”（1126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