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惊奇的是冯玉祥居然也派人送礼来了，他素来不理会官场里的一套，也不给上司送礼。这次送礼自然格外引人注意。
冯玉祥派人送去的是什么呢？原来是一瓦坛清水！封口还贴着他的亲笔字：
君子之交淡如水气得曹锟哭笑不得。
为了抵制官场歪风，杜绝上司敛财，下级行贿和低层官兵忍痛送礼、出份子的风气，保护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经济利益，冯玉祥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
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担任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当时的西北军生活非常艰苦。他和士兵们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丝毫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冯玉祥生就一副铁塔般的身躯，但由于吃不饱，他明显地消瘦了：颧骨突出、眼睛布满血丝、脸色蜡黄。见此情景，副官和厨师们急得团团转。当然，要使冯玉祥吃好并不难，只要从全军的军饷费用中抠出一些钱即可。可是，这种“喝兵血”的行为是冯玉祥深恶痛绝的。
正当副官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五原县县长刘必达得到消息，从家里抓了两只鸭子，送到了国民军联军司令部。
常言道：“官儿不打送礼的。”可是，冯玉祥却一点儿也不领情。不仅如此，他命令刘必达背出“送礼准则”。并责问他为何明知故犯。刘必达回答说因为考虑到冯玉祥是全军的主帅，吃不好饭会影响大事。冯玉祥则坚持认为官兵应该同甘共苦，只有这样，官兵才能心无二致。他情绪激昂地对刘必达说：“你想想看，士兵吃糠咽莱，我坐在司令部里吃鸭子，我成什么人了？我的士兵还能和我一条心吗？这样下去，好端端组织起来的国民军不就完了吗？告诉你刘必达，今天我轻饶不了你。来人哪，给我拉下去，打二十军棍！”不但刘必达，连副官们的脸也吓白了。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执行命令，打他二十军棍，一下也不能少！”冯玉祥的命令斩钉截铁，没有一丝一毫商量的余地。
“唉，走吧，刘县长。”在副官的引导下，五原县长拎着两只鸭子，垂头丧气地退出冯玉祥的办公室，无可奈何地伏在地上，挨了二十军棍。
董必武处理匿名信
1934年1月中甸，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选举成立中央审查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接着他又兼任第二届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董必武在监察工作中，经常组织监察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制订的一系列法令、训令和指示，他说：“我们监察干部都是掌握无产阶级铁拳的人，处理问题必须谨慎，使铁拳打下去既要有力，又要打准，要打到腐败分子的要害之处，千万不能打偏，更不能伤害好人。”董必武不仅是这样教导大家，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身体力行。
一次，检查员赖荣光从红军大学的控告箱里收到一封匿名信，控告中央办公厅采买员有贪污行为。赖荣光将这封信交给董必武。董必武接过来一看，信写得很笼统，没有指明具体情况，便对赖荣光说：“你先把这个问题向中央办公厅秘书长谢觉哉同志汇报一下，然后将问题搞清楚。”赖荣光立即赶到中央办公厅。经过调查了解，发现被控告的采买员并无贪污行为，只是嘴巴馋一点，有时在伙房多吃一点好菜，炊事班提过批评意见，本人也已经改过。
赖荣光将调查了解的情况向董必武作过汇报后，认为问题可以了结了。董必武沉思片刻，对赖荣光说：“既然这位采买员没有贪污行为，为什么有人写信控告他？写信人是谁？他对采买员有什么意见，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吗？”这一连串的问题，把赖荣光给问怔了。他赶紧返回中央办公厅，经过多方了解，查对笔迹，最后终于找到了写匿名信的同志。原来这位同志因为一件事同采买员吵过架，又发现采买员平时多吃好菜，就认为他有贪污行为，写了控告信。弄清了事情的事实情由，董必武直接找到写匿名信的这位同志说：“写控告信是允许的，但不能无根据地随意控告人，更不能用控告信来诬陷同志，有什么意见可以采取其它的方法提。”这位同志当即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找到采买员谈心，从此两人关系密切。
这件事过后，董必武在全体监察干部会上表扬了赖荣光，并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今后每收到一封控告信，都要深入细致地把来龙去脉搞清楚，有始有终，同时避免扩大化的偏向，这才是对革命负责、对同志负责的态度。”
任弼时的半条牛条带
红二方面军长征过草地时，一连走了10多天，干粮没有了，野菜也找不到了，警卫员李少清悉着眉对任弼时说：“任政委，今天什么吃的都没有了，怎么办？”任弼时随手从草地上拔起一把草，笑着说：“野草甜，野草香，红军粮食满山岗。这不是吃的吗？”“这草不能吃。”李少清说。
“不要悉，想想办法。”任弼时略一沉思，抬眼瞥见李少清身上的手松背带，眼睛一亮：“有办法了。看身上背的皮带可以吃呀！——快解下来。”任弼时让李少清拿来一把小刀，一人扯住一头，隔一寸割开一段，割下了八块。他叫警卫员找些树枝点起火，亲自烧了起来，烧得见焦时，就把皮面上的黑焦刮去，再放到水里煮。煮了一个时辰，任弼时一边说，“差不多了，咱们吃牛肉吧”，一边带头吃起来。只听他“咯吱咯吱”地嚼着，还风趣地说：“这东西很有味道。”这时，总指挥贺龙和副政委关向应走过来，一起吃了起来，连声说：“这是好东西，经野菜好。你们真有办法。”于是，于方面军领导发动部队开始吃牛皮带，暂时缓解了粮荒。
任弼时当时有两条皮带，吃到最后还剩下半条。他在这半手枪皮带上亲自用钢笔写了一行字：“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送给了李少清作纪念。现在，这半条皮带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收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要腿不要命的将军
如果在没有第三种选择的情况下，医生向你提出一个问题：要腿还是要命？你一定回答：要命。然而，在几十年前，一位医生以同样的问题问到一位将军时，他的回答却是：要腿。
1927年的一天，福建长江汀福音医院住进一位在南昌起义，战斗中负重伤的年轻军官。由于天气炎热，加上行军匆忙而没有得到很好的护理，伤口已经化脓，整个腿肿得又粗又大，医生经过诊断，决定截肢保命。年轻军官恳求医生无论如何要保住他的腿，宁可不要命也要保住腿！在场医生都非常惊奇，他们请求院长作这位军官的工作。但他声音颤抖而又十分坚定地对院长说：“院长，不能锯我的腿呀！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一个指挥员，战场上需要我！没有腿，我怎么同战士们一道冲锋！”院长好一会没有说话，拉着他的手轻声地说：“可是，不截肢对你的生命有危险。”医生，我的生命就是战斗，不能战斗还要生命干什么！”这位军官饱含热泪地说。
院长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十分敬佩这位20出头的英俊青年，从这位年轻军官身上，他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决心尽最大努力挽救这位英雄的腿。于是，院长亲自动手，担着极大风险采取保守疗法，精心治疗护理，并把自己的牛奶送给年轻军官喝。最后，在院长及其他医生的全力医治下，这侠军官的腿终于保住了，同时也保全了生命，使他能够重返前线，再立战功。这位年轻军官不是别人，他就是后来威震中外的陈赓大将军。
王昆仑“一骂成名天下知”
1945年春，重庆（国民党政府战时陪都）发生了一件震动中国政坛的事件。
5月10日上午，国民党“六大”第六次大会由邹鲁主持，议程是检讨、质询军事报告。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六大”代表王昆仑，起立要求发言。他身穿一身笔挺的白色西装，公开指斥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他质问道：抗日战争已经八年，前方军民流血牺牲，西北大后方却屯兵数十万，为什么不开出去打日本？又说：中国是盟国之一，现在盟军正在大举反攻，我们却连遭败绩，政府对于协同盟国作战，有无周密计划？
他提出质询说：“抗战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正视听，明是非，否则就无以激励士气、振奋人心。第十军军长方先觉，在去年8月衡阳沦陷时，曾发出‘来生再见’的电报，要与衡阳共存亡，语气至为明显。军事委员会对此曾明令嘉奖，并准备举行追悼会，以彰忠烈。但后来他忽然被俘了，不久又在重庆出现，据说他负有一种特殊使命，人言凿凿，谣诼纷兴，究竟真相如何，深望统帅部报告人有以解释。”这一条条质问，重若金石，掷地有声。真是语惊四座，全场为之哑然。
蒋介石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很快知道了会场上发生的一切。次日，他气急败坏地来到会场，拍案大骂王昆仑：“方军长功在党国，造福湖南，你是不明真相，还是蓄意攻击？你污蔑方军长，就是污蔑我全体抗战将士”，“你现在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你公然在国民党大会替共产党说话，你象国民党的代表吗？”“你王昆仑吃着国民党的饭，在家里却暗通共产党，你以为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吗！”蒋介石先是骂了新疆代表，又骂王昆仑，骂了一个钟头还余怒未息，主子上边骂，走卒就在下边起哄，狂喊乱叫：“拉出去，枪决他！”“枪毙！枪毙！”王昆仑站了起来，从容退出会场，表示他无言的抗议。对蒋介石的拙劣表演，许多与会者都认为他失态，纷纷表示不满，有人批评蒋介石是‘中正不正，总裁独裁”。“六大”会场上的这出闹剧，消息不胫而走。在当时的山城，不仅在民主人士、进步青年之间，就是在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也流露出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幽默地说王昆仑：“十年中委无人问，一骂成名天下知。”有些“六大”代表说，对施政当局提出质询，是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常轨，也是代表的正当权利，如果只有一个人说了算，还要我们这些代表做什么？
有位老资格的中央委员，直接写信给蒋介石说，如果你这种骂人的习惯不改正，听不进一点逆耳之言，恐怕国民党亡党亡国之祸就在不远了。蒋介石的嫡系亲信陈诚去找陈布雷，希望他向蒋进言，劝蒋转个圜，把事情缓和一下，不要闹得不可收拾才好。谁来收拾这种局面？最后还是蒋介石自己在“总理纪念周”上讲了话，除了说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之外，承认骂王昆仑是“言语失态”，请同志们“不要在意”，轻描淡写地了此一桩公案。在会外，派了黄少谷等人面见王昆仑，“解释误会”，要王“以国事为重”，继续出席大会，挽回面子。
王昆仑早年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三次见孙中山，是国民党内崭露头角的青年党员，曾任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立法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国事日非，他一步步地靠拢革命，从爱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三十年代，他就上了国民党军统局的黑名单，只是由于王昆仑在国民党中的历史和所处地位，特务们未敢贸然下手。经过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王昆仑这个“十年中委”，当然便从国民党“六大”中委候选人名单中，被一笔勾销了。
“为中华之崛”而读书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
周恩来的童年相当艰苦。祖父去世后，父亲无力持家道中落，靠典当、借俩和亲友接济过日子。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字，随伯父周贻赓去东北沈阳上小学，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家，甚至在当总理吧后也没有重访故里。
早在少年时代，周恩来就关心国家的前途。一天，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一个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另一个同学说“为明礼而读书。”一位店主的儿子老实实地说：“为家父而读书。”他的回答引起哄堂大笑，笑声停后，周恩来回答说：“为中华之崛起。”在短短的一句回答里，体现了周恩来伟大的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