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改标点自传
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巴尔肯在一次宴会上提议，每人用最简捷的语言写出一篇“自传”，行文用句要短到甚至可以作为死后刻在墓碑上的墓志铭。于是，在场的人冥思苦想，提笔作文。
不久，一位年轻人交给巴尔肯一篇只有三个标点符号的自传：
一个破折号“——”，一个感叹号“！”和一个句号“。”。
巴尔肯问他这三个标点符号表示什么意思，年轻人回答道：“一阵横冲直撞；落了个伤心自叹；到头来只好完蛋。”
巴尔肯望着那位年轻人凄然的神色，沉思了片刻，提笔在这篇“自传”的下边有力地又写了三个标点符号：
一个顿号“、”，一个省略号“……”和一个大问号“？”。
巴尔肯用鼓励的口吻对那位自暴自弃的青年说：“青年时期是人生一小站；道路漫长，希望无边；岂不闻‘浪子回头金不换’？”
名人的幽默
英国幽默大师肖伯纳遇见一位胖得像皮球似的神父，神父想让肖伯纳难堪，便对他说：“外国人看你这么干瘦，一定以为英国人都在饿肚皮。”肖伯纳笑着回答：“外国人看到了你一定会找到造成灾难的原因。”肖伯纳在处于困窘的情境下，竟用幽默缓解了僵局，且给以对方有力的还击。
有个资本家想在大庭广众之中羞辱肖伯纳。有一次，他当着许多人挥手大声说：“人们都说，伟大的戏剧家都是白痴。”肖伯纳哈哈大笑说：“先生，我看你就是最伟大的戏剧家！”在客气的恭维中给这个恶人犀利的一击。还有一次，肖伯纳在街上散步时，一辆自行车冲来，双方躲闪不及，都跌倒了。肖伯纳笑着对骑车人说：“先生，您比我更不幸。要是您再加点劲，那就可作为撞死肖伯纳的好汉而永远名垂史册啦！”
两人握手道别，没有丝毫难堪，充分表现出肖伯纳的豁达与宽容。
钢琴家波奇有一次在美国的福林特城表演，听众只坐了半场，他很失望，更感到尴尬。他走向观众并向他们说：
“福林特这个城市的人一定很有钱，我看到你们每个人都买了两个座位的票。”于是，这半满的场子里开始充满了欢声笑语……波奇在处于困难境地的时候，神色自若地用幽默帮助自己渡过了难关，不失为大家风范。
一位非常有钱的贵妇人邀请著名提琴家帕格尼尼到她家里去喝茶，帕格尼尼同意了。相互告别时，贵妇特别补充说：“亲爱的艺术家，我请你千万不要忘记，明天来时带上您的琴。”“这是为什么啊？”帕格尼尼惊讶地说，“太太，您知道我的小提琴是不会喝茶的。”就是这样，帕格尼尼非常含蓄地表现了他的洞察力——贵妇人用“请喝茶”的借口来请他去“义务”演奏。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在重庆曾集当时艺术家的笔名，写成一首小诗，并书以条幅，赠给太虚法师，诗云：“大雨冼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诗后附有说明：“30年4月集当代艺术家笔名成小诗。大雨诗人孙大雨；冼君音乐家；长虹、冰莹、成舍、碧野均写作家；万赖天剧导家；林风眠画家。”这首自然成趣的小诗，读后使人觉得老舍确实幽默风趣。
一次，方成到侯宝林家去串门，见侯先生在天井里捡米中的虫子，便说：“米都生虫了吗？”侯先生答：“这是我们家养的。”在大师的嘴里，出口就是幽默。“文革”时间，侯宝林被红卫兵揪斗，当“革命小将”们高呼口号“打倒反动权威侯宝林”时，他便立即趴下，作被打倒状，在这种情况下，他尚能即兴演出一段“戏剧小品”，可谓有胆有识，不愧为幽默大师。
“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之后，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辩论中，苏联代表马立克傲慢地说：“中国那么好，为什么林彪往苏联飞呢？”中国代表王炳南镇静而又幽默地回答：
“尊敬的马立克先生，您连这一常识都不懂，鲜花虽香苍蝇不照样往厕所飞吗？”王炳南的回答，引起了会场上经久不息的掌声，也让马立克呆若木鸡，脸红发烧。
已故著名作家郭沫若，平素也十分幽默。1945年，廖冰兄的漫画《猫国春秋》在重庆展出，《人物杂志》的田海燕请郭沫若和版画家王琦、廖冰兄吃饭。席间，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古怪，自称为兄呢？”王琦代为解释道：“他妹名冰，故用此名。”郭沫若听后，微笑地说：
“啊，这我就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必名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在座者听后，无不为郭沫若的幽默报以敬佩的笑声。
自称“大熊猫”的启功老人，年届八旬，不仅为人幽默洒脱，且文如其人，即或写严肃的学术论文，亦不时爆出幽默的火花。在其所著《启功韵语》一书中，就有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所谓《自撰墓志铭》，文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活画出他不计得失的悠然心态，幽默而洒脱。
1993年，在武汉举办了“夏雨田相声作品研讨会”，会前，夏雨田讲了一句颇具幽默的话语：“该硬的不硬，该软的不软，软的不硬，硬的不软。”引来满堂喝彩。原来，夏雨田先生多年辛劳成疾，肝部发硬，手脚发软，的的确确是“该硬的变软，该软的变硬”。
顾问的幽默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派专人到湖南邀请清末著名学者王闾运到北京担任“顾问”。王对袁世凯独裁十分不满。他在住宅门外大书一副嵌字对联：“顾我则笑；问道于盲。”前句出自《诗经·邶风·终风》：“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傲，中心是悼。”写男人放荡，女子悲伤。后句出自唐朝韩愈《答陈生书》：“是所谓借听于聋，求道于盲。”
王闾运作此联好像是自我调侃，其实不愿同流合污。袁世凯听说这件事，十分恼火，只好悻悻地把他送回湘潭老家，免了这“顾问”的麻烦。
当代学者钱钟书先生，多处请他担任名誉顾问。他有一段幽默解释：“所谓‘顾问’，常常是顾虚名而不问实务；顾此而失彼，问东而答西；一顾倾人城，一问三不知。因此，大可不必。”
梁实秋的幽默
谁都知道林语堂是幽默大家。其实，著名作家、翻译家梁实秋的幽默亦不逊于林。梁的幽默多出自生活琐事。对这些琐事人人习以为常，而梁实秋却以“静中观物动，闲处看人忙”的冷眼作细致人微的观察，把生活中一瞬间的表现、神态、感受描绘得惟妙惟肖，给你的感觉不是尖酸刻薄，而是淋漓畅快轻松自然的幽默，留给人无限回味的余地。
比如，在电影院看电影，常会遇到邻座人的大腿不停地抖动的事情。这本是很令人讨厌、令人气愤的，但在梁实秋的笔下似乎并不那么令人气愤，反而变得滑稽好笑了。他写道：忽然觉得身下坐着的椅子颤动起来，颤动之快慢急徐，恰好令你觉得他讨厌，左右探察震源，忽然又不颤动了。在你刚收起心来继续看电影的时候，颤动又来了。”把人人觉得气愤的事一下子化为诙谐好笑，这是幽默的一大手法。
梁实秋的幽默表现在用词上尤为突出。比如，把狗扑咬陌生人的样子说成“声色俱厉”，把无主的狗说成“没有背景”。在描写野狗时，他这样写：“普通的野犬都是些不修边幅的夹尾巴的可怜的东西，就是汪汪地叫起来也是有气无力的，不像人家豢养的狗那样振振有辞自成体系。”
梁的幽默有时偏重在对整个事情的描述上，而不在一词一句。在《下棋》一文中，有一段描写棋瘾正浓时连性命都不顾：“我有两个朋友下棋，警报作，不动声色，俄而弹落，棋子被震得在盘上跳荡，屋瓦乱飞，其中一位棋瘾较小者变色而起，被对方一把拉住：‘走！那就算是你输了。’”在这一小段文字中，无论单独抽出其中哪一句话，哪一个词，都谈不上幽默感。但这整段的描述却十分幽默，使人忍俊不禁。
梁实秋的幽默，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他遣词造句得心应手，文字运用得巧妙；实际上，他的幽默离不开深刻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生动自然的联想能力。
梁实秋晚年常到台北一家叫“渔家庄”的饭店用餐或宴客，原因是这里不仅饭菜物美价廉，海鲜活鱼烧得特别好，而且店主人招待殷勤，服务小姐有很好的修养。有一次，梁实秋的幼女文蔷自美返台探望父亲，他们便邀请了几位亲友，又到渔家庄欢宴。酒菜齐全，惟独白米饭久等不来，经一催二催之后，仍不见白米饭踪影。梁实秋不耐，俟服务小姐入室之际，戏问曰：“怎么饭还不来？是不是稻子还没收割？”服务小姐眼都没眨一下，答称：“还没插秧呢！”本是一个不愉快的场面，经这一妙问妙答，举座大乐。
钱钟书、杨绛的幽默
钱钟书的力作《围城》是部伟大的幽默小说，是他真实性情的自然流露。一位英国女士读了《围城》后；在电话中求见钱先生。淡泊自守埋头做学问的钱先生回答得得体而又风趣：“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钱老的小说《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他万余元稿酬，钱老执意不收。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老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坚决谢绝了。在得知被拍摄者会得到一笔酬金时，钱老笑了，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语言诙谐幽默而寓意深刻。钱老的幽默语言是从心底深处涌出来的，如警句，似格言，从中可看出钱老的高尚情操，给人以鼓舞和警策。
幽默是一种精神。蜗居书斋，杜门谢客，专心治学，在奔波劳碌、人事纷扰的当今社会里，钱钟书和老妻杨绛仿佛过着一种出世般的生活。
杨绛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86年10月，驻北京的西班牙大使馆举行了一个隆重仪式，在热烈的掌声和亲切的气氛中，西班牙驻华大使乌塞莱先生以卡洛斯国王的名义把一枚紫红色的十字形“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和国王亲自签署的证书郑重地授予75岁高龄的杨绛女士。当记者采访这位第一个直接从西班牙文翻译《堂·吉诃德》为汉语的才女时方知，杨绛在接受翻译《堂·吉诃德》任务时尚不懂西班牙文。“我这个人特别认真，既然把任务接下来，我自己便摸索着学，无师自通，每天背呀，读呀，到底也弄不清学的是东班牙语，还是西班牙语。”
杨绛用诙谐幽默的语言仿佛在说着一件很轻松的事，可是为翻译一本书而下决心学会一门语言，古往今来，能有几人？
粉碎“四人帮”后，钱、杨书稿先后出版，海内外学者无不为之折服，但钱、杨二人一直以“藏拙为幸”、“落索身名”为由，对出国，对海内外新闻记者的专访一概婉言谢绝，锲而不舍地守着他们的“冷摊子”。杨绛说：“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一搬就要散架了。”北京的新闻界或许更能领教他们二位老人立身处世的特殊。他们不仅谢绝一切采访，也从不在任何会议上露面，只是专心治学于书斋，对雨后春笋般的各种学会他们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到西班牙驻华使馆出席授奖仪式——她因译《堂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这还是原社会科学院马院长亲自出马，杨绛才推不掉了。钱老为此不无得意地说：“三个大使才请动了她。”
文坛泰斗夏衍有句名言：“你们捧钟书，我捧杨绛”。杨绛确实可与他的丈夫并驾齐驱。她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又擅长散文。《干校六记》获全国散文一等奖。18万字的《洗澡》可称《围城》的姊妹篇，有同样的幽默、隽永、犀利，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小说，只是多了些女性的细腻和宽容。钱老写《围城》是写一段便读给杨绛听，尔后夫妇相视而笑。有人便问杨绛写小说是否也是如此。杨绛说：“不是，我是全部写完才读给他听，他说好我就算完成了，他说不好，我就扔下，重写。”杨绛已经出版的《干校六记》、《洗澡》等集子都有钱老的题签，并亲自为《干校六记》写了个序。为什么不给《洗澡》写序呢？许多友人这样问。钱老说：《干校六记》是一本纪实散文，写出来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写个序为她分担一半责任，何况她确实少写了一记‘忌讳’呢。”说到此他又看了一眼老妻，接下去说道：“现在她羽翼丰满了，用不着我写了。”钱老又不失时机地层露了一下钱氏特有的幽默，他们确实是一对很特别的夫妻。
凡善于幽默者，皆知识宽广，思维敏捷之人。1990年钱钟书80大寿，社会科学院要给他祝寿，被他谢绝了。他说：“增一岁当然可贺，减一岁则应吊之。一贺一吊，不是互相抵消了吗？”出语风趣而又富于哲理。当社科院的同志再次提出祝寿时，钱先生正色说：“如果真要搞什么活动就把这笔活动经费用来重版《写在人生边上》一书。”钱老这番话如何能不使人怦然心动。
1980年钱先生70高龄访美，尽管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尚有登门求见者近千人。钱先生婉言谢绝并说：“大名气、大影响都是百分之九十的误会和曲解而成，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这话不单是诙谐戏谑，更多的是深邃的哲理。就这样每日来信仍然很多，钱先生举着手中的笔说：“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叩头道歉，谢绝来访。”钱先生的话刚完，一边的夫人杨绛便补充道：
“我也整天为他挡事、挡客，人家说我像拦路狗。”
由于季节由暖变寒，钱先生的气喘病缠绵不去。他和老妻杨绛一块坚持练气功以健身和坚持户外散步，两人在选择锻炼时间上却颇费脑筋，是因怕在路上碰到敬重他们的熟人、朋友、学生，“那样一来，大雁气功练不成，散步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站功’了。”钱、杨二人语出从来是伴随着幽默。
冰心的幽默
和熟人、朋友在一起，冰心老人特别喜欢说笑话。在她90岁生日那天，许多人都要为她祝寿。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先生，是冰心已故丈夫吴文藻的高足，他抱病前来向师母祝寿。冰心老人很高兴，诙谐地向在座的客人介绍说：“费孝通生肖属狗，他是文藻得意门生中的四条‘狗’之一。”客人们听后都笑了起来，费先生也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大笑。
有一次，一位女作家去拜访冰心，走后把一块手绢忘在老人家里。几日后，冰心老人给那位女作家写去一信，信的末尾有段文字相当有趣：“你掉在我这里一块手绢，可还记得？否则真是‘遗帕悬相思’了。一笑。”那位女作家看了信，禁不住掩口而笑，她没想到冰心老人竟如此喜欢幽默。
赵树理的幽默
作家赵树理的幽默是出了名的。他的幽默，既是其智慧的结晶，也源于他对生活的提炼。
赵树理主编《说说唱唱》杂志时，每晚都要在灯下审阅稿件，到了夏夜，小飞虫不时向灯扑去，撞死的小虫都落在稿纸上。赵树理一边轻轻把死虫吹去，一边幽默地说：“啊，有尸（诗）为证。”
赵树理一向不赞成用粗暴的态度任意删改传统剧目，搞得不伦不类。有一次，他去看新编历史剧《柳毅传书》，这出传统戏里被强加进了许多“新”内容：主人公柳毅居然能揭示出地主和农民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还带领农民去清算地主等。戏演完后，有人问赵树理的看法。赵树理突然反问道：“柳毅入了党没有？”接下来又一本正经地说：“如果还没有，就该讨论他的入党问题了；戏名也应改为《柳毅入党》。柳毅同志历史清白，成份好，立场鲜明，觉悟高嘛。”
就是在逆境之中，赵树理也未失去他的乐观和幽默，而且表现得更含蓄，更深沉。“文革”中，造反派问赵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