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德川时代的所有幕府将军所努力维持的就是让各藩的等级结构更加巩固，让社会中所有的阶级都依附于当地的封建领主统治之下。每个藩国的最高首领是大名，他对于处在自己之下的所有阶级都可以行使特权。而管理大名的是将军，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大名处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将军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大名之间形成有共同利益的结盟或者必须延迟大名跃跃欲试的侵犯计划。在每个藩国边界都设有关卡，严查过往行人，禁止本地女人出境，禁止火炮等武器入境，这样是为了防止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①如果没有将军的许可，大名之间禁止联姻，以此防止形成一些政治联盟。藩国之间的通商也受到限制，彼此之间甚至不允许架设桥梁。除了这些明确的命令限制大名，将军还会派出众多密探刺探各地大名有关财政收支的重要信息，如果某地的大名非常富有、仓库充盈，那么将军就会找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让这位大名出钱办事，比如让他承担一些土木建筑工程费用，总之要让这些大名财政状况保证在将军安心的水平上。所有关于大名的规定中，最为着名的一项就是，大名必须在一年之中安排半年时间住在京城（江户），如果他返回自己的领地，那么他的妻子儿女则必须留住在江户（东京），作为将军的人质。可以说，幕府是在费尽心机地保护自己的权势，强化它在等级制社会中的统治。
不过，在这个拼命维持等级制社会的封建政治体系中，除了将军之外，还需要关注的是已经徒有虚名的天皇的作用，毕竟，至少在名义上，将军的权力是在天皇册封下才得到的。天皇与宫廷的其他世袭贵族（公卿）居住在京都，他没有实权。天皇的收入甚至还不如最小的大名，其宫廷的所有仪式也不能自主，而是被幕府严格控制。虽然天皇已经对于政治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但是就算是强势的德川幕府，也从来没有打算改变双重统治的局面而废除天皇。在日本，双重统治并不是一件令人大惊小怪的事，日本的政权也因为这种统治形式而出现过分化。其实从十二世纪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大元帅（将军）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统治的现象。其中一个时期，甚至出现了多层权力转移，仅剩虚名的天皇把权力委托给一位世袭世俗首领，而这个首领又委托给了自己的世袭政治顾问①。这种权力委托和再委托并不是单一的现象。当德川幕府结束统治的时候，美国人培里将军才知道在将军的背后原来还有天皇。1858年当我们和日本进行通商条约谈判之时，驻日使节哈里斯（TownsendHarris）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发现日本还有一位天皇。日本人对于天皇的观念与其他太平洋诸岛上所已知的那种观念基本相似。在日本人眼中，天皇是神圣的首领，他参与政治，也可以不参与政治。我们在太平洋岛屿上也发现了有的地方首领自己行使权力，而另一些地方，则是委托他人行使权力，但是首领的神圣性则无可置疑。新西兰岛的部落中，他们的首领神圣不可冒犯，所有世俗之物都不能接近神圣的首领，所以要有专人奉食而不是自己取食，就连奉食的汤匙也不能碰到首领神圣的牙齿。当首领外出的时候必须有人抬送，如果有什么地方被首领的脚踏过，这个地方就成为圣地。他的头部是最神圣的，所有人都不能碰触。首领的话可以传达给部落诸神……不仅新西兰，萨摩亚岛、汤加岛等地也同样是神圣首领的生活与世俗完全没有关系，世俗生活则由世俗首领来管理。詹姆斯·威尔逊（JamesWilson）曾经在18世纪末到过汤加岛，他认为那里的政府“和日本的形式最相似，那里的神圣首领就像是军事将领的政治犯”。①汤加岛上的神圣首领只是执掌宗教仪式而不参加世俗政务。虽然他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和神圣性，但是他不干涉政治。
日本的天皇，同样没有政治上的实际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说，天皇也可以被视为“军事将领的政治犯”，但是，日本人还是给予了天皇在等级制社会中一个“合适地位”。日本人认为，衡量天皇的因素不在于是否积极与政。虽然在很长时间里，日本的实际政权在将军手中，但是日本人却一直非常珍视隐居在京都宫廷的天皇。大概也只有熟悉西方观点的人才会认为毫无实权的天皇根本就是多余的。对于对等级制观念有着深刻理解并在生活中处处实践这一习惯的日本人来说，天皇对他们意义非凡。
传统社会中一直保持下来的这种极为明确的等级制观念也深刻印在了近代日本的发展过程中。从法律角度上算起来，日本结束封建制度其实仅仅七十五年，而深深影响日本近千年的民族习惯绝对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荡然无存。后面的内容中，你可以看到，发生了根本改变的近代日本的政治家是怎样审慎地计划和保存等级制制度的。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坚持和适应远远强过其他民族，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日本人把所有行为细节都规范得像一幅精密地图一样准确和繁琐。在封建时代最后这两百多年里，对于等级制观念和秩序都是在铁腕统治下得以维持的。这一时期，日本人把对于等级制信念与国家和政权的安全稳定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只要人们规规矩矩，不超出自己的责任和生活范围，履行好自己已知的义务，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安全的可信的。不会出现肆虐的盗贼，也不会出现彼此嫉妒和仇恨的现象，大名之间也不会有什么内战。如果其他阶级的人冒犯了你，你也完全可以像为自己讨还公道的农民那样提出诉讼。虽然这样做，会让个人冒很大风险，但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德川时代中，那些开明将军甚至设立了一个“诉愿箱”，所有公民都可以把自己的不满和抗议意见投到这个箱子中。箱子的钥匙掌握在将军本人手中，其他人都无法一窥箱子中的真相。这个不平等的日本，已经生成了一种足以防御被侵犯行为的氛围以保护人们的安全。所有人都认同这些限制人的规范，并且相信只要老老实实地遵守它，人们就会生活在安全之中。如果一个人被公认为有勇气和完美，那么这种勇气和完美就应该表现在始终坚守这些规范上，而不是改造或置疑这些规范。这些规范范围之内的世界，是一个不需要担心的世界，因而也就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像摩西十诫那样抽象到令人难以理解的道德原则，取而代之的是非常详尽的各种规定：甲场合该如何，乙场合该如何；武士要怎么做，平民又该如何；兄长应该怎么做，幼弟又该怎么做；等等。
虽然日本的制度要求所有人都安守本分，但这个民族并没有成为一个懦弱恭顺的民族。更为令人注意的是，社会中的每个阶层都在这种制度下得到了一定保障。即使是贱民阶层也同样因为这种制度而可以垄断他们的特殊职业，他们阶层中的一些自治团体也是由当局认可的。虽然每一个阶层都被若干准则所限制，但同时他们又是有秩序和安全的。
这些等级限制也不是毫无变更的，它有一种像印度那些国家制度所不具备的灵活性。有一些明确手段可以调节制度中的不足，通过这样的调整使得公认的常规不会被破坏。人们的身份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而得到改变，并且改变的办法并不是唯一的。当在货币经济中获得财富之后，商人就可以凭借一些传统方法让自己的身份得到改变，成为上流阶层的成员。他们可以成为“地主”。当然农民是不允许转让土地的，但是，富有的人可以迫使农民抵押自己的土地，从而就有了地租收入，成为事实上的地主。这种情况在日本并非不存在。另外，还可以通过与武士阶层通婚等方法，使自己成为上层阶级成员。
另外一个改变等级制的方法则是通过过继和收养。这使得武士身份可以被“购买”。虽然德川政权对此严加管制，不过在一些商人富裕之后，还是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作为养子。日本人很少单纯地收养子，大多数时候他们会作为女婿被招进门，因此入赘的女婿也被称为“婿养子”，是岳父的继承人。而“婿养子”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他的姓氏会从生父家的户籍中消掉，转入妻子家的户籍，从此姓妻子家的姓并在妻子家生活。不过这会带来不少好处，商人家的后代可以成为作为贵族的武士，而生活拮据的武士家庭也愿意与富商联姻。这种变通并不会破坏等级制，它只不过使富商具备了上层等级的身份。
由此可见，日本社会中的等级制并没有规定通婚只能在同一等级中进行。在日本人普遍的认识之中也有几种公认的手段是可以允许不同等级间通婚的。于是，一些富裕的商人阶层就逐渐与下层武士阶层联姻。对比一下欧洲的情况，当欧洲的中产阶级日益壮大的时候，他们给封建制度一种很大的压力，最终使得封建制度破产，而中产阶级也主宰了现在的工业时代。不过，日本并没有出现能够给政治制度带来强大压力的中产阶级。商人阶层不断地向下层武士渗透，从而使自己“购买”到了处于社会上层的阶级身份。这样的结果使得商人和下级武士形成了一个联盟。当日本的封建制度已经走向没落面临终结的时候，日本竟然容忍如此巨大的阶级流动性实在让我们感到吃惊，并且，在西方人眼里处在对立地位的日本贵族和市民阶级之间根本没有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情况，这似乎就是日本民族等级制社会所提供的安全性的最好证据。
如果说存在着一个可以让两个阶级都得到好处的共同目标，所以才没有出现惨烈的阶级斗争，这似乎是很容易。法国出现过可能对两个阶级都有利的情况；欧洲其他地区也有过几个这样的例子。但是相比日本，欧洲对于阶级的概念一直十分顽固。法国出现的阶级冲突使得贵族的财产全部被剥夺。而日本，不同的两个阶级却结成了一个距离更近的联盟。最终把幕府政治送入坟墓的联盟正是由商人和金融阶层以及下级武士组成的。而日本直到近代仍然存在着贵族制度，试想如果当初没有这种容许阶级流动的变通手段，大概，现在的日本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日本人当然不会没有理由地坚持并且相信那一整套复杂细密的行为规范。在这一套体系中，能够为遵循者提供必要的安全，同时也允许体系中的人进行抗议和侵犯，当然这要付出代价，这套体系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通过一些无伤大雅的调节变得更加稳固。在这一体系里，必须相互履行各自的义务。当十九世纪后期德川幕府结束自己的统治的时候，没有哪个阶级主张革除这些规范。日本也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甚至都没有“1848年式的革命”（指“二月革命”）。可是，它还是进行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封建制度的颓势似乎已经不可避免，无论是平民还是幕府的将军和官员，都成了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务人。整个国家因为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和巨额的财政支出，已经很难继续维持。大名们因为拮据的财政连武士的定额俸禄也无法支付，封建制度下的全部纽带已经捉襟见肘难以维系。似乎只有继续增加对农民的课税才能让他们渡过难关，可是这只能让农民更加贫困。统治大名的幕府同样没有更好的情况，维持现状已经变得十分困难。1853年美国的培里司令官和他的舰队来到日本的时候，日本国内的危机也达到了顶点。无论是美国人的强行叩关还是1858年强迫日本签订的《日美通商条约》，都让日本再也无力抵抗。
面对艰难的日本却响起了“恢复往昔”，“复古王政”的口号。这是同追求革新的革命截然相反的复古口号，即便算不上复古也至少难以认为是进步的。日本人一边大谈“尊王”一边同时提出的是“攘夷”。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是回到闭关锁国政策初期的黄金时代的政治。明智之士非常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可当他们努力为自己的判断进行工作的时候，却遭到了暗杀。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让人觉得这个本身就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会在这次的困难之中做出与以往不同的改变，谁会相信日本将顺应西方的模式？可是五十年之后，日本竟然成为了可以与西方国家进行正面竞争的现代化国家。想不到的一切最终还是出现了。日本没有抛弃自己的传统，却发挥了西方国家并不具备的独特的长处，完成了一般人都没有想到的目标。假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人能够从带有魔力的水晶球中看到现在的日本，他们一定不会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实。可是这些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真真切切地发生了。被人们认为是落后的、备受束缚的日本民族以一种极快的速度转向一条全新的道路，并且坚持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