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总是说，“最难接受别人情面①”。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回应他人的“情面”，这就如同一定要报答“恩情”一样。在日本人心目中这是与必须履行义务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英语中很难找到与日本人所说的“情面”含义一致的词，而“情面”也是人类学家在各种不同文化中所遇到的有着道德义务的概念中最为奇特的一个。这是只有日本才有的一个道德概畴。日本人所提倡的“忠”与“孝”与中国所提倡的道德规范相近，虽然这其中有一些改变，不过总的来说还是与其他东方国家的道德标准有一定渊源的。可是“情面”既不是中国儒家的说法，也不是对日本影响很大的佛教中的内容。它只是日本一个独有的范畴，如果不能体会情面的含义，那对于日本人行为方式的了解也不能十分确切。情面是日本人在提到自己行为动机、名誉或者其他一些麻烦时经常谈及的。
“情面”到底是什么？这里面包含着日本人从报恩到复仇中一系列“义务”的复杂含义，其实就连日本人自己的辞典中对于“情面”也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这或许就是日本人不愿意为西方人解释“情面”含义的原因。有一本日语辞典对于“情面”的解释（按照我的翻译）是：“正道；人应该遵循的原则；做一些自己并不愿意做的事以免被别人非议。”我们西方人当然不能理解这是在说什么，不过“不愿意”这个词却说明了很多问题：这正是“情面”与“义务”最大的区别。因为只要谈到“义务”，日本人是不会有什么怨言的，不管这种义务需要个人如何艰巨付出，大多数时候“义务”也是针对自己的至亲之人，或者是自己对祖国、对自己的生活的义务等等，它是必须去做的事情，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责任，必须去履行。虽然有一些“义务”也会让人觉得“不愿意”，可是“义务”的概念中没有“不愿意”的意思。“情面”则与此不同，这是完全被迫进行回应的一种道德准则，它让接受“情面”的人总觉得非常为难。
“情面”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我把它称作“对社会的情义”，也就是对于别人情面的积极回应，更多的是一种礼貌性的义务；另一类我称作“对名誉的情义”，基本上相当于德国人所说的“名誉”一词，也就是维护自己的名声。“对社会的情义”就像一种契约性关系，这并不同于“义务”，因为“义务”大多针对的是至亲亲属。而“情面”则针对的是至亲亲属之外的。比如女婿对岳父、媳妇对公公在“情面”上都是称作父亲，女婿对岳母、媳妇对婆婆在“情面”上则都称作母亲。姻亲兄弟或姐妹因为“情面”也成为兄弟、姐妹。婚姻在日本也是一种家庭与家庭的契约关系，对配偶的家庭终生履行契约性义务就是因为“情面”的准则，不论你心里是怎样想的，至少从“情面”上说要都过得去。这其中最为主要的夫妻双方父母的情面，其中最为沉重的是年轻的儿媳对于婆婆的“情面”，它是最为脆弱和关键的。丈夫对于岳父的“情面”与媳妇对于婆婆的稍有不同，不过仍然非常沉重。如果是岳父出现了什么困难，做女婿的就需要尽力去帮助而不能有所逃避。
一位日本朋友说：“成年之后的儿子侍养自己的母亲这是因为对母亲的爱，这是‘义务’而不是因为情面。”也就是说，发自内心的行动就不是“情面”。对姻亲的“义务”则与此不同，这可能不是出自女婿或媳妇的内心，但又不能含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都需要去努力履行，不这样做就可能被世人谴责，说他：“这个人一点情义都不讲，丝毫不给别人情面”，这是一种能够带来可怕后果的谴责。
最能体现日本人“情面”心结的是“入赘养子”的问题。入赘养子就像媳妇嫁入夫家一样入赘到妻子家。若是一个家里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那就得招一个女婿入赘，以传承“家名”①。入赘的女婿会被认为妻子家的养子，而在他原户籍的册子上则要把姓名消掉，从此之后改姓妻子家的姓氏。进入这个家庭的养子，从“情面”上来说，也就是自己岳父母家的人了，将来去世也将葬入岳父家的墓地，就像女儿嫁到丈夫家一样。女婿入赘而成为养子的原因也不仅仅是因为妻子家没有男孩，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双方的利益，也就是一些“政治联姻”。所以有时候，女方一家虽然可能很贫穷，但他们拥有贵族身份，男方一家为了在等级制中获得一个显贵的身份，也可能带着钱入赘到女方一家；还有时候是女方家庭很富裕，但是看中了女婿，并希望着力培养女婿，供他上学之类，这时候女方家可能就提出让女婿入赘的要求；还有当女方的父亲考虑到未来女婿一家对于自己生意上的帮助而提出女婿入赘的情况……总之，无论是什么情况，入赘养子总是要接受妻子家的各种恩惠，那么“情面”的负担在此就显得特别沉重。其中，改换户籍姓氏一事，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在封建时代，改换完姓氏之后的养子若是遇到战争时则必须为养父（岳父）而作战，即便养父的敌人正是自己的生父也在所不辞，不容妥协，只有这样才能让养子在新家族中站住脚跟成为其一员。近代日本因为“政治联姻”中“情面”的强大约束力，使得入赘养子被牢牢地束缚在他岳父或养父家的事业和命运上。明治时代的联姻双方更是因此而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但入赘养子在社会上没有太大的认可度，人们一般都比较嫌恶入赘养子。日本人有句谚语说：“但凡有点吃的，就坚决不入赘。”因为入赘会带来沉重的“情面”负担，所以人们非常不喜欢入赘养子的身份。假设美国也非常不喜欢入赘一说，那么美国人肯定会说：“这不是男子汉应该干的！”而不会把嫌恶的原因归结为“情面”的义务。总之，对“情面”的回应就是一件让当事人非常为难却又不得不做的事，“不愿意”也没有办法。当一个日本人说“为了情面”时，这说明他面临着让人沉重的人际关系负担。
“情面”还体现在面对伯父母或者甥侄们的时候。这些“义务”也不属于孝行的范畴，这也是日本在家族关系方面上和中国存在的一个很大差异的地方。中国是一种大家庭形成，各种亲属，甚至是远房亲戚都有资格来分享家族的共同资源。在日本，这却行不通，对这些亲属的责任也是属于“情面”上的。日本人说，如果要向这些亲属进行救助，并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对我有恩的报恩举动，而只是因为共同祖先的感情出于“情面”上的帮助。虽然，日本人对于认真抚养孩子的动机同样是因为祖先，不过那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而帮助远亲，则只是“情面”的范畴。当不得不帮助他们的时候，日本人或许会说：“我是碍于‘情面’。”
与对姻亲的情面相比，传统的武士对于主君及其同伴的关系才是大多数日本人最为看重的“情面”。这关系到当事人的名誉，体现的是当事人对于上级和同辈的忠诚。日本有很多传统作品都称颂这种“情面”所赋予的责任，并将其视为武士的德行。在被德川家康统一之前，武士的这种德行在日本被大肆提倡，甚至在当时人们心目中还高于“忠”的观念，也就是忠于将军的义务。十二世纪的时候，源氏将军向一位大名要求引渡他的敌对领主，可是这位大名的立场是庇护将军的敌人，他回信给源氏将军说明理由。其信现在仍然保存。信中大名对将军如此不给自己“情面”表示强烈愤慨，并且拒绝以“忠”的名义背叛“情义”。他写道：“我对于您指派的这件公务无能为力，但是我清楚武士的名誉意义如何，我清楚武士之间的‘情面’是永远不能受到侮辱的。”也就是说，武士对于“情面”的看重胜过对待将军的权威。他拒绝因为自己对“所尊敬者背信弃义”①而让“情面”受损。很多现在流传下来的故事、能乐、歌舞伎或神乐舞蹈都是从这些关于武士德行的历史中改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