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讲述生活在十二世纪的豪杰——天生神力而战无不胜的浪人（没有自己的主君，自谋生路的武士）弁庆的故事，这是其中最着名的。豪杰弁庆拥有一身神奇的力气，除此之外什么本领也没有。他是一个人人为之战栗的人，寄身僧院，僧侣惊恐，斩杀武士，收集刀剑，希望以此筹措武士必须的行装。后来，他与一位貌似平平的年轻领主进行比武，没想到这却是一个劲敌，当弁庆得知他的对手是将军源氏的后裔，而正在积聚实力准备重新夺取其家族的将军地位之后（这位青年就是日本人极端崇拜的英雄源义经）弁庆便向义经表达热诚的“情义”，希望能在义经手下效力。后来弁庆为源义经立下很多战功。不过却在最后一次战斗中，因为敌众我寡而被迫逃跑。义经和弁庆化装成僧侣，流浪全国。但是在最后时刻，还是引起了敌人对有着贵族气质的义经的怀疑。此时弁庆为了消除敌人的怀疑，借口一点小事大打义经耳光。敌人因此疑团全消。因为，家臣是绝对不能动手打自己的主君的。如果打了那将是一次严重的违背“情面”的疯狂举动。当义经顺利脱险之后，弁庆立即跪在义经脚下，请求义经为自己的大不敬行为赐死自己。不过义经最后还是赦免了弁庆。
这些古老的故事所反映的就是日本人的“情面”问题，这种顾及他人情面的行为正是近代日本努力构筑的一个黄金时代的梦想。在当时的“情面”情境中，似乎不存在什么“不愿意”做的因素。当时的日本人在面对“情面”和“忠”相冲突时，能够义正辞严地选择坚持“情面”，这与今天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当时，“情面”是一种人们珍视的直接人际关系，并且有封建文化的保护和装饰。“懂得他人情面”的含义也就是对于主君的终身忠诚，主君也同样以诚报答。“报答情义”，即将自己的生命献给深受其恩的主君。
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个故事，它体现了日本人对于“情面”的美好想象。事实上，在封建时代，很多武士都可能被敌对的大名收买。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主君对自己的家臣进行了侮辱，那么家臣便可以弃职而去，甚至从此叛变与敌人勾结。或许日本人之所以同样饶有趣味地颂扬复仇也是因为“情面”，就像他们颂扬英勇捐躯尽忠一样。应该这样解释日本人对于“情面”的照顾。对主君的“情面”是尽忠；对自己名誉的“情面”则是对侮辱进行复仇。这是盾牌不可分的正反两面。
不管怎么说，关于忠诚的故事都已经成了过眼烟云，使人不会“嫌恶”的“情面”问题在现在的日本似乎也只是成了一种令人怀念的梦想。如今，顾及“情面”已经不再是只对自己的主君忠诚那么狭隘了，它已经扩展到了对各种人履行各种“顾及情面”的义务。这往往让人感到“不愿意”，而又常常因为各方面的舆论压力迫使人们不得不去做一些违背自己心意但却与他人情义有关的事。有人说：“我完全是出于情面才答应这门亲事的”，有人说：“我之所以录用他完全是因为情面”，有人说：“我去会见他还不是出于情面的考虑”……如此等等，这让很多人不得不感叹自己常常“受到情面的纠缠”，这句话可以译作“Iamobligedtoit”（我被迫这样做）。他们说“他在用情面强迫我”，“他用情面逼我”，类似这样的话的意思都是说，一些人因为过去的交情或者所施的恩情来强迫当事人做出并不愿意做或者不想做的事，而这个人的强迫未必都是有意为之。无论是农村的小商店买卖中还是上层财阀社会或日本内阁之中，所有的日本人都能够感受到来自“情面的强迫”、“为情义所迫”。比如一个求婚者因为两家有着不一般的深交关系或者有着彼此合作的交易而强求某人成为自己的岳父；还有人会用“情面的强迫”手段从农民那里得到土地，而顾及“情面”的人往往只能答应而别无他法。他的理由就是：“若是不顾及这样的情面，人们都会说我毫无情义，不懂礼数。”这些都包含了当事人的“不愿意”或者“顾及情面”的含义。
对于“情面”的准则就是必须顾及，这是有严格要求的。有时候一个人迫于“情面”不得不将正义暂时放弃。顾及情面的人常说：“为了照顾他的情面，我无法坚持正义。”另外，“情面”的准则也并非“爱邻如己”，因为照顾情面有可能并非出于真心。碍于情面的人会说，之所以必须给他面子是因为“若是不这么做，就显得自己很‘不懂事’，就会被人耻笑让自己蒙羞。”总之，顾及情面的原因就是因为世人的舆论迫使他不得不去这么做。“对社会的情义”通常可以用英语的“conformitytopublicopinion”（遵从舆论）来翻译。一些辞典还会将“出于对社会情义的考虑，我只好如此”译作“peoplewillnotacceptanyothercourseofaction”（人们不承认其他办法）。
如果我们把日本人的“情面”心结比作美国人关于偿还借款的规矩，那可能更有助于我们来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态度。美国人在接到别人信件或礼品或有人进行劝告时，他们不会觉得这需要像偿还银行借款或付清利息那样没有自主性。只有在有关金钱的交易中，美国人才会使出一些上纲上线的惩罚，比如对不能按时偿付者宣布他人格破产。而日本人则将不懂得照顾别人情面的人等于人格破产，但是在琐碎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件事都会有“情面”在其中。这也就是说，一些在美国人看来毫不介意、根本想不到能涉及原则问题的细小言行，在日本人那里就可能需要慎重对待，也意味着日本人在常年的复杂环境中，会谨小慎微，防止自己犯一些低级错误。
日本人对“社会的情义”的观念，同样有些类似于美国人的借债还账，也就是说，在照顾“情面”的问题上，人们至少在思想上应该做到毫厘不差、等量对待。这一点与“义务”完全不同。日本人的“义务”是无限的，不管怎么做也不能报答完；“情面”则是有限的。美国人总以为日本人对所有的旧恩都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日本人不会这么认为。另外，我们也觉得日本人的馈赠习惯很奇怪，比如，每个家庭要每年两次准备一些礼品作为半年之前所受馈赠的答礼；一个女佣人还要年年送给雇主家礼物作为雇主雇用自己的谢礼。不过，日本人对于接到比自己赠送的礼物更加贵重的回礼比较忌讳，这被称作“赚礼”，他们认为这是有损名誉的事。如果说一个送礼者是“拿小虾钓大鱼”，那是非常难听的话。而日本人对于照顾情面，报答情义的态度也是如此。
日本人会精心记录彼此之间的来往，不管是劳务来往还是礼品来往，这些记录似乎非常奇怪，可事实上这是他们对于“情义”进行回报的依据。比如在农村，这种记录一般会让村长保管，也可能由组①内的某个人保管的，还有由家庭或个人保管的。遇到丧葬，人们在送葬时会习惯带“奠仪”，亲戚们要送去用来制作送葬用的幡的各种布，周围的邻居们都会过来帮忙，女的负责下厨房，男的负责制棺、挖墓穴。这些事情，是我们在一个名叫须惠村的村长保管账簿记录中看到的。在这份珍贵的记录中，我们还看到了周围邻居们都送了什么礼，帮忙做了什么事，因为这样的记录也是日后别家出现同样问题时进行还礼的依据，它像是一种长时间的礼尚往来。当然，还有一些葬礼中短期的礼尚往来，丧主要招待前来帮忙制作棺材的人，而前来帮忙的人也会带一些大米之类送给丧主作为膳食之资。这些也被村长记录。村民们也常常举行庆祝宴会，前来的客人会带一些米酒，作为宴会的饮料。不管是新人出生还是旧人死亡，或者是插秧、盖房、联欢会等等，所有相互之间的赠送都会有仔细的记录，以方便日后回报，这其实就是日本人对报答情义、照顾情面而形成的一种有限义务的表现。
还有一点关于“情面”的问题，与西方世界的借债还帐非常相似。那就是如果“情义”没有按时回报，那就会像利息一样有所增长。埃克斯坦（Eckstein）博士曾经叙述过他与一位日本制造商的交涉过程，这位日本商人为埃克斯坦博士提供了前往日本的旅费，希望博士能够搜集一些关于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博士在搜集到资料之后返回美国进行传记的撰写工作，定稿之后他把这部传记寄往日本那位赞助他的商人处，可是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任何有关此事的来信。博士担心：会不会因为书中一些地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又发出几封信，不过仍然没有任何回音。直到几年之后，这位制造商来美国并打电话给博士。很快，他就带着价值不菲的几十棵日本樱花树来拜访埃克斯坦博士。这是一份贵重的礼物。之所以要送这么重的礼物就是因为回报博士的时间延误得太久了。迫于情面的人一般都会在不能及时回报时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加重自己的偿付。有一个人向一位小商人求援，这个人是这位商人童年时的老师的侄子。因为考虑到自己从未报答过自己童年时的老师，所以商人虽然不愿意但仍然答应帮忙，因为他对于童年时老师的情义负债时间太久了，容不得他不这么做，只有偿还自己对老师的这笔欠债，才不会被世人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