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的情况是蓄养情妇的都是有钱的上流人士，不是很有钱的男子只是在外面寻找艺伎或者妓女消遣。在日本，这种玩乐是公开的，丈夫要出去玩，妻子还会为他梳洗打扮，而丈夫在妓院玩乐的账单也会被送到妻子手中，她会照单付款，这在日本被视为理所当然。对于这些，妻子有可能非常不快，可是她也只能懊恼自己。一般来说，在艺伎处的花销要比在妓院的花销更多，不过对艺伎的费用并不包括带有性行为的过夜。男人们在艺伎那里主要享受的是那些经过专门训练、穿着入时、有着得体举止的美女款待。若是看中了这位艺伎，希望进一步发展，那就必须签订契约，成为这位艺伎的保护人而明文规定这是他的情妇，也有因为男的有非凡魅力打动了艺伎而让艺伎自愿献身的情况。当然，在艺伎那里过夜并不排除其中的色情之事，无论她们的舞蹈、歌谣，还是举止、风趣，虽然十分传统，但却十足挑情，而且艺伎会把家庭生活中妻子不会表现出来的东西表现出来。总之，这是家庭义务以外的另外一种生活，是对“孝的世界”的一种解脱。没有什么理由不去追求这种生活，只不过这两种生活必须完分得一清二楚。
妓女所在的地方都是烟花之地。一些人因为在艺伎处的玩乐没有尽兴便会再去妓院。对妓女的花费远低于艺伎的花费，所以手头不宽裕的人便不去找艺伎而只是在妓院玩乐。通常妓女的照片会挂在妓院外面，日本人便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没有避讳地品评挑选。妓女身分低微，大都是因为生活所迫而成为妓女的，她们没有经过专门训练，不会懂得艺伎所掌握的艺术。最早人们挑选妓女的时候，妓女就坐在嫖客面前，面无表情地听任他们挑选，直到后来遭到了西方舆论的抨击之后才改成了现在的挑选照片的方式。
男人可以和妓院签一项契约成为他所选中妓女的唯一保护人，这样这位妓女就变成了他的情妇。契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这位妓女。还有一些与雇主产生感情的女侍或女店员，她们会成为雇主的情妇，但可以没有契约，即所谓的“自愿情妇”，她们没有任何保障。一般情况下，这种自愿情妇的产生是因为男女之间真正的爱情，可是这却属于日本社会中公认的“义务世界”范围之外。所以当日本人看到美国的一些被抛弃的年轻妇女，带着稚童而悲伤失意的故事或诗歌时，便会将这些私生子的母亲等同于“自愿情妇”。
在日本的“享乐”范围之内，同性恋也是被承认的一项内容。传统时代中，很多上层的人物如武士、僧侣等，就把同性恋看做一种公认的享乐。明治时期，为了赢取西方人的好感，日本废除了很多旧习，其中同性恋也被宣布为非法。可是在日本社会中，人们仍然把这种习惯当做可以追求的“享乐”内容之一，虽然不必郑重对待，但并不是禁绝的，只要它不影响家庭关系而被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就可以。正是因为这样，日本人的“同性恋”不会出现西方人所担心的某个男人或女人为了同性恋爱而组建家庭共同生活的情况。日本有一些自愿的职业男妓，不过这也仅限于同性之间的享乐，彼此不涉及正常生活。美国也有同性恋的问题，不过让日本人感到吃惊的是成年男子会扮演同性恋中的“被动角色”，因为在日本，“被动角色”一般都是少年，如果是一个成年男人作为“被动角色”，这会有损尊严。这就是日本人与我们并不相同的界线：可以做某些事但是不能失去自尊。
日本人也不认同自慰关乎道德问题。日本人创造了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难以发明的各种自慰工具。当然，他们也在努力避免在这方面过于昭彰，尤其不希望外国人对此指指点点。不过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东西。在西方，人们对于手淫的行为强烈反对，大部分欧洲国家比美国的反对程度更加强烈。大人们会对小男孩说手淫能得神经病，自慰会让头发秃掉等等。母亲会监视着孩子，如果知道了这种事，便以非常严厉的态度对待，有可能还进行体罚，绑住孩子的双手；或者对孩子说，上帝会惩罚这种行为的。日本的孩子没有这种体验，成年后的他们也自然不会有我们那样的态度。他们完全不认为自慰是一种罪恶，反而认为这是一种享乐，只要能够把它置于严谨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地位，就无不可。
酗酒同样被允许。日本人在知道美国人要禁酒的时候，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想法。他们对于我们为号召禁酒而举行投票的活动非常不理解。在日本人看来，饮酒是一种乐趣，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不应该反对这种小消遣，酒也不能困扰一个正常人。就像不必担心日本人会产生同性恋婚姻一样，在理论上也不必担心日本人成为一个嗜酒如命的醉鬼，事实上，酒精中毒在日本也确实并不多见。他们只是把喝酒作为一种愉快的消遣，如果有人醉酒，也不会引起家庭以至社会上的人严重不满。他们不会把醉酒和撒酒疯胡来联系在一起，没有人肯定醉酒之后的父亲会无缘无故打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情况是喝酒的人们纵情歌舞，少了很多平日中严肃繁琐的礼仪束缚，他们只是在痛快地畅饮。在一些酒宴上，人们甚至会坐在对方的膝盖上，有说有笑，乐此不疲。
日本人把饮酒和吃饭严格地区别开来。宴会上，开始吃饭的人也就意味着他不会再喝酒。在日本人那里，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彼此界限分明。如果是在自己家里，可能他会先吃饭，饭后再喝点酒，可是绝没有边喝酒边吃饭的情况，只能一种一种地享受，不能同时进行。
日本人这种几乎与西方截然相反的“追求享乐”的观念，从根本上把西方人认为的人生中充满了肉体和精神两种力量对抗的哲学所推翻。日本人没有把肉体的需求当做罪恶，让肉体享受快乐与犯罪完全不沾边。精神和肉体并不是彼此对立的两大势力，从这个信条的逻辑中我们能够推导出一个结论：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善与恶清晰对立、彼此斗争的世界。乔治·桑塞姆写道：“日本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似乎对于恶的问题的认识能力都存在着不足，或者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日本人并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①其实，日本人从来都没有把“抓住恶的问题”当成一种能够终生履行的人生观，为恶必不能长久。日本人相信每个人都有两种灵魂，但这两种灵魂不是对立的善和恶，而是“温和的”灵魂和“暴躁的”灵魂①，在一个人的人生中、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中，既有他们“温和”的时候，也有他们“暴躁”的时候，不存在其中一个灵魂将来会进地狱，而另一个会上天堂，这两个灵魂都是人生中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并且在不同场合中它们都是善的。
日本人所尊崇的神灵同样也是既有善的时候也有恶的时候。日本最着名的神灵是天照大神（女神）的弟弟——素盏鸣尊，他是一位“迅猛的男神”，对自己的姐姐非常粗暴，在西方的定义中，他相当于魔鬼。素盏鸣尊来到他的姐姐天照大神的房间里，天照大神怀疑他会图谋不轨，因此要赶他出去。于是，素盏鸣尊便开始胡搅蛮缠，大闹起来，当天照与侍者正在饭厅里举行尝新仪式②的时候，素盏鸣尊竟然乱拉大便，他还将人间稻田的田埂肆意毁坏——这是滔天大罪。而最坏的，也是让西方人最难以理解的是，他竟然在姐姐的卧室上方挖了一个窟窿，将自己“倒剥皮”的斑驹③放入其中。于是诸神们审判坏事做尽的素盏鸣尊，把他处以重刑，驱逐他出天国，流放到“黑暗之国”。④可是，日本人并未因此而排斥这个神，他仍然受到了日本民众应有的尊敬。类似的神话故事在其他文化中也会有，恶神总是不可缺少，可是一般说来在那些有着严峻道德伦理规范的宗教中，都会毫不犹豫地排斥这种神在人们信仰中的地位，人们多数喜欢把超自然的东西也分成善恶两个集团，他们之间黑白是非都十分清楚，或许这样更符合西方人所熟悉的善与恶的宇宙斗争哲学。
日本人却始终对于这样的看法不能认同，他们认为人们的德行修养不包括与“恶”进行斗争的内容。日本的思想家和宗教家们数几百年来一直在不断阐述，将善恶对立的道德律与日本的现实并不适合。他们大声宣布，这正是日本人所信仰的道德的优越性。他们说，中国人不得不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将公正、慈爱的品行作为准则、作为不容挑战的绝对标准，纠正了那些有缺点的人或行为的不足。日本十八世纪的着名神道家本居宣长说：“这是适合中国人的，因为这种德行可以约束中国人的劣根性。”①而近代日本的一些佛教思想家和信奉国家主义的人们也把同样的观点在不同场合宣讲出来。他们认为，日本人是性善的，日本民族的德行可以信赖，因此不必与自己的性恶进行斗争，人们只要让自己的心灵纯净，在不同的场合中让自己的举止行为得当就足够了。日本人更加强调的是自己的修身而不是与恶的力量进行斗争，只要让自身没有污秽，那么“恶”就可以从自身清除，而人的善性也就会散发出光辉。日本的佛教更加强调凡人都可以成佛，高尚的品德不在于汗牛充栋的佛经死书中，而在于修行人自己的悟性和原本一尘不染的心灵。因此，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心灵中不能发现善呢？没有谁与生俱来是恶的。我们都知道基督教圣经《诗篇》中“我诞生在罪孽之中，当我还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已经有了罪。”②日本人完全没有这样的原罪学说，他们不认为人是堕落的，“追求快乐”是上天的恩赐，即便是肉体的快乐也不应受到谴责。因此不管是深邃睿智的哲学家还是朴实无华的农民，所有日本人都不会对符合人情的“享乐”进行谴责。
当美国人听到日本人的这些观点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会变成一种放纵自我的纵欲哲学。可事实是，像前面说的，日本人自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履行好做人的“义务”。他们非常认同进行报恩的义务就要牺牲个人欲望和享乐。他们也认可一生只是为了追求享乐是不道德的。只顾及欲望和享乐的想法会让日本人非常吃惊。日本人对于享乐的态度就是暂时全身心地享受只是严肃生活之外的一种消遣，若是把享乐当成一件若有其事的郑重之事，甚至把它提高到和国家与家庭的恩情相当的地位，那是十分不可思议的愚行。他们非常明白履行“忠”、“孝”及“情面”的义务会非常辛苦，他们为人生中无法逃避的辛苦有着充分的准备。但是在关乎日本人尊严的“义务”面前，他们依然能够毫不迟疑地放弃自己以为非常合理的享乐。这需要坚强的意志才能做到，而具备这样的意志正是日本人赞誉有加的美德。
与日本人这种见解一致的是，在日本小说或戏剧中，难得出现“大团圆”的结局。这种皆大欢喜的结局是美国人所希望看到的。他们总是祝愿剧中人能够永远生活在幸福中，他们愿意看到剧中人的美德能够得到回报，如果他们为故事而感动得流泪，那大多是因为具有高尚品德的主人公不得已成了社会黑暗的牺牲品。相对于成为牺牲品，大家更希望善良的主人公能够万事如意，有一个美满的结局。日本的观众却会更被因为命运主使男主角最终走向悲剧或者美丽的女主角不幸遭到杀害的结局而深深感动，只有这种悲情的落幕才是让日本人醉心欣赏的高潮。很多人去戏院就是为了感受这种悲剧情节，包括现在的很多日本电影，也同样选择男女主角所遭遇的苦难作为故事的主题。互相深爱的两个人却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分手；或者他们虽然结了婚并且在非常幸福的时候，其中一方却因为履行作为日本人的义务而不得不自杀；也或者妻子为了丈夫的理想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一切，在丈夫即将成功的时候，妻子孤独地隐身市井，让丈夫有一个自由宽阔的生活空间；或者当丈夫一朝成名之时，妻子却在贫病交迫中带着欣慰死去，如此等等。总之，所有的故事都不需要制造一个欢乐结局，只要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男女主角自我牺牲精神的同情和感动就已足够。剧中的人物所遭受的苦难并非因为上帝的安排和判决，而是他们承受了履行义务中需要忍受的一切，不管在他们面前制造了多大的不幸和艰难，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逃避自身的义务，而是选择了在正途上坚强地活下去。
即使是现代日本所拍摄的一些战争电影也体现了日本人的这种传统，一些在看过这些电影之后的美国人说，这简直就是最好的反战宣传。美国人的这个反应同样是典型美国式的。因为他们在这些电影中看到的只是惨烈的牺牲与苦难，他们看不到任何如阅兵式、舰队演习或者巨炮等让人鼓舞的场面。不管是以日俄战争为题材的电影还是以中国事变①为主题的电影，其格调一致：泥泞的道路中艰难的行军，惨烈痛苦的苦战和胜负未卜的熬煎等等。电影的银幕上没有任何能够看到胜利希望的镜头，也看不到士兵们带着热情高喊“万岁”的冲锋镜头，代之的只是深陷泥泞、荒凉衰败的中国小镇的黑夜，也或者是这样的故事：一家三代为国而战，三次战争中幸运的幸存者不幸地变成残废、瘸子或者盲人。或者是一个失去生计维系的家庭集聚在一起悼念刚刚在战争中战死的丈夫或父亲却继续鼓起勇气活下去的故事。像英美骑兵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的动人场景是无法在日本电影中看到的。另外，日本也很少有描述伤残军人恢复和其后生活情况的电影，甚至也没有涉及战争目的的电影。对日本观众来说，只要让他们看到所有的人物无时无刻不在尽力报恩就足够了。因此，被我们看做是能够作为反战宣传的电影在日本正是起到了为军国主义者宣传的作用。拍摄电影的人知道，这些电影不会让日本观众站起来反战。